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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人有术，冷眼识英才
曾国藩善于识拔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对于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
曾国藩之所以“成功”，可能有诸多原因，但他能够网罗人才，把一大批有各方面才能的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成为他的幕僚，为他出谋划策，是十分重要的原因。《花随人圣庵摭忆》说：“文正之事业，所以不可及者”，原因就在于此。
曾国藩以培植、宏奖人才自诩。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其一乐。”对于曾国藩的知人善用，封建阵营普遍评价甚高，曾氏的故旧门生尤多褒辞赞语，郭嵩焘为曾国藩作墓志铭，说他“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俞樾说曾国藩“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就连刚直自负的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龃龉甚深，但曾国藩死后，仍寄挽联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清史稿》说曾国藩长着漂亮的胡须，三角眼睛棱角分明。每次接见幕客，注视很长时间却一言不发，被接见者精神不免紧张，悚然不安。幕客走后，曾国藩记其优劣，从没有差错。又说“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
世传曾国藩还颇精于相术，并著有相书《冰鉴》，他在运用相书的理论察颜闻声、评判人品方面堪称一绝。
他所编写的《相人口诀》说：“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而在《相人十二字法》中又论述了六美六恶，提出“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遁”。
《见闻琐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曾国藩善知人，预卜终身。任两江总督时，陈兰彬、刘锡鸿颇富文藻，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并负重名。有人推荐到幕府，接见后，曾国藩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令终。陈生沉实一些，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
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两人意见不合，常常闹出笑话。刘写信给清政府，说郭嵩焘带妾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郭嵩焘也写信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自然倾向于同为曾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为此十分怨恨，上疏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廷倚重李鸿章办外交，上疏留中不发，刘气愤难平，常常出语不驯，同乡皆敬而远之。刘设席请客，无一人赴宴，不久忧郁而卒。
陈兰彬于同治八年（1869）经许振伟推荐，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出使各国。其为人不肯随俗浮沉，但志端而气不勇，终无大建树。
作者说，观曾国藩预决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鉴之精，尚不止此。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名终。皆一一验证。
实际上，曾国藩观察人并不完全以貌取人，譬如罗泽南“貌素不扬，目又短视”，骆秉章“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但他都能倾心结好，诩为奇才。又如塔齐布，因为他出仕很早，穿草鞋，每朝认真练兵，便为曾国藩所赏识。后来一力保举他，并且说：“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所以说，曾国藩善于识拔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对于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
