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为人应力戒浮夸，到处表现自己，在他看来浮夸之人虽才能有大小浅深的差别，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知足，不安本分。因此，曾国藩不仅自己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及时教诲。
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章来到他幕府中。因年轻，李鸿章做事不拘小节，也不太受礼仪的约束。曾国藩特别喜欢他，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章可以随便地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的头目，都是名噪一时的理学大家。
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都把他们召进幕府，奉至上宾。但只安排他们衣食住行，并不给他们事情做。有一天，曾国藩和李鸿章正在密室中谈得兴起，不巧有客人来访。曾国藩出去接见客人，留下李鸿章自己在室中，李鸿章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动心说》一首诗，是一位老儒所写。而老儒即是所说的十个圣贤中的一个。诗文后面这样写道：“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李鸿章看到这里，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跑了。曾国藩见完客人，回到密室，见到所题文字，连声叹息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章，这时李鸿章已经不在府中，曾国藩猜他很可能又去秦淮河上风流去了。曾国藩令差官拿着令箭四处寻找，差官找了半天，在一个歌姬的船中找到了正在饮酒赋诗的李鸿章，差官对他说，中堂大人找他有急事，请他速速回府。李鸿章一听中堂大人找他，赶忙起身回府，见到曾国藩，曾国藩指着他所写的问道：“是你干的吧？”李答：“是。”曾说：“这些，都是些沽名钓誉之辈，他们的言行肯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现在能有这样的名声和地位，靠的就是这个虚名。现在你硬要揭穿他，使他从此失去了衣食来源，那他对你的怀恨，是平常言语之间的怀怨不能比的，你杀身灭族的大祸，就隐藏在这里面了。”李鸿章听了曾国藩的一番话，冷汗直流，从此之后做人大有收敛，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主张做人要谦虚，切勿表现欲太强。他曾说：“因卑让谦恭甘于处下的，是美名佳行迅速增长的通道，自高自大侵夺欺凌的，是自毁声名自塞言路的隘途。因此君子行为举止不敢超越法规，思想志向不敢侵凌常度，内勤于修身养性以让自己受益，外谦虚礼让以示敬重戒畏。因此怨恨非难不会牵扯到身上，而荣华富贵却能够持久通达。那些小人们却不是这样。自傲自大又爱炫耀才能，并喜欢欺凌别人，因而当他们走在人前时，有小人害他。当他有功绩时有小人毁谤他。当他受毁败覆时小人们会幸灾乐祸。因此他们争强好胜彼此不分高下时，往往两败俱伤，而使后来者居上，乘机超过他们。由此论之，争执和谦让之间的差别就区分得很明白了。”
曾国藩在培养幕僚方面很有一套方法，他常常告诫他们，做人要懂得进退，懂得进退的人容易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好感，取得的成就不仅大，而且能够持久。得志便猖狂的人属古书上讲的“小人”，这种人即便一时得志，由于轻狂自大，目无他人，容易遭到别人的嫉恨，生出祸端，这样成就就难以持久，荣福也往往短暂，昙花一现。
一个人如果自高自大，很容易对周围的事物变化失去准确的判断，因此成就难以持续下去。再加上一猖狂，得罪了其他小人，又平添了无数阻力和困难，自然难以持久。
唐朝郭子仪，爵封汾阳王。他为人具有很高的政治眼光，善于忍受灾祸，更善于忍受幸运和荣宠，深谙中正平和，不变不惊的明哲保身道理，所以才能四朝为臣。郭子仪立身处事，真正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怨天，不尤人的风格。
郭子仪与太监鱼朝恩，政治态度处于两个对立面，鱼朝恩视郭子仪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鱼朝恩在唐代宗大历四年的春天派人暗地挖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朝廷上下都吊唁慰问。郭子仪却哭着说：“我在外面带兵打仗，士兵们破坏别人的坟墓，也无法完全照顾得到，现在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了，这是报应，不必怪人。”
鱼朝恩本以为郭子仪会大动肝火，万万没想到他做人如此忍让，知道是他干的，却并不说破，心中还是因此对郭子仪产生了些许感激之情，便有意约他同游章敬寺，以示尊敬和友好。宰相无载，为人阴险，听到这个消息后，怕鱼朝恩拉拢郭子仪，问题就复杂了。
