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知人善任，量才器使
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曾国藩主张在“广收”的基础上“慎用”。他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为什么要慎用？因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薛福成称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誉，量才录用”。曾国藩生前获得“有知人之明”的赞誉，就因为他慧眼识人，又因材使用。
要真正做到量才器使，首在如何去认识人。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有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因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假如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如果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无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担心没有人才，而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为了“慎用”，必须对人才时加考察。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臣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1850）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地主要在满清王朝申获得更多的“伸张”机会的萌动。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其实，甄别，就是考察。甄别的目的是“去其良莠”。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才的浪费；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作“人才”来培养和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曾国藩说：“不铲除荆棘，那么兰蕙也会没有芳香。不赶走害群之马，那么良驹也会短命。”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据说，曾国藩颇知麻衣相法，有一首流传的口诀，传闻是他写的：“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又有四句：“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著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这些，都带有浓厚的唯心色彩，不足为训。但口诀中提到的“端庄厚重”等等，却确是“慎用”时所应提倡的美德。
2
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
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好士，天下所共知。远者可无论，仅左右人士屈指可数者，是士负阁下邪？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
曾国藩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至“荐贤满天下”。这样，保举也就成为了曾国藩吸引人才、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曾国藩从军之初，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刻，“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
咸丰五、六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至。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有所触动。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
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好士，天下所共知。远者可无论，仅左右人士屈指可数者，是士负阁下邪？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人志日嚣，凡其器能略过俦辈，咸思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因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邪！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夫与人共患难之际，而务缜密于登进，殆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则亦为损甚微，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军旅之间，一技不没，有道以御之，孰不思尽其力。况贤否之分，不可仓促，士有造次倾动，亦有暗然日章，观人之难，及久而后可尽也，故曰“贤主求才终日，及其得人，不出闾巷”，信笃论也。自古英霸之略，汲汲不遑，惟有求贤自助而已。而士恒偃蹇不乐者，徒以既出则当分人之忧，非荣宠安乐已也。自后世志节凌夷，以干谒为进身之阶，一登仕途，有利无患。于是，游谈之士争扼腕而言利害，虽衡石程书犹不可计，是使周公在今亦将爽然而废吐握，何论余者。阁下奋其勇智，矫世违俗，恳诚拳拳，千里之外，将共兴起。尤望敦尚儒者骨干之士，以佐不及，宽以纳才，严以责效，是实安危之大端，治乱之所存也。
赵烈文的话讲得入情入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从咸丰十一年（1851）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3
