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让事业蓬勃发展。
咸丰二年年底，一个改变命运的绝大机遇降临到曾国藩的头上，这便是先一年起义的太平军冲出广西，向江南进军，东南各省陷入战乱之中，为了配合正规部队的作战，朝廷在江南各省任命了四十三位团练大臣。四十三个团练大臣，在后来死的死走的走，几乎都没有办成什么事，唯一一个成就一番大业的就是曾国藩。成与不成，这中间因素很多，如何把握住这个机遇，充分利用这个机遇，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曾国藩充分利用机遇的一个主要的手段，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做大做强。回过头来看，他的做大做强有三个步骤。
所谓团练，就是后来的民兵，结队编团定时训练，无事则拿锄头做农活，有事则拿刀枪械斗。这种组织都在县城以下，各乡都有。各省团练大臣都沿旧例，只是局限在县、乡一带办团练。曾国藩则不一样。他一到长沙做团练大臣，便上奏请求在省城建一大团，将湘乡1000人马调进省城，分为三个营，将这三个营派遣到各地镇压匪乱，维持秩序。这个大团虽不是正规军，但它一天到晚练兵打仗，住在营房，实际上已经是军队，湘军便这么出来了。这是曾国藩做大做强的第一步。与绿营发生冲突后，曾国藩干脆跑到衡阳去训练，把团练扩大为十营5000人，又练水师，水陆两支人马10000人，加上挑夫及辅助人员，人马多达18000人。从衡阳出师时，水陆齐头并进，威威武武，浩浩荡荡，完全是一支力量强大的劲旅。这是他做大做强的第二步。打下武汉后，曾国藩提出沿长江东下的计划，分南北中三路推进，除北路为湖北都督统率的绿营外，南路和中路均为湘军，他本人则为三路人马的总指挥。这个计划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曾国藩的湘军便成为太平军的头号对手，一个省的团练便这样成了国家军队中的第一号种子选手。成了国家武装力量中的王牌部队，做大做强的设想得到了最好的实现。
3.打脱牙齿和血吞，屡败屡战，赢来最后的胜利。
湘军的做大做强，有一个千难万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苦多乐少、败多胜少。从衡阳出师到武汉的打下，这七八个月里，曾国藩经历过兵败投水自杀、湘军溃逃四散、湖南军政两界的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等等羞辱，直到武汉打下，才一洗满面羞惭。经过一段短暂的胜利，曾氏来到江西后，很快又处于战事胶着状态。从咸丰五年到咸丰十年的五六年里，曾氏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不定。这期间，曾氏遭遇到江西官场的排斥、湖南官场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从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异类，以致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50岁，连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
面对着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拿湖南乡间的一句俗话来安慰、激励自己：“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和血吞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不示人以弱，不求人怜恤，一切痛苦自己担当。二是将仇恨吞到肚子里，让它生根发芽，变成复仇的动力。有野史上说：幕僚给朝廷拟奏折说湘军“屡战屡败”。曾氏将“战”“败”两字易了一个位置，变为“屡败屡战”。这两字之易，体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精神气概：决不屈服，决不退缩，倒下了再爬起来，前人死了，后人再继续。这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强精神的最生动的体现，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取得最后的大胜。这样的对手，哪个竞争者不害怕，他又怎能不获得最后的胜利？
4.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全力以赴于大目标。
湘军有很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当时有野史记载：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湘军，但曾氏一纸手令，部属便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人性质的严重性。这个事实曾氏当然清楚，他一方面需要这样，另一方面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消除人为的阻力和障碍，确保大目标的顺利达到。
