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令当时“市忠愤之名于天下”的清义派欢欣鼓舞。有人主张立即向法国宣战；有人建议依靠民众的义愤，一鼓作气，闭关绝使，驱逐洋人出境。当时的内阁中书李如松还说，要趁此机会焚尽在京的使馆，杀尽在京的洋人。曾国藩二月接任直隶总督，三月左眼睛失明，四月以后又患眩晕病，请假两个月在家调理。就在这时，他接到赴津查办教案的诏书。曾国藩身为直隶总督，又是久负重望的大臣，自然责无旁贷，随即复命应诏。
五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在《复陈赴津查办夷务折》中阐明自己的认识：办案原则是“立意不与之开衅”，即决不能因此命案与外国重开兵端，使君国置于危险之中；办案的关键是，“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抑或确有证据”；办案的落脚点为，一旦切实查明，务必“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
抵津后，曾国藩心力交瘁，忧思难眠，虽然他历来维护名教，对洋人的异教有看法；虽然他也知道，从根子上看“曲在洋人”；虽然他也明白，只要维护天津民众，就会被举世称为大英雄。然而，此时的境况，却由不得他了。西方列强在磨刀霍霍，各国军舰麇集海口。一位法国海军提督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答复，定将津郡化为焦土。”一位英国外交官也说：“天津教案，当时若将津郡地方全行焚毁，可保后来无事。”论实力，当时中国远不是英法的对手，形势万分急迫。曾国藩致书通商大臣崇厚，表示“有祸同当，有谤同分”，又给儿子留下一封长长的遗书，还将驻扎在保定的刘铭传军四千人调来静海，随时听候进津弹压。万般就绪后，他发出“谕天津士民示”。曾国藩准备冒天下之大不韪，舍命去查办这一桩大案了。
摆在他面前的任务，首先是通过调查取证，认定事实。当时，朝野上下都相信洋人挖眼剖心做药材的传说。内阁学士宋晋奏称：仁慈堂有坛子装幼孩眼睛。连清廷给曾国藩的上谕中也说：百姓焚毁仁慈堂时，得了许多人眼人心，交给崇厚，崇厚隐瞒不报，都销毁了。
传闻必须查证，逐一落实。
曾国藩的调查结果表明：王三虽然曾经供认授药给武兰珍，然而时供时翻，其籍贯也与武兰珍说的不同，且无其受教堂主使的证据；仁慈堂现有孤儿一百五十名，经逐一询问，证实无一人系拐卖而至；教堂掩埋的童尸皆是瘟疫致死，都有心有眼；“迷拐幼儿，挖眼剖心，有眼盈坛”之说，访之城内外，全系听闻，无一人能指实。
“天津教案”从表面事实看，洋人被殴死男女数十，特别是殃及无辜。但从更深层的背景看，则是多年积怨造成的结果。自洋人入华以来，强行布教，时时与民众相冲突。而地方官僚委曲求全，处理不能持平，民众的怨气得不到伸张。因此，当事情发生时，群众采取过激行动，实际上是多年仇恨的发泄。然而，曾国藩还是将天津的守官革职发配，将“凶犯”充军处死并赔偿抚恤金共计四十九万七千余两白银，派遣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
方案一经公布，朝野上下无不哗然，一时间舆论沸腾，人们骂曾国藩为“卖国贼”。朝廷中的“清议派”更是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攻击，甚至还有人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
对于天津人民反洋教一事，曾国藩最后竟以这样屈辱的条件结案，绝不像他事后辩白的那样，只是偶尔失计或“误听人言”，而是由他的投降主义的外交方针决定的。这可以从他的一些信件中看出一些原因。信中说：谓津民义愤不可查拿，府无辜不应讯究者，皆快外无识之浮议。弟虽智虑短浅，断不至为浮议所摇。
中国与外国交接，可偶结一国之小怨，而断不可激各国之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设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此等情势弟筹之至熟。
鉴于这种思想，曾国藩但望同外国签订和约，惟恐洋人前来寻衅打仗。不料恰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天津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曾国藩明知这次事件是教民平日作恶太甚和丰大业对官员开枪激成的，仍将“启衅”的罪名硬加在天津人民头上，必欲多捕多杀，以快洋人之意。这样，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的民族投降主义也就发展到他一生中的最高峰，从而彻底暴露出民族投降派的反动面目，愤怒的官绅民众给他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曾国藩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之后，曾经引起整个地主阶级的欢呼和赞美，一时被捧为“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简直成为盖世英雄。不料办天津教案使他声望一落千丈，转瞬之际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举国欲杀的千古罪人，正如后人形容的那样，“一转眼间，钟鼎世勋，圣相威严，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本来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中的做法是完全符合清政府的意图的，如果说卖国，曾国藩和慈禧都卖国，并无多大区别。但是当时却无人敢于直接攻击慈禧，而把卖国贼的帽子单单戴到曾国藩的头上。慈禧似乎也想乘机压一压湘军集团的势头，有意无意地让曾国藩做了她的牺牲品，使曾国藩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被动挨打、有口难言的困境。
曾国藩是八月四日接到调任两江总督的命令的，直到九月二十三日才离开天津，先回京陛见一次，然后再从北京经河间一路南下，莅任两江总督。自办理天津教案以来，曾国藩经常受到众人的指骂，一直心情不畅，回到江宁后，仍不时受到舆论的抨击，讥讽之词时而在他的耳边响起。同时他在官场中也愈来愈不得意，时常受人白眼，这就使他的心情更加郁郁不乐。
曾国藩去天津之前已得有肝病，右目失明，左目迷瞢，时发眩晕之症；回到江宁之后心情郁悒，衰颓日甚，遂成不治之疾，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死于江宁两江总督官署，时年61岁。
清政府闻讯发布上谕，除对他一生的活动大加赞扬外，还追赠太傅，谥文正，并准入京师昭忠祠、贤良祠，于原籍和江宁建专祠，在国史馆立传。这在当时对汉大臣来说算是最高一级的嘉奖了。
9
随世求变，大胆创新
万事开头难，最初的几次造船试验都失败了。这一连串的失败，并没有磨灭曾国藩力图振作的意志。相反，从失败中他更看清了中国自造轮船军火的重要性。
初入仕途，曾国藩认识到了八旗绿营军的腐败无能，提出创建湘军。曾国藩认为绿营军有三大弊病，已不能再完成保家卫国、安内攘外的重任了。因此，曾国藩改革军制。将军队改为由将领直接控制，具有严格的军法制度的武装。此为其审时度势之一举。
曾国藩的另一举在于他提出学习西方科技，开办洋务。曾国藩非常明白要随世变求变的道理，这一点体现在他开启洋务运动的序幕上。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来，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在曾国藩主持下，我国开始自行研制造船。
但万事开头难，最初的几次造船试验都失败了。这一连串的失败，并没有磨灭曾国藩力图振作的意志。相反，从失败中他更看清了中国自造轮船军火的重要性。唯有中国自身具有能力，才能摆脱外国的钳制，达到自立自强。因此，他一方面派遣容闳采购机器，一方面也在寻找其他机会。
曾国藩又采纳容闳的建议：在制造局之下，附设一兵工学堂，招收中国青年入学，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培养各种工程人才。局中另设“翻译学馆”，专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西书。译成的书交局中印刷所大量刊印，应各方需索，广为散布。
