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战局，基本上是按曾国藩的这个规划发展的。但这一战略思想和部署，未被所有的人理解和接受。曾国藩不得不作出努力，付出代价。他冒着风险，屡次拒绝朝命，虽然西方则因未获得地方政权而办事艰难，东征则因兵力单薄而顾此失彼，北援则因路途遥远而缓不济急等主客观因素，但他悉心考究了大利大害之所在，决心“任凭各处糜烂，仍不分安庆兵力”。他甚至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
他向咸丰帝上奏了进兵的折本。折本内容强调进兵安徽的重大军事意义，他说：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赖于陈玉成经营安徽。陈玉成开辟并护持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道，以安徽为金陵的后方，并在三河、浦口、庐州叠挫清军。消灭了陈玉成的安徽军队，攻陷安庆、庐州，攻克金陵就没有大问题了。
曾国藩的这个策略自然是切中要害的。当时太平军的战略要地的确在于天京与安徽之间相互毗连，在于陈玉成往返天京与安徽、以安庆为屏蔽，不断打击湘军的进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不动摇。因而曾国藩进兵安徽，把攻陷安庆当作打败太平军的中心战略。曾国藩、胡林翼再次部署兵力：曾国荃围攻安庆，攻守城池；多隆阿主攻桐城，同时阻击太平军对安庆的援军；李续宜驻军桐城与潜山之间的青草塥，策应各路军，是围攻安庆的一支机动部队。从此，安庆被湘军紧紧包围，内外联系中断，于咸丰十一年被攻陷。曾国藩一生谨慎，修身养性以“谨言慎行，不言人过”为训，处事以“藏锋露拙”为诫，功高震主时以“功成身退”为计。以至于被左宗棠、李鸿章斥之为“胆小懦弱”，孰不知这正是曾国藩一生处世哲学，以明哲保身之举。
曾国藩深悉骄则必败的道理，他总结说，古今有才者败，离不开一个“骄”字；平庸的人败，离不开一个“惰”字。不仅为官、处世、做人如此，用兵亦如此。1867年，他总结了僧格林沁剿捻惨败身亡的教训，认为僧格林沁视敌太易，心生骄气，故此轻兵急进，因此致败。
他告诫湘军将领说：从古共事，多败于轻忽。前此僧邸部轻视此贼，而良马多被贼夺，近日湘、淮各军轻视此贼，而洋枪又多被贼夺……战争是残酷和现实的，一旦开始便不受任何人操纵，完全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人所能做的仅仅是战前的细心准备，战斗打响后便主要是双方实力的较量了。战前的准备是一项踏实认真的工作，来不得丝毫的投机取巧，任何的投机心理和取巧行为都可能会使战斗失败。
曾国藩带兵求稳求谨，追求稳扎稳打，这与他性格中的重实力、求稳重也是密不可分的。凡事以稳为准，不求速进，才能保持冷静，从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6
整饬吏治，严惩贪劣
官是通过科举考取的，吏是世袭继承的。官一般掌握地方实权，治理一方，吏则主要是做一些日常程式化的工作，如处理文书、协理官员熟悉地方风情、事务。故而又有“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说法。
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平民出身的大臣马周在贞观十一年的一本奏折中说：“治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唯在刺史县令。”强调了官吏的重要性。
曾国藩为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的基本举措有三条，其中之一就是整顿吏治，他计划将那些退缩、琐屑、敷衍、颟顸的官僚“转移”，淘汰冗官，建立起一支振作有为、精干而有效率的官吏队伍。
他任两江总督后，裁革原有官吏，将信任的人补授要缺。任直隶总督时，也大力整顿吏治，他在一条奏折中说：“直隶风气之坏，实各省所未有。我到任后，不得不大力整顿，把清理积案、停止任意摊派作为首要事务……我决心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的吏治得到有效的整肃。”这一时期他在家信中也说，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肖之人无所畏惧。如果这样，那么百病丛生，不可救药。
人们通常将官吏并称，但实际上官与吏是不同的，官由中央授职，而吏则是世代相传。官是通过科举考取的，吏是世袭继承的。官一般掌握地方实权，治理一方，吏则主要是做一些日常程式化的工作，如处理文书、协理官员熟悉地方风情、事务。故而又有“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说法。
通常，地方吏的影响比官的影响要深远。因为官员是流动的，任期一般都很短暂，往往任期一到便离职，而且官员之间少有交往，来不及做几件实事就已歇职了。但吏是世代相承，土生土长，熟悉地方一切事务，往往能够连成一片，在日常事务中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官和吏大都贪污腐败。官员因为任职是流动的，因而就可以鱼肉一方而不怕留有后患，任期一到就走，政绩不好也无妨，换一地方罢了。吏则由于是世代继承，并终生任职，因而腐化贪污，也不用顾忌。
清代的吏治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无法医治。精明如康熙者，亦无法去其顽疾。雍正立志整饬吏治，不惜采用强硬手段，但吏治腐朽败坏，如野草一般，此消彼长，难以根除。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勇敢地上了几道陈时弊的奏疏。其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上奏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从这一道奏疏中，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胆识的耿直风格，也奠定了他此后的“平乱”事业。
在同治二年，曾国藩抱着“贪劣之吏须严惩”的态度，写下了《特参庐江县知县吴燮和贪劣科派请予革职折》，文中说：我奉命整顿直隶吏治。我深知直隶地处天子脚下，达官显贵多如牛毛，很多人都有通天的本事。稍有疏忽即出了大问题。种种狡诈贪鄙的行为，确实是超出情理之外，若不从严惩办，凭什么来勉励廉洁、告诫百官呢？应当请示圣旨，将五品衔代理安徽庐江县事候补知县吴燮和立即革职，永不再用，还要下令追回所收亩捐钱米，如数清理上缴，以此来告诫那些营私舞弊、欺骗上司的人。
曾国藩随后开始清查各官履历。对于要提拔的以及要参劾的官员，曾国藩不但将其历年政绩查阅一番，而且还亲自微服私访。研讨再三，审之又慎，他说自己，“连日为此事疲弊精力，恐有差失也”。
本着吏治为先的原则，曾国藩在慎重地参劾裁撤一批人以做效尤的同时，着重从劝导、训化上下功夫。他朝思暮想，三更不眠，在枕上作劝诫官吏联：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国藩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吏治腐败的恶果，不由得深为吏治的腐败和民心的不满而忧惧。“国贫不足患唯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民心涣散来自于银价太昂，钱粮难纳；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官民相仇，积怨太深，以至于激成巨案。所以，各地民变的原因无一不是出自于“贪官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