曾氏为消除人为的障碍和阻力，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一）起用满人做湘军的统帅。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为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层了。满人是少数民族，为扩大自己的力量，它用联姻的形式把蒙古拴过来，但仍然属于少数，满蒙两族加起来不超过五百万人。它是靠军队打进关的，故对军队控制更严。军队有八旗兵和绿营之分，八旗兵镇守重地，绿营兵则多做杂事；一些重要地方的绿营，其统领也是满人，至于湘军这样的军队，不是万不得已，是决不会让其出现的。曾氏对这些了然于心。为了消除朝廷的怀疑，减少人为设置的障碍，他用满人挂名为湘军首领，将这个满人从一个参将越级提拔为提督。后来打下南京时，论功请赏，他又把满人官文排在第一。
（二）尊重友军，尊重与自己地位相当的官员，以收协同作战的功效。当时与湘军共同作战的部队，有胡林冀指挥的湖北绿营，袁甲三、张沛指挥的安徽绿营，都兴阿的八旗兵等。曾氏都尽量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对于胡林翼，他既是湘军中的重要领导人，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帅，他本人是靠曾氏发迹的，但曾氏对他特别尊重，胡也因此与曾关系十分融洽，不仅与他随时协商军事部署，源源不断地提供饷银，还为曾氏的复出，为曾氏谋求地方实职一再上奏朝廷。
（三）严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以求后院安静，不添乱子不添麻烦。家中有人做了大官，家里的人利用他的权势来谋私利，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这种谋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从做官者手里索取，一种是打着他的旗号向旁人索取。早在进翰林院之初，曾氏祖父就说过：“靠种地吃饭。”故而曾家人直接从他手里索取银钱的不多，曾氏对家中所承担的银钱负担不算太重。中国当官的有一个传统，一个为官者必须为其家人承当经济责任，若家人需求过多过大，他的正当收入又不足以满足，他便只就好将手中的权去换钱了。曾家人比较多的是打着曾氏旗号去谋利。这里可分为被动、主动两种。被动是人家找上门来的，主动则是自己揽来的。如湘乡县亏空1.6万两银子，曾家几个兄弟出头劝捐，这便是主动揽利。针对两种情况，曾氏叫父亲杜门谢客，叫众兄弟莫管闲事。
此外，家里要买田起屋，曾氏多半制止。军营要捐银子为家乡架桥，曾氏也只象征性拿了一点，并说用于私、用于公有区别，但将军营里银子搬到湘乡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不能用公款为放大的私利服务。曾氏这样做，都是尽量设法减少一些人为设置的障碍，为其人生的大目标铺平道路。儿子考乡试，他叫儿子不要递条子。九弟在家起房子，过于宏丽，在礼制上如有出格铺张等，他也去信制止。除开严格要求外，也不希望因此而招别人的指责，授人以柄。
有一件发生在老家的事更让曾氏十分不安，南京打下后，曾氏老家大兴土木，上正梁时唱赞歌：“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北京做皇帝。”曾氏听到这个消息，头上背上直冒冷汗，连忙打发人回去，严厉地批评此事，声明谁再说这样的话，就杀谁的头。
5.交错使用儒法道三家学说，依时而变，左右逢源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有一个误区，以为它就等同于孔孟儒家，其实不然。传统文化其实还包括诸子百家的共同智慧。《庄子·天下篇》、《史记·太史公自序》里都有很详细的表述。
据《汉书》记载，在战国时期中国至少有十大家，他们都有自己成套的学问。这十大名家为儒、墨、法、道、名、阴阳、纵横、农、杂、小说家等。他们各自立坛讲学，著书立说，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昌盛的学术局面，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形成儒家一统天下的格局。但是诸子的学问依旧保存了下来。中国后世的读书人之所以多迂腐不化，就是因为只读儒书而不读别家书的缘故，倘若诸子百家之书都读懂了，就绝不可能迂腐不通。事实上，中国历史上那些有大成就的读书人，都不是墨守儒家一家之说的，而是各家都取为我所用。曾氏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战国时的百家中主要的有十家，而十家传到后来又主要体现在三家，即儒、法、道。曾氏精通这三家学说，并适时而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曾氏的一个好友欧阳兆熊曾用“一生三变”四个字来概括曾氏事业轨道：早年由词赋之学转而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儒学在宋代的发展），这是第一变；回湖南任团练大臣，由程朱理学改变为申韩之学，这是第二变；守父丧时，他痛苦地反省出山五年后的经历，悟出了以柔克刚的道理，于是由申韩之学转而为黄老之学。曾氏的真正的大知己是这位欧阳兆熊，他可谓是对曾氏了如指掌。用这“三变”来概括曾氏，真是既准确又简洁，既深刻又绝妙。
