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岭南小镇祠堂里的老人们。
2.岭南小镇草药店的招牌。
3.岭南小镇的午后。
4.岭南农家小院。
一
从樟木头水果批发市场到东坑路口，公交六元，半小时车程。坐在靠窗的位置后，车即刻发动，街景于晨雾中凸显，飘忽，寒冷，喧嚣，铅块陋屋，鲜红招牌，逼仄店铺，沾满尾气的黑树丛，硕大臀部的货车，行人衣衫柔软，它们像幻灯片，从一个岔路口消失，又从另一个岔路口出现，不断重复时，在我的内心深处，闪现出某种甘苦与共之感，好像这条莞樟路，已将我的生活和早春岭南，全都用力地粘在一起。
下车后，有辆摩托车溜边开来，走走停停，有询问的意思，司机五六十岁，瘦，脸色黑红，不知是健康的肤色还是冻出来的，头发蓬乱，手如鹰爪，紧扣车把，脚蹭地面，像看透我的茫然，只等我开口，便一脚油门，飞驰起来，但在这陌生之地，我如何能轻易交付出自己的身躯，我梗着脖子，走过他，便看到了1路车。
亭岗古庙在寒溪河畔的半山上，拾阶而上，两边簇拥着竹林、木棉、荔枝、芒果……处处可见落叶，那叶子落下来后，再也没有被挪移过，完全可以就地腐烂，化为养料，归根。山坡上有间砖房，黑墙朽木，屋顶盖着层层枯叶，细细密密，像扯开的四方绒毯，每一个角都不放过。能归根的落叶，像守住老屋的人……多么幸福，另一些叶，像另一些人，被风吹走，扫进麻袋，一把火点着……命运多么乖戾。岩石的缝隙间，有丛丛紫香，燃成半段，硬撅撅戳着，同行人道，是信徒上山时插的。他补充：这里求的姻缘签最灵，心诚的人，连续三年在七夕节上香，很是灵验。
进入庙内，红柱、帷帐、塑像、木桌、长凳，皆罩着股古旧之气。庙外挺立着一棵香槐，躯干苍劲，没有一片绿叶，但枝桠间却包裹着雨滴般的姜黄花蕾，即刻就要炸开。这棵二月的香槐，并不萧森，却比别的树种更庄重、威严。
同行的年轻人是本地人，对气候、人情、风俗无不熟悉，身材适中，微胖，戴眼镜，说粤式普通话，不断出现这样的句式：我父亲说……现在他说：我父亲说，这里原来有一排香槐树，可惜，“文革”中被砍得七零八落……显然，他并不忌讳自己与这片土地的血亲关系。听说这古庙在“文革”中被毁，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重建，而山下的彭氏大宗祠，却逃脱了“文革”被毁的命运。
进入祠堂后，我感觉自己像站在唐诗宋词的某一页：匾额上五个斗大的字，原色门板，背后两个五彩大门神，高门槛，三进式院落，花砖铺地，屏条字画，一应俱全。几个黑瘦男人倚在四方木桌前闲聊，不像游客，却有着本族人的闲适。供奉的大小灵位，高高低低十几个，香炉里淤积着层厚厚的灰。镜框里的画像，是穿明朝官服的彭老祖，含威不怒，其家训，不啻为一篇美文，被雕刻在木板上，高高悬起。
据说这彭老祖刚正不阿，便辞官不做，回乡后，反而备受族人敬重，落得道德圆满。他建祠堂时，用的两根楠木柱，是某劫富济贫的江洋大盗所赠，因花纹不同，被称为龙凤柱。那柱子绛红色，极笔直，有十几米高，浑圆光滑，摸起来，掌心一丝沁凉，一根纹脉稀疏，另一根则较稠密，我看着看着，居然看出了观音模样，心里不觉一抖。墙上挂着彭姓人写的诗，多以描述本地风物为主：“小桥桥下水泠泠，人依桥头看柳青”；“我有黄花僻，聊将月下烹”；“半山亭在半山中，来往游人此憩踪”……文字清丽，志趣高雅，完全超脱开小镇的狭窄地域，有大气象。