曾国藩能这样“冷眼识英雄”，所以在他夹袋中储藏了不少人物的档案，等到一旦需要，他便能从容地按其才能委以职务，而且一一胜任。后来和太平天国打仗，曾国藩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时无二。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做京官时，观察罗致人才的好处。
2
以言语观人
能说会道的人，言语丰富辞意尖锐，推理人情世故，精当深刻，谈论大义要旨，则浅阔而不周密。这种人对人情事理理解得深刻而精当，但由于人情事理的复杂性，又可能形成条理层次模糊混沌的思想。
曾国藩用人，很在意从言谈中进行判断，因为一个人的智慧根底如何，乃至一个人的逻辑和管理能力如何都会很直观地呈现在一个人的语言中，尤其是日常随兴所致的“谈吐”中。观察一个人说话，能发现他的思想，性格等多种特征。
曾国藩说：“成就事业功名，无非是根据一定的道理来进行的，但在议论这件事时，又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事理多端而人才多样。事理变化多，就难以完全沟通，人才不一样，性情就不相同。性情不相同，事理又多，往往就理不存而相违。世间万物之理有四种，明通四理的，有四家。性情有九种偏失，似是而非有七种，论辩有三种失误，责难会造成六种不良后果，聪明通达应具备各种才能。”
天地万物生息变化，日月盈亏损益，是大道运行之理，叫道理。建立法制，规范社会事务照制度进行，叫事理。礼仪教化适度，让人的行为有规可行，叫义理。人的性情变化规律，叫情理。四理不同，体现在人身上很明显，这依从人的本性而显现。因此人的心性与理吻合，就产生智慧，智慧足以表现理，理充分完备就可为名家。因此心性平淡，思虑玄妙深微，能通自然的规律，就是讲道理的人。谈话机敏，权谋智变迅捷，应变能力强，这就是讲事理的人。心性宁静平和，注重礼仪教化，言谈举止合乎礼仪，属于讲义理的人士。心性机巧，推崇人性本意，能应人情变化行事，属讲情理的人。”
讲这四种理的人分别体现出四种不同的心性特征。
“讲道理的人”，看问题冷静，客观，精确，凡事追究来龙去脉，大部分事情安排得妥妥帖帖，为人平安，并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讲事理的人”，很善于处理麻烦事，遇事应变能力强，勇于承担责任，有很高的志向，权力欲强烈，希望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环境和历史；“讲义理的人”，讲求社会伦理道德，注重自我修养和社会形象，爱护名誉，重承诺，守信用，对败德之人则深感厌恶，缺点是对新生事物接受慢，属于保守的人；“讲情理的人”，不受社会及习俗规范的约束，情绪变化快，追求浪漫又热爱生活，缺点在于有时过于孤傲封闭，不通人情世故。
上述四种人，生活能力较差，但却能对人类做出比较实质性的贡献，也能对人们的生活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产生重大影响。二、三两种人可能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别人的尊敬与羡慕，也能对社会和个人的进步产生负面影响。
所有的一切，往往能从人的言语谈吐中表现出来。但是语言具有间接性也常带有掩饰性和欺骗性，又给识人造成障碍。因此，鉴别人才时，既要看他怎么说，更要看他怎么做，而不宜只凭言语断人。
以上四种道理有差异，就又产生九种褊狭性情。它们以性情妨碍对道理的理解，各有得失。
刚强粗犷的人，谈论问题不能细致周密，头头是道。他们在论述整体时，显得宏博高远，谈论细节时，往往粗枝大叶。但是他们往往在侃侃而谈中产生奇思妙想，发前人之所未发，富于创见和启发性。由于不拘小节很有可能会错过重要细节，给后来的灾祸埋下隐患。他们为人不够谦虚，阅历广博而不深厚，属博而不精一类的人。
亢厉刚直的人，不肯屈从退让。在法令职守方面，公直刚正不徇私情，但固执而不变通，乖张而保守。这种人立场坚定，是非分明，但处理问题不善变通，不苟言笑，让人敬畏。
坚劲的人，喜欢重事实，揭示细节道理时，鲜明而透彻；谈论大理论时，显得直露而单薄。
这种人言辞锐利，抓住对方弱点就严厉反击，不给对方回旋的机会。分析问题透彻，看问题往往一针见血。因致力寻找、攻击对方的弱点，往往忽略了从总体、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实质与关键，甚至舍本逐末，陷入偏执。在用人时，多考虑他在“大事不糊涂”方面有几成火候，如大局观良好，就是难得的粗中有细的优秀人才。
能说会道的人，言语丰富辞意尖锐，推理人情世故，精当深刻，谈论大义要旨，则浅阔而不周密。
这种人对人情事理理解得深刻而精当，但由于人情事理的复杂性，又可能形成条理层次模糊混沌的思想。这种人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完全可以让人放心，一旦超出能力范围，就显得慌乱，无所适从。他们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强，反应也快。
