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成事的关键因素，因而不可不慎重，没有一套好的选才标准，往往良莠难辨，轻则让自己背负不能识人用人的骂名，重则误了时机，坏了大事。治国一事，涉及天下苍生，一旦出现差错，将是难以弥补的。曾国藩的这套选才标准虽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但终究不失它的客观之处。
6
为国求才，不避嫌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在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龚自珍曾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也曾感慨国中无人，他认为中国若不想与外国列强讲和，就得有四五个得力的大将，他数来数去怎么也数不出来。正因为如此，他才对人才倾注了较多的心血。只要这个人确有所长，哪怕给他的印象并不好，甚至与他心存隔阂，曾国藩都不惮任用和举荐。大至总督，小至营哨，曾国藩举荐和扶植的人才不可计数。可以说，发现人才是一个成功领导者的首要本领，其价值往往超过了所发现人才的价值。
曾国藩把举荐英才作为合格的政治家必备的两个条件之一来看待。他三番五次地说：“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并说：“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曾国藩之所以善于选将，皆因其知人晓事。蔡锷所辑之《曾胡治兵语录》于曾国藩知人晓事之说，甚表赞同。其言曰：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情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知心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也。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在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的酌量黜陟”，故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官员的升迁降黜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汇保甚滥，但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因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因为这一点，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
荐举人才，为国所用，这是政治家从政治国、用人选人所必须的。在封建社会中，荐举人才曾是任人为官的一种制度。如汉代采用“察举”制选才，就是各地方官员以一套选人准则选拔人才，进而推荐给朝廷任官；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才任官的准则，这种任官方法也是由专门的官员去查访各地贤良，然后依标准划分为上中下三六九等，依次授与相应官职；只是到了隋唐，科举制度大兴，这种荐举人才的方法就渐渐走出了历史舞台。到了封建专制达到顶峰的明清时期，科举取士已然僵化，毫无生机，八股取士，往往只能取到一些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根本不能用以经世致用。
晚清以来，内忧外患不断，选才自然也有变通，因而曾国藩大胆举荐人才。
举荐人才，只注重人才的才识而不管这人与自己有无仇隙，曾国藩在举荐左宗堂时就是如此。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二人甚是不合。但曾国藩爱惜其才，虽二人交恶，仍多次举荐。
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氏以兵部郎中用。
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遇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
果然，左宗棠于次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疏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朝廷推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儿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曾国藩留下了许多荐举贤才的书信，如他在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致胡林翼》中所写：总揽大纳之人，拟请伯符、莲妨、筱泉三人。筱泉精细圆适，其从国藩也极久，其为国藩谋也极忠，往年余拟专摺保之。曾为罗忠节两次言之，忠节亦极力赞成。厥后因循不果行。国藩之保举稍吝，不过局度较隘。至于次青、筱泉之不得优保，毕金科之不成功名，则国藩实有蔽贤之咨。中夜以思，如何可赎？今毕金科则长已矣！次青、筱泉二人，万乞阁下大力设法优保，或留鄂补用。以私言之，则国藩内有补于歉衷，外有益于报销；以公言之．则二子存心爱民，必不裨于吏法，必有赞于高深。务也留意承允。
咸丰三年九月初三日《与骆秉章》中所写：昨天接到您发往江抚的奏折原件，易良干、罗主东、罗镇南都是从九品的官衔，谢邦翰保举做训导之职。我前次信函所拟定的，不该特别上奏，依照江抚原有的奏折上报。对刘长佑这个人，江西已经为他保奏了同知花翎的头衔。衡山的文书中可以不再保奏。
由于封建科举制的弊端，朝廷不能广招真正有才能的人士，故而慧眼识人，不拘一格荐举人才，为国为民谋福利，这是曾国藩作为朝廷大员的职责，也是一种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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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广询，揽尽天下奇才
正定安记述说：“国藩专务以忠诚感召人心，每乡里士来谒，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必其说。言可用，则斟酌实行；即不可用，亦不谐责席异等者，虽卑贱，与之抗礼。”