据说，“文革”时正要行动的小将，居然，被本族白须老人呵斥住。老人们的威严建立在习俗之上，这权威在这小镇，几乎有着宗教般的分量，故而才保全了这座屋宇。我愿意感受这里的一切，无论是门墩，或青砖，或飞檐，或凶煞的门神，我并不觉得这里仅仅是彭氏祠堂，相反，某种古怪的气息将我罩住，让我对这里生出股熟稔之情。愣神的瞬间，我想起在哈密的老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父母自甘肃逃荒至新疆，在西北哈密定居。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亲戚、祠堂、家谱、祖屋，我们的土坯房建在戈壁滩，吃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只在春节时，朝东方给先人烧点纸，不和邻里往来，讳谈自己的来历。我们的日子过得崭新，但空空荡荡。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想了解在我出生之前一百年、两百年或四百年发生的事，想知道我祖父的祖父来自何方，他们如何生活，因何故去……我以为这个愿望只能在图书馆里实现，现在，置身这个祠堂，耳边突然响起彭老祖苍劲的声音，他一直在告诫、告诫、告诫……哦，他同时也在告诫我。我并非单独的一片叶，在我的身下，有个庞大的根系，在暗中维持着平衡。
哦，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二
从五六层小楼簇拥的巷子穿过，进入坑美村，发现这里貌似城市，又恪守乡村的静谧，扑面而来的现代化场景中，夹杂着浓郁的古风，无论是铁艺大门金桔树旁的红对联，或操场上中年妇女用布条裹缠着婴孩，或两个老妪，坐在马路边，两丛银发燃烧，两根拐杖步枪般，直挺挺横陈……四面小路汇聚于一个形状不规则的主广场上，一座凉亭，三弦声响起，叮叮咚咚，一圈老妇，宽大毛衣，坎肩，多皱，小瘪嘴，抄下巴，身体呈不同程度弯曲，手拿歌页，吟唱木鱼歌。
据说过去农闲时，岭南妇女常汇聚村口，边看歌书边唱木鱼歌，通过这种形式，识了字，脱了盲。看来自古至今，女人总容易被声音触动心弦，忍不住想知道歌里的人吃得怎么，住得怎样，怎样的爱恨离别，和自己有几分差别。
及至近前，我惊诧地发现，在那些老妪的银白花发上，一律束着根红头绳！
土气……傻气……同行的年轻人告诉我：这里的老人以红为美。那种红，是紫红，是葡萄熟到极点，即刻要胀破的颜色。
这颜色若单独看，并不怪异，但移植到老人的花发上，不仅不符合潮流，更有种刺目。
大众也许会宽容一个年轻女子的奇装异服，但若老人在装扮上出格，会显得很荒唐。于是乎，大多数老人自觉地选择了黑、灰、白，绝少大红大绿，省得自己被凸显，被瞩目。
周阿婆听得懂普通话，但说起来很费劲，舌头像磨盘般僵硬。她说她每天都这样梳头，先用紫红头绳将头发束起，再用金簪从发髻间插过……六十多年来，从未改变！她长着张长脸，头发前面有些秃，眼窝深陷，戴老花镜，但这一切，都和红头绳无关，那朵艳丽的红，像烛苗高燃，完全不顾主人年龄。
东莞一带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虽工厂云集，但旧的审美方式、生活理念、禁忌习俗，并未因土地变成厂房，连根拔起，某些执拗的部分，如红头绳，以一种化石般的坚韧，遗留下来。