分才作用，各显其能
国家栋梁之才。这样的人才兼备德、法、术三家之才，他的道德可以整顿社会风气，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人才。
与曾国藩对人才任用的智慧和鉴别人才的智慧衔接最紧的应该是他对人才的分类观察。人才大约可分下列十种：一是标崇正直，道德高尚的清节家；二是制度观念强、执法刚正的法家；三是深思远虑，能出奇策的术家；四是对德、法、术三类人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国家栋梁之才；五是能任大臣和地方官的器能之才；六是各具三家之才末流的智意之才（术家交流）；七是善于考察人物，却不善于识别与自己同类型的人的臧否之才（清节支流）；八是追求短期功利，好大喜功的伎俩之才；九是超出三家之外的文儒口辩之才；十是胆略过人的骁雄之才。
这大约十种人才的划分，决定了十种人才的特殊任用和利弊考虑。前面所分述的各类人才，都属偏才。由于自身局限，他们能充分了解同类型人才的心理和特长，以己观人，主观臆断，就看不准其他类型人才的优点和长处，曾国藩认为上述人才主要分为十类，都属偏才，但在使用时务必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
清节家。节清之人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未被使用就已经引人注目，获得别人的认可，因此在未成名前，别人都乐意举荐他。成功之后，别人都尊敬他。这种情况没有祸害又有长久显达，因此为世人所尊重。这种人做事能力强，政绩与德行齐飞，名声和形象一样，让别人肃然起敬。将他的德行与政绩相比，人们更希望他有高尚的品德。
法家。倡导法制为天下首的人才，不喜欢不守制度，讲情理、不讲原则的人，在未显达时，为别人所不容，施行法制后，上下之人又畏惧他。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
术家。这种人才为人机敏，等到计谋成功才显现出他的本领。开始时深藏不露，最后达到高深莫测的地步，他的才华，会得到明主的珍视。功业足可通古今之变。不喜欢张扬，有时会默默无闻。
国家栋梁之才。这样的人才兼备德、法、术三家之才，他的道德可以整顿社会风气，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人才。三才兼具者的才能德行是代替君主掌管国家。上古的伊尹、吕尚可谓代表，三国时的诸葛亮也可算在此内。
器能之才。兼备三才，但是三才都不够纯备，以明哲保身的态度处世。权智有余，公正不足，这是出任大臣、地方官的人才。
智意之士。这种人才治理的方法顺遂民意不走相反的路，在未成功前，已被一般人所容纳，成功后，为宠爱者所推许。但这种人为人不知进退，或者违背正常以保身自全，勇气和行动上不如谋略家强劲，往往是知而能争，争而不得。声名功绩最终比不上谋略家。
臧否之才。这种人才治理方法清廉且规矩。未成功时，被一般人所认识，已经显达，又为一般人称道，其功足以辨别善恶，观察是非，因他对人不宽容，容易为诽谤者所怨恨。
伎俩之才。这种人才治理的方法神速。他还未显达时，已为一些人惊异，成功后，被政府授以重任，不好的地方就在于使普通人劳顿而地位低下者疲惫，作为一种事业，细致却不安泰，是治理之道的末等。
文儒人才。三种人才的合称，包括：文章写得好的人，可居道授业的人，口才好的舌辩之士。这类人才思敏捷，锋芒外显，但难以发现深沉含蓄的美妙。
骁雄之才。骁雄之才一般胆识过人，但对于治国的才能和人际的心机考虑不够。
这种人容易被小人陷害。
曾国藩就上述人才中的入类主要人才，进一步论述了他们各自在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
1.“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提倡王化之政的人，是清节家一流的人才，他们做大事很不错，但不适合到“以之治小则迂”。譬如说：“一个人出去找工作，总想找一份好的工作，进大公司很难小公司又不愿进，时间一长高不成，低不就，结果差点把自己饿死，一般人看他混成那个样子，又有谁会知他的王化之才呢？”
2.“器能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机智聪明，深思远虑，能出奇策的人才，术谋之人都很喜欢，而且也能认识别人的长处。器能之人善于治理民智尚未开化的地方，首先把恶势力除掉，使当地人得到实惠，当地人自然慢慢接受到文明教化，地方就日渐平安，富裕了。
3.“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这种人胸怀奇谋，在任何时期都是一代奇士。
但在和平年代，他们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从而一生平凡无奇。乱世出英雄，英雄的背后，往往有大智大慧的奇策人士。
4.“法家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这种人讲求法制，用法制治理国家的一切，可以富国强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往往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用这种方法治理贫穷落后的地方，因手段残酷，反而弄得民不聊生。
5.“智意之才宜于治”：这种人才善于开创新局面，和平形势下做不出什么实绩，有虚名无实功。
6.“苛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这类人才为人铁面无私，六亲不认，特别适于整顿治安，清除腐败。
7.“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社会秩序不安定的地方，多是民智不开化，经济也不发达的地区，这种地方宗族意识严重，人容易纠集，容易被人欺骗和煽动。
8.“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这种人追求短期功利，好大喜功。由于智谋多，能对复杂的局面应付自如。经济发达的地方，人民生活很好，心思就会用到其他方面，社会就生出许多问题。他们自己生事要逃避惩罚，因此就千方百计贿赂官员，结果造成生活秩序一片混乱，治理这种地方，必须要用灵活变通的人，光靠实打实干的精神是行不通的。
曾国藩说：“臣以为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为能。”话虽不多，却精辟地阐述了人才与使用人才之间，应守好各自的权责和本分。
当然，只有用人的理论还不行，必须得付诸实践，实践中还必须小心谨慎，不然，人才非但得不到应用，还会造成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