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古今中外都是个伤脑筋的大问题。因此，无载派人秘密通知郭子仪，说鱼朝恩的邀请是想对他有所企图，要谋害他。郭子仪门下将官，听到这个消息，都劝说郭子仪赴约时带一批武装卫队去。郭子仪却毅然决定不听这些谣传，只是带了几个家值，轻松去赴会。他安慰将士们说：“我是国家的大臣，他没有皇帝的命令，怎么敢来害我。假使受皇帝的密令要对付我，你们怎么可以反抗呢？”就这样郭子仪轻松到了章敬寺，鱼朝恩一看到郭子仪几个家值一副警惕的样子，就很诧异地问到发生什么事，于是郭子仪老老实实告诉他外面有这样的谣传，所以我只带了八个老家仆来，如果真有其事，免得你动手时还要费尽心思。郭子仪的坦诚，感动得鱼朝恩掉下眼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如果不是郭令公你这样宽厚待人的大好人，这种谣传，实在叫人不能不起疑心。
郭子仪晚年，退休家居，忘情声色来排遣岁月。那时有名的奸相卢杞，还未成名。有一天，卢杞来拜访他，他正被一班家里所养的歌妓们包围，正在得意地欣赏玩乐。听到卢杞来了，马上摒退所有女眷。他和卢杞单独谈了很久，客人走了后家眷问他：“你平日接见客人，人人不避讳我们在场，今日为何又叫我们回避呢？”郭子仪答道：“你们有所不知，卢杞这个人，有才干，但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再加上他长得像庙里的鬼怪，我怕你们看了会笑，一笑，他就会嫉恨在心，一旦得志，你们和我的儿孙，就没有一个活得成了！”不久卢杞官至宰相，凡是过去有人看不起他，得罪他的，一律不能免除杀身抄家的冤报。只有对郭子仪的全家，即使稍稍有些不合法的事情，他还是曲意保全，认为郭令公非常重视他，大有知遇感恩之意。
从这二则故事可以看到，做人不要表现欲太强，要学会容忍，曾国藩常常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对于生性浮夸之人往往不予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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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用“主动吃亏”之人
曾国藩一生从不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常说，从前那些施恩于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不过都是钓饵而已。有天我做了大官，不报答他们，显得我刻薄，报答他们，即使是他们施予的十倍，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较为黑暗，认为“主动吃亏”之人，多半别有用心，因此一定要小心提防。
明宣宗时，任锦衣卫指挥、官位三品的傅广，主动阉割自己，目的是想进宫效命。不料明宣宗很精明，说：“此人官位已至三品，还想要什么呢？自贱以求官，动机不纯，支付判罪！”
一个人主动吃亏，必定是有所求的，这后面深的动机，是非要弄明白不可的。本着正直、善良目的的吃亏应该鼓励，但是如果识别不慎，纵容了心怀不轨的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明代人杨继盛临终前在遗嘱中写道：“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思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是即时丢过。”这是一个临死的人对人性的彻悟，其中蕴含了多少人生的道理！
曾国藩一生从不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常说，从前那些施恩于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不过都是钓饵而已。有天我做了大官，不报答他们，显得我刻薄，报答他们，即使是他们施予的十倍，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八年从不接受他人的好处。他对弟弟说：“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并一再对弟弟说：“凡事都不要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易接受别人的钱财，一定要记住。”
曾国藩一生精明，当然明白，身处官场要小心主动吃亏的人，更不能占人便宜而导致自己失节。一个人主动吃亏，若是居心叵测，在古代往往引狼入室，扰乱朝纲。
