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江总督任上，他对每天的时间作出具体安排：大约吏事、军争、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日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人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
这是成名之后的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以下是晚年的曾国藩对自己的日常要求。
他写下这样的时间安排：上半日：见客，审貌听言，作折核保单，点名看操，写亲笔信，看书，习字下半日：阅本日文件，改信稿，核批札稿，查记银账目夜间：温诗、古文，核批札稿，查应奏事目到了同治四年，曾国藩的身体大不如前，这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日记中写下很有价值、耐人寻味的一段话：阅汪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酉刻，幼泉来谈，阅本日文件。夜阅批札各稿，二更后温《古文·气势之属》。四点睡。因将分内职事定一常课，作口诀曰：“午前治己事，午后治公文；有客随时见，查阅勤出门；二更诵诗书，高吟动鬼神。”
曾国藩早年身体较好，对幕僚的依赖也少，“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但到了晚年，尤其是由直隶回任两江后，目疾加剧，“看文写字深以为苦”，甚至“除家书外，他无一字亲笔”，对幕僚的依赖越来越多，但“其最要者，犹不假人”。
同治三年七月，曾国藩亲阅“忠王”李秀成“亲供”，他在家书中说：“伪忠王自写亲供，多至五万余字。两日内看该酋亲供。”李秀成不以文才见长，其供词中当有不少笔误或错别字，这阅读供词的事，完全可由心腹幕僚代劳，亲为之，可见其勤！
梁启超评曾国藩屡获战功的原因时也谈到“勤”，他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雷，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吾以为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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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时度势，育兵有方
曾国藩说：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初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做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做人之道则全出于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
曾国藩治军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他不但从物质上鼓励官兵，更注重从精神上下功夫。这就是他“精神加银子，训就有主义的军队”的要旨所在。
咸丰四年，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慷慨陈词：“逆匪信天主之教，孔子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父也；蔑中国之人伦，听从敌人的谬误；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学贾氏官田之法，说这都是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运以取息，而借王氏贷民之说，说这都是天王之货。”中心思想是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人伦关系，维护两千多年的孔教统治。他在信中哀叹道：“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尧舜以来之奇变，我仲尼之所痛泣于九泉者也。”也就是说，曾国藩自办团练之初便明确意识到，军勇与太平军之间开展的大规模战争，不只是军事斗争，而同时是两种文化之战，两种精神意识之战，两种社会制度之战。
曾国藩高度重视军队的训练。在湘军成立之初，他即提出要“辅之以训练勤”，以改变八旗兵、绿营兵缺乏训练、无胆技、一触即溃的弊病。因此，曾国藩特别强调军队训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说：“要练一人收一人的益处，练一月收一月的效果。”曾国藩将湘军的训练分为训教与操练两种，而以训教为根本，特别注重思想性的教育。
湘军的训教，没有制成明文颁布，但在曾国藩所著的《功训练以御寇》中有反映。他写道：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
曾国藩以理学家的身份创立湘军，为此他十分重视义理之教在湘军中的作用。王守仁曾说过“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的话，曾国藩遂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治军上，重视“操练”就是“破山中之贼”的功夫；“训教”则是“破心中之贼”的功夫。因为“破心中之贼难”所以对训教必须下苦功夫。如何训教，他强调以义理来带兵。他指出：带兵的方法，用恩不如用仁，用威不如用礼。仁，就是促进人成长、促进人发达。对待士兵像对待子弟一样，常希望他成长，发达，那么每人都知晓恩情了。礼，就是所说的不论多少、大小、快慢，伟大而不骄傲。整齐衣冠，遵循礼法，这样人人敬畏他，有威而不勇猛。再持之以崇敬，面容严肃，无形无声之中，常有懔然不可侵犯之相，则人人知道他的尊严。有这两方面，即使是蛮野之国，也不愁士兵不可治服了！
在湘军中，倡导将领似父兄般对待士兵，士兵也应视将领为父兄，加之湘军中客观存在的亲党邻里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因此每每在训教后，均收到勇丁感激涕零的效果。
曾国藩说：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初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做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做人之道则全出于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
