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数词方面，日本、韩国、中国具有相似的禁忌和崇拜的对象，都忌讳“4”，都是因为与“死”同音或音近。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崇拜“8”。1996年日本人称之为“平成八年”。“平成八年8月”中两个8相连，就代表着“八方运来，吉祥如意”。在日语中，8的发音与“哈”相类似，“888”就成了“哈哈哈”，这一天便成了“笑之日”。1996年8月8日上午8时8分8秒，日本东京有一位著名的漫画家还向人们发布了《笑日宣言》。在危机传播中就要充分考虑到此类情况，因为修辞活动面对的将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更需要注意其文化的背景，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争端。
在美国社会里，我们不能称黑人“Negro”，“The chocolate is as black as a negro(巧克力像黑人一样黑）”这样的语句如果出现在国际危机传播的修辞中，就是一种民族歧视，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和抨击，更不用说达到什么积极的修辞效果了。
（二）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
作为一种为达到特定交际目标而对语言进行调整，以期收到较好传播效果的语言活动，修辞还可以分成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种不同的修辞方式，对于受众的心理把握也是不同的。其总目的是通过有效的修辞策略，让危机事件中的传播更有成效，传播主体更加占有主动权，让事件的处理更加妥当。
消极修辞不是指修辞过程中的态度消极，而是一种专注于语法、逻辑的语言修辞活动。即表达者的说、写应该合乎语法规范，符合逻辑事理，也就是使当时想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得极明白，达到没有丝毫模糊、丝毫歧解的境界，也就是基本修辞。
例如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的一则新闻《菲律宾正式提交人质调查报告》：
主持人导语：菲律宾人质事件的调查工作已经完毕，调查委员会主席德利马17号将调查报告递交给总统阿基诺三世审阅。报告具体内容有望于20号前后公布。
解说词：德利马当天表示，调查报告长达80多页，涉及三个方面：评估事件本身、查明责任人和提出相关建议。报告结论主要是根据生还者的口供，以及直接参与这起事件人员的证词得出。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当天表示说，他已经收到了报告，并且正在阅读，将尽快给出答复。
该条新闻是在菲律宾人质事件发生后不久播出的，此时的人质危机已经从人质被挟持转化为一起外交事件。中国民众，特别是香港地区民众对于菲律宾警方的失职非常愤慨，同时对菲律宾官方的不作为有很大的意见。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在《中国新闻》栏目中播出这样的一条新闻，清晰地介绍了事件进展情况，对菲律宾最高元首的态度也有明确展示。其中，对于调查报告出炉、数据使用情况等都有比较谨慎的描述，没有使用任何过当的修辞手段。这使得整体报道严谨、清晰，所表达的态度也是冷静、克制的。
这是在国际危机传播中使用消极修辞的典型案例。在该起危机事件承前启后的过程中，为了使义愤的群众情绪趋向冷静，报道主体采取了避免事态扩大的做法，没有鼓噪添乱，而是在新闻中充分使用消极修辞的手段，通过理性信息的传达，引导观众的情绪逐渐平复，并逐步转向对事件的冷静观察状态中。这对于合理解决人质事件危机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相对消极修辞而言，积极修辞是一种调动一切积极手法，以提高表达效果为终极目标的语言活动。也就是说，为了达到“劝说”、“认同”等目标，修辞主体突破语法规范和逻辑事理进行修辞的活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积极修辞是一种超越常规的、创建性的语言活动。
在国际危机传播中，为了达到特定的传播效应同样需要使用积极的修辞。例如，通过对语言系统固有的或是在语言特定组合关系中临时产生的模糊性的利用，使言语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的语言运用活动。
这种由模糊修辞产生的话语就是模糊言语。近年来，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步完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教育部、公安部、卫生部、国务院台办等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作为典范，在应对各种国际危机事件的时候，都显示出了高超的应对技巧，表现出十分鲜明、稳定的语言运用特点。而在应对一些不太好正面对答的问题时，其模糊修辞的运用也十分突出。
例如2006年1月24日下午，孔泉召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尼泊尔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最近尼泊尔政局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也很关心。
这是尼泊尔政局发生震荡的时期，外国记者提问我国对于尼泊尔内乱的看法时孔泉的回答。
中国与尼泊尔是近邻，该问题的受众当然不止这名记者一人，也包括了尼泊尔的受众，包括中亚地区的受众，甚至在更广阔层面的人群都会关注发言人的回答。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引起一定层面的国际纠纷。不过，发言人孔泉很好地使用了“模糊修辞”的策略，在名词的使用上做了一定的调整，以“变化”替代了有可能会出现的“政变”、“内乱”等词。以一种中性、客观的立场回应了该记者的提问。
在回答中，“变化”一词传递出我国一贯以来“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对其他国家内政妄加论断的态度。同时“关心”一词也适度地表现出了作为邻国，对于该国内部政局变化的某种关切。分寸合理，拿捏得当，处理得非常到位。
可以看到，在危机传播中，对于受众心理的把握和传播手段的运用是密不可分的，要充分考察修辞的文化背景和现实语境，通过对受众心理的把握来选择具体的修辞策略，不能一概而论。
二、国际危机传播中的文本修辞
在国际危机传播中，传播主体出于特定的目的，希望传播能够尽可能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于是针对不同的文本形态，组织、设计和行文力图通过基于事实基础的文本修辞，达到其设定的传播目标。
（一）文字的使用
在全媒体的视阈中，文本的形态比较多元。在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网站、手机等新媒体形态为基础所形成的文本中，语言（文字）是修辞最基础的手段。传播者通过语言的选择、使用、调配，形成修辞的意义矩阵。
例如美国《纽约时报》11月28日的报道《要中国像美国一样做事》：
从经贸到气候变化、汇率、伊朗直至上周的朝鲜问题，美国对中国施以逼迫、鼓励及诱之以利，但不是成效寥寥就是徒劳无功，因为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都有自己的顾虑。
中国的这种担心造成美国政府接二连三地做无用功。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公司副总裁罗杰·贝说：“从根本上说，美国想要中国做它想要中国做的事。我们希望确保世界符合美国的意愿。这意味着在某些时候要使中国屈从于我们。”
这篇文章的发表背景是在朝鲜和韩国的延坪岛危机冲突之后。由于地区局势复杂，美国希望中国按照其思维逻辑处理后续事宜，所以在新闻中流露出了相当不耐烦的情绪。这体现在措辞选择上。“逼迫”、“诱之以利”等词语的选择，无一不展现了美国拉拢中国的徒劳想法。而文章中借用罗杰的话“要使中国屈从于我们”，更是表现出了美国强硬的一面。这是美国强硬派在朝韩危机之后对于中方态度的真实写照。这种整体修辞策略的运用，无疑是在对中国施加压力，妄图使中国归顺到美国的思维轨迹中。
（二）修辞手段的运用：以隐喻为例
隐喻是主体在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理解置换，即通过一个概念去理解另一个概念。当然，隐喻的使用应该是从已知到达未知，从而认识未知，通向未知领域的桥梁。
在国际危机传播中，传播主体常使用隐喻，即借助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概念来诠释、暗示危机事件中不易于理解的概念，使整体的表述更加清晰、简洁。
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有很多的隐喻。而隐喻多来自体育和战争，且深深根植在美国的历史文化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