这个“变”，不是前后否定的意思，而是说他的行事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以谁为主的变化。怎样看待这“三变”呢？应该说在三个不同时期里，曾氏分别使用的三家学说都是用得对的。尤其是经过第三阶段，他的人生境界便到达了一个炉火纯青的极高之地，他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形象也就树立起来了。《评点曾国藩家书》说，这第三个变化是曾氏整个人生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让曾氏获取了成功，更大的意义是有了这一环，曾氏就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曾氏本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他给予人的启迪性和昭示性就将不衰不竭，常省常新。倘若缺了这一环，他就不可能是一百多年来士人眼中的曾文正公，而只能是一个做过大事获得高位的能干之人，至于这种能干人，在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上，是成百上千万的。
6.成功后不居功，谦退自抑，淡化光环，缩小靶的。
翻开中国史册，常见这样一些故事：与人相处，共患难易，共成功难，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难保。人们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这些记载都提醒人们，成功之位不易处，尤其是在握有生杀大权的君王面前，立有盖世之功的臣子更难自安。这种事情发生，是由主客两个方面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方。上司的防范猜疑，同事的眼红嫉妒，属于客观的情形；而自我膨胀，则属主观的原因。曾氏对这种种人性和社会性看得透彻，透彻到洞若观火的地步。他多次对家人说，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五十四岁的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湘军统帅，在经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后，终于打下南京，取得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朝廷给予封侯之享的同时，一面对他及其手下的十余万虎狼之师——湘军高度警惕。与曾氏同处于一个战场的其他将帅，一面颂扬恭维，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将他一棍子打死，在九弟及其吉字营忙于抢掠财富，忙于争功的时候，曾氏则在尽力淡化自己头上的光环，缩小中箭的靶的。他主要做了下面五个方面的工作：（1）把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协同作战的友军，自己则做事不多；（2）动员牢骚满腹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3）大量裁减湘军，90%裁掉；（4）大撤厘金局；（5）修复江南试院，收买士人，堵住他们的口。就这样，曾氏及其所代表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渡过了表面风光内里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7.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是统帅的最大要务。
前人说曾氏是将人则胜、自将则败，这话是有根据的。曾氏凡亲自指挥打仗，必定失败，例子颇多，但他会指挥别人带部队打仗。曾氏不是将才是帅才，或许可以借用今天的话来说，曾氏不是专家而是领导。作为一个领导，要具有什么能力呢？毛泽东对此有个很好的回答。
他说领导的才能在两个方面，即出点子、用干部。曾氏在这方面的才能大过常人。要说用干部，先来谈出点子。将帅的最大点子是什么？最大的点子便是制定战略决策。初期在省城建大团，做大做强，便是一个极好的战略决策。以后在衡阳组建湘军水师，也是一个极好的战略决策。这里再给大家讲一个战略决策，即西面制胜之策。
咸丰十年春天，太平军与湘军之间的战事出现了一个突变，朝廷驻扎在南京城外孝陵卫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了，清军统帅逃跑的逃跑，自杀的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潜逃到苏州，苏州巡抚闭门不纳，只得仓皇逃到上海。就在江南面临一片危机、朝廷失措，士气低落的时候，临危受命的曾国藩，充分显示了一个军事统帅的冷静和对全局的清醒认识，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出被后来证明为正确的西面制胜之策。其中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窃以为苏、常未失，即宣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区，苏常既失，则须通筹，各路全局，择下手之要着，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偕督军由东而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
欲克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洲、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