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要点
在危机事件处理中，媒介通过话语框架的建构，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认知甚至事件的发展方向
修辞在危机事件传播的话语框架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国际危机传播修辞建构的运作机制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经济实体和政治实体都将遭遇到比以前更加复杂的社会语境，因为相互之间的接触方式更加复杂，信息流动更加自由，突发事件的频次加剧，突发事件的发展也变得更加迅速。很多时候，蝴蝶效应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并波及很大的范围，对事件的主体产生极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形态更加复杂，各种媒介终端层出不穷。大众传媒的话语形式、语词内容的多元化趋势也随着传播形态的多元化而更加凸显。在这些语词中所附着的意识形态内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辐射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它们所携带的信息为受众建构起一个虚拟的世界，极大地影响了人们认知世界的角度、方式，同时也让受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种变化并非只在个体层面，而是在各个层面都有所显现。各经济实体或政治实体之间也会因为传播语态的变化，产生相应的调适，这将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新闻传播，作为信息传播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产生这种影响的重要表现形态。
新闻通过对话语框架的建构，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受众对于事件的认知，也间接影响了事件的发展方向。而导致结果出现的很重要原因正是新闻中的话语框架体系，它包括了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在全球化的危机事件传播中，这样的话语框架显得尤为重要，会对危机事件的传播方向产生策略性影响。
这种话语框架的形成，其实就是一种修辞活动。本章的研究重点正是在危机新闻传播过程中，如何在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有组织的策划和实施，使话语框架的形成对于事件的主体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本章试图在新修辞学理论基础上，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探讨修辞在危机事件传播的话语框架建构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是以怎样的运作机制参与危机传播的修辞建构，并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第一节 国际危机传播视野下的修辞维度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媒介技术的更新，发展中的中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与世界的信息交换呈现更加频繁的局面。新闻事件本身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往往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突发性新闻事件的发生，极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演变成危机事件，并且通过不同的渠道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从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甚至会对国家核心利益造成损害。在危机事件中，更需要通过对事件的恰当报道达到或者超越预期的传播效果。
在我国，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在新闻事件演变成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作为报道主体的各类新闻机构，应当建立危机事件的应急反应机制，在事件突发过程中及时、准确、恰当地选择报道方式和角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通过有效的报道化解危机事件对国家社会、人民群众造成的冲击与伤害，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一、修辞学理论与新闻传播
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环伺的年代，尤其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近几年来我国社会突发事件、危机不断涌现，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2003年“非典”事件后，危机管理、危机传播、危机报道等相关问题更成为我国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2003年著名话语分析学者托伊恩·A.梵·迪克(Teun A.Van Dijk)的著作《作为话语的新闻》和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著作《话语与社会变迁》中译本的出版，一度激起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和兴趣。正是话语分析与新闻传播研究对语言及其意义产生的问题的共同关注，使得我们能够将话语、修辞等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和新闻传播研究相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新的研究路径。
（一）新闻传播中修辞的目的
人类进行信息传递、思想感情的沟通主要是依靠语言。修辞的基础是语言学，它是随着人们对于语言、意义的认识的发展而变迁的。20世纪初，西方哲学实现了从认识论研究到语言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它要求通过语言深化人对自身的理解，并从语言出发去探寻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哲学的“语言转向”促使人们注意到语言在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现的“话语分析”理论，将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和言语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考察。该理论认为人说话的主要意义在于话中的语意，而并非简单的结构。同时将语言与社会、文化、民族、意识形态等背景相联系，强调了人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文化意义和修辞目的。行为主义修辞学家杰拉德·豪斯认为，修辞是一种人类行为，之所以称修辞是一种修辞行为，是因为修辞与人类其他一切行为具有共性。
由此可以看出，修辞是人类的一种语言活动。“修”是修饰的意思，“辞”本来的意思是辩论的言辞，后引申为一切言辞。修辞本意是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通过言语的修饰，通过多种语言手段的运用，达到良好的语言表达效果。
语言是修辞的基础，同时语言又是人特有的特征。当然，修辞中除了语言的修辞，还包括非语言修辞，如画面、音乐、音响等领域的修辞。这些语言修辞和非语言修辞的使用，共同构成了我们身边的这个充满修辞符号的世界。
