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这方面就十分慎重，凡到大营投效的人，都设法将他们安顿下来，然后一一接见，根据各自的特点安排事情。在幕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和了解，对每个人才的特点掌握后，再保以官职，委以重任。
4
求才纳贤，不拘一格
为了广纳贤士，曾国藩尤其倡导相互引荐。他自己也主动向别人推荐人才。咸丰三年十一月他将安徽士绅、官员十一人，推荐给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向下属刘蓉力荐“三邹”。
曾国藩重视人才，在揽求人才方面，他一向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他认为：“凡有一技一长者……绝不可轻视。”在曾国藩看来，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没有人才，而只是待人们搜罗，发现而已。因此曾国藩对于人才的延揽极力主张不拘一格。
晚清史上以兴办洋务闻名于世的曾门子弟薛福成，开始时只是江苏无锡地方的一个落第秀才。同治四年，他参加由曾国藩主持的江南考试，再次落榜。后来薛福成将自己治理两江的策论《上曾侯书》呈给曾国藩，书中洋洋万言，陈述切中弊害的八项建议，同时附有八项实施措施。曾国藩颇为欣赏，当即召见，交谈间曾国藩觉出此人满腔抱负，胸怀改革国家内政外交的才略，最后将其召入幕府，深受赏识。薛福成后来官做到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再越级升为副都御史，他所撰写的政论，文疏的水准，被当世所公认。
清朝第一个留美归国学子容闳，刚回国时极端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十分同情太平天国，为施展自己的才华，他曾有投效太平军的愿望，未曾想见到洪仁轩后，容闳提出的见解和洪仁玕相差甚远，有心投效，却遭洪仁轩拒绝。容闳怀着才华无处施展的满腔痛苦和失落离开天京。报国无门的容闳，开始投身商界。正在这时，容宏安庆的一个朋友不断写信来，要他去安庆军营，容闳很怀疑曾国藩是不是想加害于他，但他仍然前往安庆。容闳一到安庆，正值心魂未定之际，不想曾国藩亲自接见，谈话间不惜屈尊求教，待容闳为上宾，并对容闳关于到国外采购机器设备，开办机器制造厂等建议一一采纳，要求容闳主持此事。容闳深受感动，刚来时的犹疑，报效无门的念头被曾国藩诚恳纳贤的态度全部打散了。后来容宏才知晓，曾国藩幕僚向曾推荐了他，曾国藩求贤若渴，念念不忘一定要见到容闳。容闳想到：清朝有此等人才，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容闳的宏才大略在太平天国被视为瓦砾，到曾府后言听计从，这种鲜明对比，说明了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则故事。
曾国藩奉命办地方团练时，人才奇缺，爱才如命的曾国藩迫不及待地四处招揽人才。据说当时曾国藩营中每天报名的不下百人，曾国藩不厌其烦一一召见，询问中，但凡有些才能的都留用身边。有一天，曾国藩连续召见了许多人，满面倦容不想见客，迷糊中像是听到外面有人被拦在了门外。年轻人声如金石，人如玉树临风，虽然守门人不肯放行，但他并不气恼，只说一定要见曾国藩。正相持不下，曾国藩走出门来，喝退守门人，对年轻人说：“听你的声音爽朗润圆，必定是内沉中气，才华超群之人。”将其待为上宾，交谈起来。
勇闯军门之人叫罗萱，字伯宜，湘潭人氏。擅长于诗词文章、书法，推崇经世之学，是年轻人中难得的人才。曾国藩当下决定让罗萱掌管术记，日常文牍的往来也交由他处理。
这三个故事表明了曾国藩广泛招纳贤士，选拔人才的良苦用心。
曾国藩说：“我认为，行政的首要任务，在于选拔人才。吏治的兴衰，完全取决于州县最高长官是否贤能。安徽用兵十年，糟蹋得不成样子，人人以为那里是可怕的去处。
全省确实缺乏官员，只有知府二人，州县长官二人。即使是候补官员，也寥寥无几，每次有了空缺，总是缺乏人员选任。平民百姓被长期困在水火之中，偶尔遇上一位好官加以抚慰，给予温暖，他们一定会倍受感动，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这样，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曾国藩，这位清朝“中兴功臣”，为官期间不拘一格，广揽人才的态度在今天也是值得很多为官者学习和借鉴的。
而中国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统治中，晚清政府内忧外患腐败到了极点，在人才的选拔任用上，仍然秉承一套僵化的体制，资历与出身总是选用人才的第一标准，然而这种标准不知毁掉了世间多少人杰和才俊。曾国藩用人打破惯例主张：无论贵贱出身，一律以礼相待。此举一出，山野中的有才有智之士深感其知遇之恩，纷纷前去投奔，一时间曾营人才济济。
对曾国藩而言，选人才的目的有两个：一、希望所纳的人才能倾尽毕生所学，办一些实事，同时也不要辱没自己此生使命；二、招揽一批贤德之士可以弥补自己工作中的疏漏之处，这样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管曾国藩目的是什么，但他这种打破常规选拔人才的正确态度，也的确带来了令人叹服的效果和佳绩。
曾国藩为何能够如此，只是因其目光高远，深谋远虑，深明人才乃国之栋梁这一道理。
当时的曾府人才荟萃，有三圣七贤之说。曾国藩诗云：“幕府山头对碧天，英英群彦满樽前。”李鸿章有诗一首描绘当日曾府人员之盛：
南丰老人应寿昌，说经舌祭莲花香。
往往谈兵惊四座，却行伤足怨迷阳。
吾宗文雅兼武略，浙东争谈小诸葛。
信佛仍持苏晋齐，凌云未解相如渴。
诗家许浑殊翩翩，苦吟欲度饭颗前。
更有王郎歌砍剑，泻地涌出百斜泉。
满堂豪翰济时彦，得上龙门位不贱。
牡丹时节金带围，定有五色云中见。
短主簿，髯参军，纵横笔阵风运斤。
为公折简访倪迂，填写江楼雅集图。
诗中云“吾宗”，指平江李元度，许浑句指许仙屏，王郎指湘潭王圭秋。此诗就其文采可谓一般，但却反映出当时曾国藩幕府人才之多。
