在西方文化当中除了亚里士多德之外，另一位对于修辞学的流变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是伯克(Kenneth Burke)，他是新修辞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伯克认为修辞是语言的本质功能，是语言的使用，是用符号引发合作的手段，是人对符号的本能反应。在西方传统修辞学的基础上，伯克提出了“同一理论”。该理论既对传统修辞学的核心——“劝说”进行了传承和延续，同时也是对劝说的一种补充。
该理论充分融入了哲学和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丰富成果，考虑到了修辞中的对象问题，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观察，强调了传播对象和传播效应。因此伯克所提出的现代修辞学更加明确地强调，修辞是调节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
在“同一理论”中，伯克将“同一”视为修辞活动的本质属性。他还将“同一理论”分为三种方式，即“同情认同”、“对立认同”和“误同”。这种划分为危机传播的设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路径。
（一）同情认同
“同情认同”以人类的情感作为基础，以情感作为沟通的方法，进而达到双方相互认同的效果。在一些危机事件的传播中，修辞者也需要将共同情感作为基础和桥梁，使修辞的接受者除了对于事件本体更加明晰之外，在情感上也能够与修辞者达成一致。
例如，央视新闻频道的专题报道《决胜羊城》。
《决胜羊城》系中央电视台于2008年2月28日推出的专题报道，其背景是2008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这场在我国南方地区出现的数十年不遇的灾难，造成了大面积停电及其他严重的次生危害。广东地区成为受灾地区之一。2008年1月16日至2月6日期间，由于雨雪冰冻灾害引发了广东上行列车大量的晚点、停运。而此时恰逢春节临近，广东境内的大量农民工要回家过年，于是出现了大批人员滞留广州火车站的情况。广州市公安局在紧急情况下展开了全方位的安全保卫工作。央视的节目正是针对此次特殊的安保工作展开的报道。
此次对于雨雪冰冻灾害危机的报道属于在灾害后报道的类型，它选择了整个危机事件中一个小的事件进行报道，以小见大地对政府在次生危机中的作为给予了肯定。虽然在事件已经发生之后完成，但其多视点表述的方式、视频与实拍结合的影像、声音与画面的完美组合，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展现。该片在事件后续期的影响范围内进行传播，扩大了认同效应，更好地凝聚了人心，是2008年抗击雨雪冰冻灾害专题片的上乘之作。
在片子完成过程中，导演选择了使用多视点重述的方式，通过不同人物的回忆拼贴出整个事件的起因，并且以此多视点交替的方式，全方位展现了事件的起承转合。
在片子一开始，创作者通过“记者手记”的方式切入故事：
有人说，在那一天广州一直在下雨，也有人回忆说，那是一个热得让人淌汗的晴天，他们共同的记忆是，那一天是2008年1月26日。
这样的一段叙述，明确点出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也将人们很自然地带入当时的情境中。这样的切入方式既是一个纯粹客观视角的展现，同时也暗示了这是一个集体的记忆。
此后，不同的人物开始通过口述进行回忆，通过大家不同角度的讲述还原出了这段经历。在人物的选择上，从车站广场的播音员，到当时正要排队回家的农民工，到担任此次疏导工作总指挥的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等，众多亲历者加入到讲述团队中，通过他们的描述将事件重新描摹出来。
例如，播音员韩弘在描述中讲到了突发事件最初的情景，当她突然发现火车站前广场人潮涌动的时候，她的心理反应；讲到她被困在广播车上无法离开，经过16个小时之后才被两名同事架出去，穿过人潮去上厕所和吃饭的事情。紧接着，导演加入了当时要回家的农民工许元金的采访，他从自己和女儿到达现场开始，从另一个视角描述危机事件的过程。众人的讲述将事件的多个“碎片”重新拼贴起来，形成了一个事件场，而不同角度的观察和描述更加为事件的全面展现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的维度。
当然，旁白解说也很重要。旁白的解说词将整个事件串联起来，作为一个全知视点，与个人的讲述结合起来，点面结合，对于整个事件的表述起到了很好的结构作用。
在整个案例中，创作者通过危机事件的亲历者的口述将危机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回述，在整个修辞策略中，贯彻了“同情认同”的理念，让受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不断切入到一个个独立的观察视点中，观者跟随讲述者一同重新经历了事件发生时的各个现场，对每一位亲历者的亲身体验有了切身的感受，从情感的角度更易于对当时的情况进行认同。