北京大学陈汝东教授曾经在文章中提及：“修辞是一种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修辞具有人类其他行为的一切条件，这包括行为主体——人，行为动机、目的、过程，以及修辞效果。这与人类的其他行为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在传播学的视野下，传播主体通过语言的调整和修饰，更好地体现主体传播意图，达到或者超越性地获得传播效果。在新闻实践中，特别是在危机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传播主体通过构建话语框架的方式传递危机事件中的信息，进而为受众提供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也展现他人理念，从而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对外传播的正常进行，进而促使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涵化形成。
（二）在危机传播中进行修辞的必要性
危机事件的突发性常常使我们手足无措，例如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的不可预知、雨雪冰冻灾害的突如其来、“3·14”事件和“7·5”事件的突然爆发，等等。
危机事件的爆发具有突发性、聚合性、迅捷性、牵连性等特征。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危机事件可以借助手机、互联网等介质迅速扩散，其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不言而喻。危机事件初期所呈现的是其破坏性甚至是灾难性，如果不能及时控制，极有可能演变为波及范围更广的社会危机，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当有危机事件出现的时候，特别是当传播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时候，往往存在一个全球性的风险，即在跨越文化背景的危机传播条件下，国家的传播体系如果处理不当，会使危机事件升级，危害到本国的核心利益。而要处理好危机事件的传播，需要处理好来自内部和来自全球化背景下的外部压力，特别是来自意识形态差异和文化背景差别的压力。如果处理得当，则能够营造出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能够为社会和谐发展发挥积极良好的作用。反之亦然。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李少南通过“非典”危机在香港的发展过程得出结论：跨文化传播对公共危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影响，分别是扩散危机、引入国际力量、调解分歧、团结内部及监控危机。当本土危机出现时，假若危机处理者对跨文化传播不能作出适时的使用及回应，危机将会持续，会对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危害。
过去我国在进行危机传播时，往往是在事件结束之后，由媒体有限度地参与并做一个回顾式的报道。但是在“非典”事件、“3·14”事件、汶川地震等危机事件之后，媒体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承担的职能也越来越重要。其间，媒体在危机事件新闻报道中更加自觉地使用修辞手段进行信息传播。
二、国际危机传播中的修辞原则与对象分类
在国际危机传播中，要对不同的危机事件进行分类，不同的危机事件采用的修辞策略应该不同。只有明确了不同的分类，才能更好地找到不同危机事件以及在危机事件不同阶段的对应处理策略。
首先，根据事件的不同性质，我们将危机事件简单分为自然性危机和政治性危机两大类。在自然性危机传播中，应该更加注重信息的公开透明，更加及时、迅速、有效地把信息传达给受众，避免社会性恐慌的产生；在政治社会问题引发的危机中，应当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尽快寻找解决办法，尽快将事件平稳解决，并做好相应的后续工作。
其次，根据危机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将危机事件划分为：危机事件初发期、危机事件延续期和危机事件后续期，针对不同的时序，传播主体应该做不同角度的新闻报道并完成相应的修辞行为。例如，在事件爆发初期，修辞的手段应该多以清晰、明确的信息传递为主，让受众尽快了解相关信息，避免谣言横生；在危机事件的延续期，应该对危机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定的梳理，寻找积极的解决办法，通过修辞手段让受众更加明确地寻找相应立场，并积极配合国家的处理过程；在危机事件的后续期，应该以深度报道等形式对危机事件进行深刻的反思，对造成危机事件的缘由、疏漏等进行主观与客观的检讨，并警醒同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危机传播因其传播方式比较特殊，针对不同事件需要有不同的修辞方法。但是总体来看，却有统一的修辞原则。
具体来看，危机传播包含以下三项修辞基本原则：
（一）真实性原则
修辞是具有社会性的一种行为，它是修辞者和修辞接受者之间的双向交际过程。但危机传播实际上还是属于新闻传播的范畴，是新闻传播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分类。它是由危机事件所引发的，由事件主体，特别是国家主体为了降低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在解决危机事件传播中掌握主动权而引发的有意识的信息传播活动。
因此，虽然修辞活动是修辞话语构建和修辞话语理解的组合，但危机传播中的修辞应该基于事件的真实，通过对新闻事件的捕捉、选择、排列、传播，很好地传递危机事件中的各种信息。
危机传播中的修辞活动应该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进行，不能凭空捏造、凭想象虚构，不能有意无意地夸大或偏移事件的本来状况，更不能以修辞的名义对危机事件的始末进行篡改。
（二）目的性原则
危机传播是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传播主体（本章主要指的是以国家为主的政治实体）为了发布危机事件信息、告知群众事件真相、寻找事件解决方案等进行的新闻传播活动。它与一般的信息传播有明显的区别，其目的的指向性更加明确。
从修辞学角度看，修辞活动是具有动机性和目的性的语言交际行为。修辞者按照一定的动机和目的指导自身的修辞，同时对于语言进行修辞。在修辞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主观的意图，同时要对存在的语境和角色等客观因素进行充分的考量，才能积极地实现其修辞和传播。
因此，在危机传播的各个不同阶段，可以根据目的的需要进行话语框架的建构，从而完成相应阶段危机传播的目标需求。而这些目的服务于传播主体在危机传播不同阶段的传播诉求，能够对危机的公布、化解、善后事宜等起到指引性的作用。
（三）全局性原则
危机传播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概念，是为了应对本地危机事件的无序扩散造成几何状增长的负效应而提出的。修辞在危机传播中不能局限在单个的词、句子的选择与调整，应该将研究视野放置于人类整体的交际活动中，特别是国家之间的话语互动中。
在危机传播的修辞活动里，修辞主体既要进行局部词语选择，也要恰当地选择整体话语策略，同时更加要突破原来的思维局限，将现代传媒的声音、画面等元素纳入全局考虑之中，通过有效的控制话语过程，使修辞的接受者作出相应的反应，从而达到理想的交际目的。
我们要注意到修辞主体（也就是发话者）对具体词句及修辞格选择所体现的达意追求，同时更加要注意其通过话语框架的设计对整个话语的调控，乃至为了社会关系达到理想效果而进行的调节。
三、国际危机传播中修辞的理论路径
“修辞（rhetoric）源于希腊文rhetorica，本意为演讲的技巧。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希腊城邦国家之间，当时是以口头语言为主的发展阶段，且由于国家的规模较小，常常以演讲和辩论的方式来决定公众事务。”这样的演讲和辩论后来逐步演变成国家间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说服”手段。
亚里士多德对修辞的定义是：“一种能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这一定义把修辞的界定与“劝说”联系起来，因此在西方古典修辞学中，“劝说”成为核心。在危机传播中，修辞主体要使传播更有效率，需要对修辞进行设计，而从何处入手，应该遵循一定的理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