随波逐流的人，不能深思，排列亲疏关系，豁达而厚博，排列事物的主次，则闪烁不定。这种人知识面宽，随意漫谈也能旁征博引，各门各类都可指点一二，显得知识渊博，学问高深。但由于脑子里装东西过多，系统性差，思想性不够，一旦面对问题可能抓不住要领。这种人做事，往往能想出几十条主意，但都打不到点子上去。如能增强分析问题的深刻性，做到驳杂而精深，直接把握实质，会成为优秀的，博而且精的全才。见解浅薄的人，不能深究事物的道理，听人谈论，因不用动脑筋而容易满足，审查精深道理时，就颠倒混乱而不清。
这种人很容易接受新事物，一听到新鲜言辞就能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而且有跃跃欲试，不吐不快的冲动。缺点是没有主见，不能独立面对困难并解决之，易反复不定，左右徘徊，比较软弱。如能沉下心来认真研究问题，磨炼意志，无疑会成为业务高手。
宽容平缓的人，反应不敏捷，论仁义，则宏博详备而高雅，论时尚潮流，则迟缓而保守。
这样的人性格宽宏优雅，为人宽厚仁慈，但是反应不够敏捷果断，转念不快，属于细心思考型人才，有恪传统，思想保守的倾向。如能加强果敢之气，对新生事物持公正而非排斥态度，会变得从容平和，有长者风范。
喜欢标新立异的人，洒脱而又追求新奇，论权谋机变，奇伟而壮丽，论清静无为之道，则诡奇而怪诞。这种人独立思维好，好奇心强，敢于向权威说不，敢于向传统挑战，开拓性强，但冷静思考不够，易失于偏激，不被时人理解，成为孤独英雄。可利用他们的异想天开式的奇思妙想做一些有开创性的事。
温柔和顺的人，力不体强。说起道理来，顺畅适当，解答疑难，则情恢而不尽。
这种人用意温润，性格柔弱，不争强好胜，权利欲望平淡，与世无争，不轻易得罪人，但意志软弱，胆小怕事，勇气不够怕麻烦，对人事采取逃避态度。如能磨炼胆气知难而进，勇敢果决而不退缩，会成为一个刚柔相济的人物。
曾国藩说：“一个人如果性情不能专一，就会造成七种似是而非的表现。第一种是对陈词滥调夸夸其谈，好像这种论调正流行一时；第二种是道理浅薄而言辞繁多，听起来似乎意义深远；第三种是曲意迎合别人的意见，好像已经领悟；第四种是跟在人后，人云亦云，好像是听了别人的讲述后才作的判断；第五种是回避疑难问题不去回答，好像知道很多，实际上一无所知；第六种是仰慕通晓道理的人，但只学到别人的皮毛，看上去好像心领神会，其实并未理解；第七种是争强好胜而不顾常理，理屈词穷了还自以为尚有妙语，以至于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看上去好像是自己有理而不愿屈服。以上七种似是而非的表现，一般人往往被其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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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态识人
曾国藩认为观察一个人的神骨，需要较长时间细细鉴别，很多时候人来人往，匆忙不定，有的人可以再见，有人却永无再见的机会。这种情形下，彼此观察，就要注重考究所谓的“情态”了。
曾国藩识别人才，一个核心思想是从他的相貌、言语、行动特征来考察其思维和做事的方法，从而判断他才能的大小，以此确定他适合担任什么工作。
江忠源，字常帘，号岷樵，湖南新宁人。他本是一介书生，后以一儒生身份加入湘军，成为湘军中很有名气的文人勇将。1848年江忠源开始办团练，比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要早三年，曾国藩本人是1853年才开始办团练。江忠源是为了镇压新宁县的青莲起义办团练的。青莲教首领雷再浩率众起事，江忠源率乡里团练，一役即将雷再浩消灭。因此被朝廷官授七品，调往浙江任职。
江忠源原本在农村读书，为考功名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曾国藩已是二品官员，他以同乡晚辈的身份去见曾国藩。江忠源早闻曾国藩大名，对他很是敬慕，见面后两人谈了很多国家大事，畅抒心中理想；曾国藩通过一番交谈也特别赏识江忠源的才华，认为他以后会有一番作为。江忠源告辞时，曾国藩一直看着他离开，直到走出门外。
江忠源走后，曾国藩对旁边的人说：“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扬名天下，可惜会悲壮而死。”
1852年，江忠源带兵奔赴广西，准备阻击取得节节胜利的太平军。曾国藩得知消息，写信极力劝阻江忠源，要他切莫投笔从戎，认为他“读书山中”，投笔从戎，“则非所宜”。曾国藩还动员朋友劝阻江忠源，他认为“团练防守”即为文人本分，他率兵去广西，就是“大节以亏”。
但是江忠源不听劝告，毅然投笔从戎。在以后与太平军的战役中，江忠源屡建奇功。他率军在全州裴衣渡设下埋伏，以寡敌众，大败太平军，击毙冯云山。由此，江忠源以善于带兵闻名朝野。此后又率军援桂林，保卫长沙，守卫南昌，转战数万里，屡立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