当我定居东莞后，发现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会像东莞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误解。在某种程度上，东莞人很在意陌生人怎么看他们，某些旁观者可能因对某些细节的过分纠缠，而导致对整个城市的歪曲，粗暴地下出定义，东莞人听后，往往会不知所措、暗自悲伤，同时，又无力反抗。
这是一种残酷的共生关系：陌生人携带来鲜活，同时，携带来偏见。
当陌生人钟情于这个城市的迥异之处，通过逸闻趣事来对它进行典型化时，居住其间的普通人，他们的日常生活，欣喜与忧伤，皆被忽略不计，有时候东莞这个名字，是被抽空的想象体，而和实际上那个烟火腾腾的生活场景无关。
现在，扎着红头绳的周阿婆，努力辨析手中的复印纸，《主婢望月》的歌词是她所熟悉的——不提公子花间事，又谈闺内一瑶仙。时越初秋明月好，嘱咐芸香卷画帘，只见一轮水影色娟娟，阵阵清风临绣户……而弹三弦伴奏的，居然，是她老公！就坐在我们对面，瘦，高，分头，西装，头发和眉毛里掺了银丝，眼窝凹陷，看起来是农民的模样，但细小闪烁的眼睛，却透着乡村知识分子的灵气。老人们集体吟唱的声音不大，声调沉郁凄楚，婉转低回，像那苦实在太多，不肯一下说完，憋到最后，再总爆发。显然，木鱼歌的底色来自中原，来自汉语，来自内敛的情怀。
在新疆南部，叶尔羌河畔，我听到过刀郎木卡姆，一开口就是高音“唉……”持续——持续——持续……在手鼓和卡龙琴的伴奏下，这声“唉”能呐喊、嘶吼、嚎叫到天空的最顶端，像射出的一根钢丝线。刀郎木卡姆的底色是沙漠，是孤绝，是人在边缘状态的痴狂，即便听不懂歌词，那从胸中迸出的热力，也能催逼出眼泪。唱刀郎的老人，激越时，会当场晕厥，他们中的大多数，因用力过猛而患有疝气，但到了张嘴唱时，依旧不管不顾，大吼起来。
无独有偶，唱刀郎的老艺人，喜在腰间系条草绿腰带，走在街上，很容易从一片黑压压的人群里跳脱出来，与周阿婆的红头绳，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不合规矩的艳丽，持有孩童的天真，边地的率性，童话的无畏。
周阿婆有房出租，租金足够养家，但她依旧每天早晨五点起床，下地种菜。无论浇水、施肥、间苗、采摘，皆亲力亲为。显然，她从地里收获的，绝非仅仅是蔬菜，还有某种安慰。早餐后，她去市场买点鱼肉，午饭后小憩，大约三点，到凉亭和众姐妹唱木鱼歌，再回家做晚饭。饭对周阿婆是必修课：丈夫、儿子、儿媳，说不定就要回来吃，一点都马虎不得。
我问她什么菜最拿手，她愣住了，想了想，说煲汤啊，鸡鸭鹅啊，青菜啊，样样都行啦。
显然，我的这种问法令她惊诧。远离厨房是现代女性的标志，对周阿婆来说，田间和厨房，都是职责，携带着某种不可置疑的节奏感，只需顺着节奏走下去，便会收获安然。
然而，另一种新姿态，楔子般，插了进来。周阿婆说：我儿媳妇是东坑中心小学的副校长，忙，没时间做饭的哦。
说起儿子，她含混道：喔，在工厂，做工啦……及至女儿：唔，在家里，带孩子啦。及至孙子：十六啦，在东莞上中学，周五才回来。
显然，她愿意多说些儿媳妇；显然，副校长并非仅仅是个头衔，更蕴含着某种骄傲。这种骄傲，令我想到亭岗古庙前的香槐，彭氏大宗祠内的家训。显然，在东坑这个小镇，虽然某些地方已变得簇新，但其内里的世界，依旧顽强地存在。
周阿婆得意起来：哈，我四十七，就当外婆喽。我笑起来：您当年是怎么嫁给老公的？她慢吞吞地组织词语：是我老公妈妈的妹妹，来提的亲哦！某种看不见的人际网络，纵横交错于此地，他们之间靠姓氏和婚姻相联系。周阿婆的儿媳妇——那小学副校长，知识分子——来自另一个村子的普通之家，但随着“副校长”三个字的出现，周阿婆刻意将婆婆权威隐藏起来，而这种权威，在这里，比在城市更为真实。