由此可见，训教的内容主要是纪律和做人之道的教育。曾国藩对待部下，如父兄带子弟一般，特别注重他们的品行，“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鸦片而坏身体”。后来曾国藩在评论自己带兵的长处时说：余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余谅苦衷各将士，颇有家人父子之情。此余昔日之微长也。
曾国藩不仅选将时注重“忠义”，而且在成军后仍不断向将勇灌输“忠义”、“命运”、“升官发财”等封建意识。
他说：“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强调“训”重于“练”，把向将勇进行封建说教放在首位。曾国藩在每次操演时，总是“反复开说至千百语”：那位“穷年汲汲，与其徒讲濂、洛、关、闽之绪”的罗泽南，“日登将台，与宦兵讲宋五子之学，时或作布帛菽粟之谈”。他的弟子王鑫也如法炮制，“暇则训以《孝经》。《四子书》，转相传诵，营门夜诵，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为村塾也”。
但是带兵打仗只有精神还不够，还要有物质条件。曾国藩在具体实践上，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其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蓄”。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基于此等认识，曾国藩在开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依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王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人三千，统万人，岁人六万金，犹廉将也。”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作他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盈余，以阳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湘军成为了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队伍。
在精神整合作用上，曾国藩远比洪秀全聪明，他依封建血统思想召集、训练湘军，不但利于队伍团结，更得到当时大多数抱有“正统”观念的人的支持和帮助。他手下的一批将领参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光复名教”，以正统对恃“邪教”，因而精神上就占了上风，加之外有列强提供装备精良武器，自然可以放手一搏了。
曾国藩以忠义和升官发财这两种思想意识作为精神支柱，辅之以丰厚军饷，训就了一支由儒生和农民组成的地主阶级的新式武装军队。
曾国藩企图在湘军内部制造一种如父子兄弟般亲热的气氛，然后在这种气氛中，使弁勇重视“仁”、“礼”这样的封建名分，从而泯灭军队内部的阶级对立情绪和其他不满情绪，巩固体现于“礼”中的封建宗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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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全大局，用兵审势稳慎
曾国藩深悉骄则必败的道理，他总结说，古今有才者败，离不开一个“骄”字；平庸的人败，离不开一个“惰”字。不仅为官、处世、做人如此，用兵亦如此。
带兵打战就如人在社会中竞争一样，一定要看清形势，握准时机。如果形势发生变化，或时机已过，那么本来应该做成的事是难以成功的。用兵也应该从大处着眼，即今天所说的要具有战略性眼光。用兵贵在审形势，度缓急，顾全大局而不计小利，求远大而不图近功。曾国藩用兵主张高屋建瓴，审时度势，通观全局，他批评向荣说：“中外皆称向兵为天子劲旅，而余不甚以为然者，以其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他多次告诫曾国荃：“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芒”。
曾国藩熟读兵书，又具有长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因而他用兵不因循旧法，不拘泥书本，主张择善而从，灵活变通，从战争实际出发。他曾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着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制胜方法，异日狃之而反败。唯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几常行无弊。”
审势又以审力为基础，审力在先，审势在后。所谓审力，即“知己彼之切实功夫也”。咸丰五年，湖口之战后，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外江、内湖两部分，仅能自保；陆师攻九江，坚城难下；曾国藩驻南康，一筹莫展。太平军乘机三克武汉。八月，罗泽南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力不足以图攻”，便向曾国藩提出赴援武汉胡林翼。武汉得手，则江西战事定能扭转。
多年之后，曾国藩提到这件事时，盛赞道：“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识时务，能取远势。”
审明地势，有利于知己知彼，也有利于指挥人员决策。曾国荃围攻江西吉安时，曾国藩对他说：“去古城三四十里，凡援贼可来之路，须令哨长、队长轮流前往该处看明地势，小径小溪、一兵一洼，细细看明，各令详述于弟之前，或令绘图呈上。万一有出队迎战之时则各哨队皆已了然于心。”
当安庆战事已至白热化时．曾国藩又教其弟看地势不得带队伍，“凡看地势、察贼势，只宜一人独往，所带最多不得过五人。如贼来包抄，则赶紧驰回，贼见人少，亦不追也。若带人满百，贼来包抄，战则吃亏，不战则长贼之气焰，两者俱不可。故近日将官看地势者，相诫不带队伍。”
曾国藩在咸丰九年间对攻太平军讲行了战略上的考虑。当时，从两湖、赣、皖到江、浙、闽各省都有太平军。太平军与清军的分布，犬牙交错。处处有对垒，时时有战斗。如果不从全局上考虑，只注意防堵追击，争一城一池之得失，虽也可以获一时之利，但战争的发展前景还难以预料。故曾国藩根据“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的战略原则，目光死死盯着金陵，盯着在上游的屏障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