曾国藩与容闳等乃酌定留学章程十二条，说列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事项。这一留学计划，后来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破坏未能完全贯彻实行。不过就在这已经学成归来的120名留学生当中，已颇造就了一批人才。例如唐绍仪、詹天佑、容闳、梁如浩、梁敦彦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而最重要的是留学风气的开创，为落后闭塞的旧中国社会开拓了一条道路，由这里可以通往世界的新领域。从那以后，中国士子出洋留学为数日众，中国人的眼光见识也为之日广。追本溯源，曾国藩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10
谦忍为先，大局为重
曾国藩为国家大计着想，胸怀天下苍生而忘个人得失。他以谦下宽容、忍耐退让来争取少些阻力多些支持，以扶大厦将倾。
晚清时期，列强虎视眈眈，想侵我国土，夺我主权，经济体制崩溃，吏治腐败，民怨丛生。
曾国藩一生熟读经文，时刻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要求自己精忠报国。但清廷吏治腐败，官员大多是碌碌无为之人，多为谋私利而忘国家。曾国藩为国家大计着想，胸怀天下苍生而忘个人得失。他以谦下宽容、忍耐退让来争取少些阻力多些支持，以扶大厦将倾。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兑势也。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值一晒耶。”“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而是国家大事、用兵谋略等。国事、军事为大，个人言语的相撞、观念的冲突为小。
如果于国于民有利，曾国藩主张容忍一下来兼济天下。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不足之处，特别是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应改变处世方法以求更好地成事：“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为此，他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如他说：国藩从宦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客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脏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罘、不痛不痒、牢不可破词，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通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刻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宫，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因他认为，“苟利于国，或益于乡，往往攘臂从事，越俎代谋，心之无暇，岂遑多恤”？他说：“为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大乱，反以琐事争论，空言无益。”他还说：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呢？
在与地方官员的交往中，也可看出曾国藩为了国家大局而谦忍。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几次薄待曾国藩。但曾国藩不与计较，还去屈求。
战国时蔺相如为了国家利益，避免和廉颇发生冲一突，不惜自己被人骂作懦夫。当廉颇知道蔺相如一片为国为民的苦心之后，羞愧难当，负荆请罪。将相于是齐心合力，共保国土，结果列国都不敢再侵犯赵国了。
为了国家大利着想，曾国藩“打落牙和血吞”，这份不计个人得失的胸怀就值得今人思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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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之识，挽救国难
曾国藩在培养人才方面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学教育之先河，他选送幼童入美国中小学学习，冲破了封建传统旧教育的框架，是近代教育史上一项突出的改革，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
曾国藩一生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二是首倡洋务运动，并付诸实践，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之父”。
曾国藩原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理学家，以后演变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在当时位高权重，由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转变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对内维持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从各方面保证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成为它们倾销商品和鸦片的市场，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因此破产；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和满足更加奢侈糜烂的生活需要，加重了封建剥削，阶级矛盾斗争日剧尖锐。早已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终于汇成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面对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素抱有“救世”之志的曾国藩，为挽救清王朝的灭顶之灾而开始探索救国之路。
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重视并引进了西方的武器，他承认“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在清政府与资本主义列强抗衡的过程中，承认资本主义列强的力量强大，他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刀之末”。
洋务运动是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中产生的，有绞杀农民革命的一面，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是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近代的里程碑，从这点上说，它是具有相当革命性的历史变革。洋务运动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从纸上、口头上变成行动，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结构及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历史前进了一大步。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