管仲病得很厉害，齐桓公特地去探望他，并问：“仲父你现在身体不好，对于治国的方法，你还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呢？”管仲回答说：“希望君主疏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四人。”桓公说：“易牙为了给我煮味道鲜美的食物连自己的孩子都煮了吃，还有什么地方值得怀疑呢？”管仲说：“人之常情有谁会不爱儿子的，能狠下心杀自己的儿子，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桓公又问：“竖刁阉割自己，只是为了侍奉我，还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吗？”管仲说：“人之常情有谁会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能下如此狠心残害自己的身体，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桓公又问：“常之巫能预知生死，为我除去疾病，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管仲说：“生与死是上天注定的，生病是由于平时不小心造成的，大王不相信天命，安守本分，反而依靠常之巫，他会借大王对他的信任而去胡作非为，造谣惑众。”桓公又问：“卫公子启方侍候寡人十五年了，父亲去世都不回去服孝，还有什么可疑的吗？”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敬爱自己父亲的，能狠下心不服父丧，对国君还有什么狠不下心的？”桓公最后说：“好，我答应你。”
管仲去世后，桓公就把这四个人赶走了。但是他从此食不知味，宫室混乱，旧病发作，上朝也毫无威严。过了三年，桓公认为管仲的判断失误，于是把这四个人找了回来。第二年，桓公病重，常之巫散布谣言：“桓公将于某日去也。”易牙、竖刁、常之巫相继起而作乱，关闭宫门，建筑高墙，不准任何人进出，桓公要求喝水，食物都得不到。
他死后三个月，尸体生蛆爬出门外，才被人发现。从齐桓公的故事我们应看到，对于那些主动吃亏的人的真正用心，我们一定要慎重识别，更不能随意占便宜，占便宜不管怎么说，都是便宜好占，但之后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曾国藩曾说：“因此孟之反因不夸耀而获圣人的美誉，管叔因不接受赏赐而受嘉美厚重的奖赏。哪里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名誉呢？而是纯粹自然的美德才这样的。君子知道自谦而受益的道理，因此功勋、美誉两者都得到了。小人不知道自我夸奖是损失，因此一夸耀就功勋美誉两相受损。不争功的实际上是争到功劳，忍让敌手实际上是在战胜他，甘居人下的实际上处在人上。君子若真能明白争执路上的险恶，独自行进到与世无争的玄深道路，就会光焕日新，德行声名与古之高人同列矣。”
曾国藩虽然在北京做官期间俸银较少，但一直对家里有些资助。他求学期间曾借了别人一千两银子，回家又要几百两路费，他深感难办齐这么多银两。即便在他如此贫困之下，也从未利用职权，占取便宜，与今天的贪官相比，曾国藩不仅是清廉，更是聪明过人了，试想历朝历代哪个贪官有什么好下场呢？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不听劝告，曾国藩心急如焚，反复写信劝诫他：“你对我的劝诫，总是不愿去虚心体验，动不动还要和我辩论一番，这是不行的。我们身居高位，别人都拿眼睛看着我们，因此做什么事都应谨慎小心。一般的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骄傲自满。真正的君子，过人的地方，就是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认真，用心琢磨，而且外面所有不好听的议论，你更应该细心思考一番。所以古人认为，身居高位还能做到不骄傲是很难的。”
曾国藩虽然时时告诫自己不可骄傲，不可因身居高位而过奢侈的生活，可有时是自己不愿意，别人却会迫使自己这样。
有一次，曾国藩的属下李囊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白银。曾国藩深觉愧疚。他说：“现在百姓都在吃草根树皮，官员也很穷；而我身居高位，如此骄奢，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汗颜啊！以后应当注意。”曾国藩不仅仅是自己不受人恩，对家人也是如此要求，他的子女在回忆中说，从未有什么人借任何理由给父亲送礼，仅有一次，还是给母亲贺寿送来的礼物。曾国藩常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给你恩惠，总是有什么目的，一旦拿了别人的好处，就不能秉公办理事情了。
有人为了求得官职送礼，这样的人怎么能用呢？做官不凭本事，却凭这些小伎俩，应该是没有什么学识的人。
因此在用人问题上，曾国藩往往会从一个人的为人处世上考察，爱自夸的人，常常急利好功，而那种不争功劳，不占便宜的人在作战时往往能冲锋在前，平时生活中甘心处于别人的下方，实际上后者最后不但得功勋而且得到名誉。因此能够忍让他人，实际上已经站在别人上方。
所以说，为人上吃点亏，往往会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幸运。曾国藩在用人方面特别注重这一点，但要特别慎重主动吃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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