曾国藩打破常规挑选人才，湘军中许多较为优秀的将领就是他破格提拔的。湘军内湖水师杨载福，外湖水师彭玉麟，均属曾破格提拔之人。当时杨载福行伍，彭玉麟属禀生。此二人军事才干超群，而且一个“有胆有智，本性忠厚、耿直”且“口不言功”；一个是“做事无所畏惧，吃苦耐劳，有烈士风范”。都很受曾国藩认可，因此曾国藩将他们提到了水师统领这个高位上。此二人也没辜负曾国藩的重托，创建湘军水师，发展湘军水师，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中，他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曾国藩求贤心切，常与人商讨人才问题，不断反省自己在用人过程中的失误。当时的胡林翼也在四处揽才，很多人愿奔胡林翼不愿跟随曾国藩，曾国藩反复深思，很快悔悟过来，与胡林翼开始了人才争夺。他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又说：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适。阁下以一省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
为了广纳贤士，曾国藩尤其倡导相互引荐。他自己也主动向别人推荐人才。咸丰三年十一月他将安徽士绅、官员十一人，推荐给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向下属刘蓉力荐“三邹”。他也希望别人为自己推荐人才，有时为了招人竟“广告各地，求荐才以辅我不逮”。
曾国藩常讲：“一国欲图强非借人才之力不可。今日之中国必欲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也须赖英才辈出，方能成就。”
5
慧眼独具，识千里马
人才是成事的关键因素，因而不可不慎重，没有一套好的选才标准，往往良莠难辨，轻则让自己背负不能识人用人的骂名，重则误了时机，坏了大事。治国一事，涉及天下苍生，一旦出现差错，将是难以弥补的。
曾国藩深知人性之优劣，也深知清政府军政腐败的因由，因而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惟才是举”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实益的。
第一，曾国藩的用人标准特殊之处在于：“忠义血性之人最可用”。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在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用则孜，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持。
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王朝，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曾国藩识用鲍超，就是重“忠义血性”的例子。鲍超是今重庆奉节县人，因家贫从军，行伍出身。咸丰三年，他入湘军水师，任哨长。攻克武昌后，鲍超升为参将，改领陆军，曾解曾国藩祁门之危。后官至湖南提督，乃曾氏帐下一猛将。
鲍超不识文墨，仅认得自己的姓名，但作战勇敢，带兵有方，其憨直更令曾国藩喜爱。有一次，鲍超孤军被困九江，欲派人向曾氏求救，叫文书写信，多时未完。鲍超心急，顿足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咬文嚼字！”立即喊亲兵拿来一幅白麻，自己握着毛笔，于幅中大书一“鲍”字，四周作无数小圈围绕，急急封函，派人送去。众人不解其意，曾围藩大笑说：“老鲍又被围矣！”于是派出援军。
曾氏知鲍，鲍亦敬曾。有次鲍超学写“门”字，末笔没有写上钩，别人告诉他还缺一钩，鲍超指着厅中大门：“两边不都是直的吗，哪里有钩？”正好墙上悬着曾国藩所赠对联，中有“门”字，这人于是说：“曾大帅写门字亦有钩矣。”鲍超一看果然，即跪地三叩首，说：“先生恕吾武人！”
第二，曾国藩强调“廉明为用”。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营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几于明矣。
“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领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
“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日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选取将领，专取“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荡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即使“岳王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益。
曾国藩就这一选才标准还专门与沈葆桢商讨过，他在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回值中写道：
李迪庵兄弟选营官，专门进取简默朴实、临阵不慌的人。弟不能临阵观人，而时仿李氏之重进取简默朴实的。阁下素来知人善任，此仅供斟酌参考。
第四，“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冗冗者。”他指出：“其冗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享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军将领还应具备“坚忍耐劳”的特点。
“耐劳”本是我国农民身上的优良品质。自古以来各朝各代以农业立国，国家各项财政收支，几乎全都依赖农业提供。于是苛捐杂税层出不绝，农民通常是吃苦耐劳，来往奔波于田间。湘军之将领多是招募而来的农家子弟，这种坚忍耐劳本就是他们身上的传统，因而湘军能够四处转战而兵将不言其苦，对敌作战能一鼓作气，勇敢顽强，战斗到底。
以上是曾国藩选才用人的五项标准，这五项标准首先注重人的内在精神，以维护封建伦理为首要。曾国藩认为只有以儒家道德感化将士，才能上下一致，同心协力。以封建伦理道德为首要选才标准，是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中提出的口号，即维护儒教，这样就达到了师出有名、鼓舞士气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