（二）对立认同
“对立认同是通过分裂（segregation）而达成凝聚（congregation）的最迫切的形式。”客观地说，这是在修辞中注重双方彼此的差异性，通过对差异性的接纳获得一种新认同的方式。
例如凤凰卫视新闻《时事直通车》2010年10月4日的一新闻：
主持人：日本民主党干事长代理枝野信男在日前的演讲会上批判中国为恶邻，说日本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对法制观念的认识也不同，没必要期待与中国建立类似于美国、韩国那样的信赖关系。对此，日本内阁的关防长官仙谷由人就批评了枝野信男的说法。
解说：周一上午的记者会上，日本内阁关防长官仙谷由人回顾中国和日本的历史，认为日本文明和文化的形成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传承了一部分中国的文化。
仙谷由人：日本和中国的交往，少说也有两千年的历史，虽然有一些不愉快，但是追溯历史，我认为不应该那样评价中国。
解说：仙谷由人还说，现在日本NHK电视台正在热播《苍穹之昴》，在清朝末年时期中国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压迫，领土被迫割让，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是让人非常难过又无法释怀的一件事。
仙谷由人：历代内阁都讲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使中国人民受到很大伤害，这是事实。
解说：仙谷由人还表示，今后我们的邻居还会与我们有更深的关系，像过去一百年前那样，用力量抗衡力量的做法，在今后的中日关系中不会出现。
仙谷由人：21世纪的中日关系，是彼此说出心中的想法，在双赢的基础上，在战略互惠的基础上，找到双方的折中点，对那些没必要的摩擦，就别让它发生。
这条新闻出现在中日钓鱼岛事件后续效应的时间段内。此前，很多媒体都对钓鱼岛事件进行了报道，其中不乏过激的民族主义言论。而凤凰卫视的这条新闻，在事实基础上，对日本内部的不同言论进行了呈现。
新闻中引用了仙谷由人的几段重要讲话。作为日本现内阁关防长官的仙谷由人，他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本官方的态度。他在言论中承认日本文化“传承了一部分中国的文化”，并且借由在日本目前收视不错的电视剧，表达出对于中国被侵略历史的同情和感怀。而且，他还在讲话中承认日本曾经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这些内容，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对双方很多根深蒂固矛盾的正视，同时也敢于承认双方原有的这些矛盾。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最后一段讲话中所强调的“双赢”和“战略互惠”。
无论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还是出于外交的需要，仙谷由人在中日“钓鱼岛事件”后续效应延续期内发表这样的讲话，是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强硬主义抬头背景下的一股清流，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战争对于任何一方的国家和人民都没有好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单个国家为主体的利益方无法独善其身。只有合作与发展，才能共同实现和谐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凤凰卫视的这篇报道基于一个独立的立场，借由仙谷由人讲话中的修辞，以一种承认矛盾、承认差异的态度为基本点，表达了一种更加理性的立场，既清醒地看到了历史，也负责任地推动了将来双方的发展。
（三）误同
虽然误同的修辞理论在广告中使用比较普遍，但这却是很多学者认为的伯克理论中最晦涩难懂的部分。“伯克认为，误同能够将人们带到修辞情景的根源。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伯克对人和人的生存环境主体互联方面问题的关注。”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过程中的多次演讲是误同修辞的成功案例。
例如奥巴马的两段演讲：