要从根本上改变民变四起的现状，仅仅凭借军事镇压，只能是治标；必须从整饬吏治人手，唤回民心，才能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达到治本的目的。因而曾国藩力倡“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
7
师夷长技以自强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就形成了成熟的师夷长技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改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乾隆盛世之后清王朝闭关锁国，中国丧失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自然演变的机会，从而落后于历史进程。
晚清内忧外患，百弊丛生，吏治的败坏、军队的虚弱日甚一日，加速了清王朝向“衰世”滑落。本来，内政疲败、内乱频繁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通则，而道光、咸丰年间愈演愈烈的西方殖民者挟坚船利炮、商品鸦片大举入侵，更造成一种旷古未见的“变局”。
列强对中国广阔的市场早已眼红，一直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携先进的武器侵略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作为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虎门销烟之后，列强借此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
晚清政府积贫积弱，八旗绿营子弟又荒淫无能。英国船坚炮利，武器装备精良。战事从一开始就有往一边侧的势态。这时，晚清朝廷中的保守派占了上风，主张议和。于是，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是晚清丧权辱国的开始。
1840年的一声炮声，震醒了一些中国人。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振聋发聩的倡议。然而，在这个初始阶段，中国人还提不出“师夷长技”较具体较完整的方案来。中国的近代化还处在艰难的起步阶段。
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师夷智”方案的，是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洪仁轩。他于1859年在《资政新编》中描绘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幅美丽蓝图。它曾作为太平天国的“天法”公布，从政治、经济、法制、文化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措施。
虽然由于太平天国革命已在走向衰颓，政权渐趋封建化，宗派主义恶性发展，加上战事频仍，这个方案实际上未能付诸实施，只是纸上谈兵，但它反映了中国必须变革师夷长技，以跟上世界发展大势的历史要求，它放射着中国人民的希望之光。
曾国藩最先从战争中认识到应师夷长技，同治五年二三月间，他给纪泽的书信中也谈到“洋药治病，立时应验”，对洋人避雷之法，“在室则束铜丝于屋顶，引雷入土，在舟则束铜丝于桅颠，引雷入水”很感兴趣。又说“洋人谓高屋长桅旗杆大树最易引雷，不可不慎。”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常识的东西，在百多年前却是曾国藩科学的启蒙。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就形成了成熟的师夷长技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改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
他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落后，因而应师夷长技，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夷情有损于国体，师其智，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有此成物，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曾国藩坚决认为湘军必须配备大量火炮。湘军水师正是凭借洋炮的炽盛火力，在咸丰四年大破太平军水师而攻陷武昌。湘军水上胜利，又为曾国藩验证了使用西方火器的威力。然而，两次鸦片战争中，即使是僧格林沁的精锐马队，也抵挡不了英法联军的枪炮，这些事实给曾国藩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这是促使曾国藩要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师夷长技的根本原因。
由于清朝坚持封建制度，从本质上与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衰败是必然的结果。尽管曾国藩提出师夷长技以振兴清王朝，但振兴清王朝毕竟不是修修补补就能够实现的，必须从根本上变革。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满清的统治阶级包括曾国藩在内，都不可能认清这个基本的事实，并选择合适的道路。
8
忍辱负重，渐图自强
曾国藩致书通商大臣崇厚，表示“有祸同当，有谤同分”，又给儿子留下一封长长的遗书，还将驻扎在保定的刘铭传军四千人调来静海，随时听候进津弹压。万般就绪后，他发出“谕天津士民示”。
晚清内忧外患，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开战是一打必败。自古弱国无外交，满清王朝与列强实力悬殊，曾国藩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实施务实外交的原则，委曲求全，以图自强。
仅仅从务实外交的角度出发，曾国藩的处理方案尽管忍让过度，但也算是一种相对合理的解决之道。“天津教案”即是一个证明。
它的大致经过如下：
在事发前，天津四处有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传闻，并牵涉到教堂。正好当时法国天主教仁慈堂瘟疫流行，堂内收养的弃婴中有三四十名相继死去。有人看见，仁慈堂在某日半夜将三个裹有童尸体的白布包运出城外；还有人看见，郊外义冢被野狗拖出的童尸，胸腔已暴露，没有心肺，且有人指认为仁慈堂的弃婴。于是，天主教堂迷拐儿童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的事情愈传愈真。五月间，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卖儿童罪犯被天津官府拿获，经拷问，招认迷、拐儿童为教民王三供给。消息不胫而走，天津群情激愤，商人罢市，书院停课。
五月二十三日，仁慈堂外聚集群众达万余人。向来视中国人如草芥的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击伤前来调查和劝阻群众的清朝官员，于是民众一哄而起，当场将丰大业殴打致死。愤怒的群众冲人仁慈堂和附近的教堂，杀死法国教士、修女、洋职员及其妻儿二十余名。随后又焚烧了教堂、育婴堂和领事署，酿成举世瞩目的大命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