曾国藩求贤若渴，在这方面，他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正定安记述说：“国藩专务以忠诚感召人心，每乡里士来谒，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必其说。言可用，则斟酌实行；即不可用，亦不谐责席异等者，虽卑贱，与之抗礼。”他礼贤下士，颇有周公吐哺之风。《见闻随笔》记述道：“咸丰以来，统兵大员惟公平生来未尝台坐。其每见僚属必台坐者，胜保也。”台坐者，旧制，大员见小吏，居中设独座而坐，谒者立于旁也。曾国藩向友人描述自己在咸丰三年时说：“我曾经说过要谋求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人才，几个月以来，我在梦里祈求他们的到来，烧香祈求他们的到来，没有片刻敢有所忘怀。”及至咸丰十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事业”大有发展，人才尤为急需。他给友人写信说：“国藩当疲惫之余，忽膺艰巨之任，大惧陨越，贻友朋羞。惟广求名将，以御寇氛；广求循吏，以苏民团。得一人则鄙人可免一分之咎；得十人百人，则地方渐受十分百分之福。”
同治四年，他走上攻捻前线，榜列《剿捻告示四条》，其中一条便是“询访英贤”。他指出：“方今兵革不息，岂无奇才崛起？无人礼之，则弃于草铲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腹心之用。”他号召：“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酌察录用；即不收用者，亦必优给途费。”曾国藩求才，可说是“一以贯之”的。为此，他“料理官车，摘电备查”，或“圈点京报”，获取信息。
他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他还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认为求才应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及其余”。因此，他多次致书李恒、李翰章、方子白、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及诸弟，论述得人之道，要求他们随处留心，“博采广询”，“兼进并收”。他还嘱咐弟弟要“求人自辅，时时不忘此意”，又要求“以后两弟如有所见，随时推荐，将其长处短处一一告知阿兄”。
8
集思广益，成就大事
《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封疆大臣军营统帅遍布全国。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曾国藩深明英才乃制胜之本。在两军对垒的十二年中，湘军起先不过两三万人，由小到大，由弱转强，直至胜利；太平军则勃然兴起，雄师百万，却逐渐由强转弱，直到失败。是不是由于武器悬殊？不。双方的武器基本上是相当的。运输工具，太平军起初还占优势。是不是由于战略战术上的得失？统观全局，应该说，双方在战略战术上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误之处。兹事体大，不可以一二言概括之。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在强弱转化的过程中，双方在“人”这个因素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和反差。从广西出发时，洪秀全周围有东、南、西、北王和翼王，猛将如云，士气高涨。但是，一场内讧，死的死，走的走，元老丧失殆尽，不得不起用陈玉成、李秀成等第二代将领。洪秀全本人深居宫闱，疑神疑鬼，“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即使对他不能不依靠的李秀成等人，也“信任不专”，时常掣肘，重用他的兄弟洪仁发、洪仁达，以致“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奸佞之人发达炫耀，而英明贤达之士却四处散避，各方豪杰都不投门下，因而最终失败。与太平军相反，曾国藩起事于湖南时，不断受到湖南巡抚以下官员的嘲讽、排挤与打击，好友刘蓉在办团练一事上与他若即若离，好友郭嵩焘兄弟并不应召，握有兵权的王鑫时与他发生矛盾，后来在江西，当地的军政大吏也很有些与他过不去，使曾国藩常常有形孤影单之感。但是，发展到咸丰末年同治初年，曾国藩周围团结着大批良将谋士，胡林翼、李续宾兄弟、彭玉麟、杨岳斌、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鲍超等人，都手握符篆，威震一方。虽然他们与曾国藩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攻打太平军这一点上，曾国藩基本上能号令如一。他们的步调基本上是一致的。一个“失人才”，一个“得人才”，太平军与湘军在同治元年前后已形成鲜明的对比。曾国藩说：“致胜之根本，实在于人而不在物。”这是入木三分之论。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朋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理学事名家唐镜海、倭艮峰外，其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惠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来主动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做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皆有志之土，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
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游的目的很明确，希望借助友人来指出自己之缺点。他说：有师友的扶持鼓励，即使懦夫亦能立志。
所以，他后来向朋友和兄弟们反复说明：国家因为获得人才而强盛。人才存在才能政通人和。想要自强，必须以修明政事，谋求贤才为紧要任务；“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国家大计，首重留心人才”。世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坏事如此，好事亦复如此。古人说：“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曾国藩是深知这个道理的，因而在人才问题上深具历史的卓识与战略的眼光。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能够成功他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封疆大臣军营统帅遍布全国。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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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忌浮夸
做人不要表现欲太强，要学会容忍，曾国藩常常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对于生性浮夸之人往往不予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