这里没有一个自由派的美国，也没有一个保守派的美国，这里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请注意United的双关意义——笔者注）。这里没有一个黑色美国和一个白色美国、拉丁裔美国、亚裔美国，这里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
它是坐在柴火旁唱着自由之歌的奴隶的希望，它是即将启程前往遥远海岸的移民的希望，它是勇敢地巡逻湄公河三角洲的一个年轻海军中尉的希望，它是一个磨坊工人那敢于挑战不平的儿子的希望，它是个有着奇怪名字而又相信美国也会留给他一个位子的瘦小男孩的希望（这个小孩指的就是他自己——笔者注）。
有修辞学者在解释误同理论时将人类使用机器作为案例。人类在使用大型机器进行活动的时候，往往会误认为自身具备了机器的能力，但实际上人不过是机器的使用者，是机器提供给人类可以使用的条件，并非人类具备了机器的功能。这是误同的一个明显案例。
在第一段演讲中，奥巴马把那些好斗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定位为老一代，而他自己则能够团结早已厌倦了政治斗争的新生代。然后，依循美国政治的惯例，奥巴马还要让大家知道这种新美国人的根源，其实就是最原始的美国梦，一种已经被现今主流政坛遗忘了的古老承诺。所以，他透过第二段这等最动人又最有神话色彩的美国梦来进行修辞。凡是认同他所说的“希望”的，就是认同他；而又由于没有美国人会不认同这等“希望”，所以其实人人都该和他站在一起。“奥巴马再扩大了他的认同范围。”
修辞理论经历代修辞理论家的发展、完善之后，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即认同。区别于早期的“劝说”，“认同”不是简单的词句的选择和调整，而是一个双向交际和控制的行为，是一个动态交际目的实现的互动过程，是放眼于整个交际活动的行为。
随着人类认知的不断进步，在修辞中使用的手段也不断丰富，很多非语言成分如建筑、绘画、电视、电影、音乐、舞蹈等一切能使用的符号手段都能够进入修辞的范畴并在实际应用中加以使用。这也使得广义的修辞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更强。
在危机传播中，随着视听媒介的多元化，声音、画面中的各种元素也被赋予了修辞的功能。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些元素的修辞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第二节 国际危机传播中的修辞实务
在修辞学和传播学的交叉视阈中，话语在内容上包括传播者的话语目的、词语的意义、受传者的反馈等三个方面。传播者意图是通过修辞方法作用于话语所产生的意义显现的，同时受传者的反应也将成为重要的考察方面。
当有国际危机事件发生时，传播者的意图将根据事件性质、状态发生变化。在这个关系链条中，话语意义将随着传播者的方法和介质的变化，影响到受传者对意义的生成。因此，对于不同的传播介质要进行深入的分析，找到其传播特质，当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要视不同的传播介质使用相应的修辞方法。
具体来看，在全媒体的语境内，国际危机传播中的修辞手段将更加多元化，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在危机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修辞中需要注意的不再仅仅是字、词、句的选择与整合，还需要注意在危机事件传播中多种视觉、听觉手段复合式的使用，制造出修辞手段1+1＞2的传播效应。
此外，受传者的反应将进入研究视野中。因为在全媒体的语境下，传播活动从原来的单向行为变为互动式的双向行为，被传者的反应能够很快地反馈回来，传播效应也能够在短时间内获知。
一、国际危机传播中的受众心理与修辞
在国际危机传播中，要注意受众的接受心理，要针对危机事件的性质、特点、进度等进行危机传播的修辞。在国际危机传播的修辞中，要充分考虑到传播的语境因素和文化因素。
（一）修辞语境与修辞文化
首先，修辞行为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的，国际危机传播中的修辞也不例外。“所谓语境就是使用语言的具体环境，也叫言语环境。”
例如，在二战时期，希特勒曾经叫嚣“在三周内将把英国这只小鸡的脖子拧断”。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当时的演讲中用了“顽强的小鸡，顽强的脖子”这一比喻的修辞手法对其进行回应。虽然这一比喻本身并没有特殊之处，但是在战争危机瞬间频发的时刻，却针尖对麦芒地给对手以幽默的回应，极大地起到了鼓舞战士士气的作用。
其次，修辞行为应该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使用。传播中需要注意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