周阿婆的右手上套着个金戒指，但手背青筋暴突，骨节粗大，她老公拨弄琴弦的手指看起来，比她更修长、更灵活……想必家里灶台上那些活计，大抵，都由阿婆完成，而她，也将这种分工视为自然。她自然地接受了提亲，自然地成为母亲，自然地做了外婆……自然地，坐在凉亭，唱木鱼歌。歌中所说的悲欢离合，和她平静的生活相去甚远，但这并不妨碍她喜欢。
晚餐设在村里的喜宴中心：敞亮的大厅，正中是小舞台，十几张圆桌，圆凳，简朴，但样样齐全。可以想见，红白喜事之时，主持人手持话筒，招呼着攒动村民，每个人都相互认识，知根知底，为嫁女儿或老人过世，汇聚于此。这个貌似深陷厨房烟火的饭堂，对村民来说，是世俗生活最集中的场，是舞台，是沙龙。上菜的老妇至少五十岁，黑，瘦，枯干，手背青筋暴突，推着带轮餐车，上下两层，放着五六盘一模一样的菜。她端着盘子放在桌上时，无声无息。她的头发尚黝黑，但发髻上，和周阿婆一样，也束着红头绳。每当她从我身旁走过，那红头绳便像火焰般，一闪一闪。
她的年龄让我不安，我起身，往里挪着菜，低声说，谢谢谢谢……而她，看都不看我，转身就走。我知道，她并非轻慢，而是根本不知如何客套……周阿婆和唱木鱼歌的老姐妹，就坐在我们身旁的桌上，她老公和村里的土秀才们，在另一桌。我注意到，周阿婆和她老公，根本不对视，各吃各的。突然，有个老人站起来，举起话筒，哼唱起木鱼歌，她老公也站了起来，凑过来，试图抢话筒，两个老人，一个躲，一个抢，煞是热闹。周阿婆坐在凳子上，眯着眼，微笑着，像看两个大男孩在玩耍。
某个瞬间，这个喜宴中心，并不像我第一次到达，我品尝着每一盘菜，注目着每一个人，感觉在这个东莞小镇里，还持有着中国的、东方的古雅、简洁、内敛，还没被异国化、西方化，有一种恒定的严肃，从古庙前的香槐树，祠堂里的家训，木鱼歌的调式，释放出来，让人们安安稳稳、不慌不忙。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那种恒定的甘苦与共之感，尚未被破坏。
三
进入坑美村内部时，道路东弯西拐，夹在自建小楼中的窄巷，皆铺了水泥地坪，看不到泥土，唯一的野趣，是土坡上几丛高过人头的芦苇，在微风中招摇，但绒毛上沾染了太多的尾气和灰尘，变得铅黑沉重，街上偶有行人，车辆稀疏，没有鸡鸣，也无狗叫。
在村民小楼对面，工厂挑出硕大横幅，红底白字：招大量女普工……这是面向内地穷人家的女子发出的声音，呼唤她们走出故乡，到这里挣钱，将乡村生活逐渐转变为城市边缘人的生活。这些工厂提供了工作机会，但那些女工并非现代职业妇女，她们无法安妥自己的后半生，无法买房，让孩子进公立学校，于是，这些工厂、仓库和高挑的横幅，逐渐地，浸染上某种古怪的忧伤。
现在是春节后，和珠三角其他地方一样，东莞同样面临着用工荒。这些街道，在有订单和工人时，也许洋溢着异样的沸腾，但现在的冷清，对那些靠出租房屋、坐地收银的村民来说，不免有些担忧。穿过密集小楼，周阿婆家到了。从外表看，这幢楼是骇人的：是幢尚未完工的毛坯楼，宽大基座之上，完全可以撑起五六层楼，但现在，只有两层……像大写的L，倾斜了九十度，顶部的大片空地敞开。周阿婆家的另一幢楼是早就建好的，整栋租给二房东后，儿子儿媳就搬来凑合着住。
周阿婆的老公李老师道：等他们攒够钱，有时间，再把房子盖完……底楼的车库，安装着自动伸缩门，能同时并排停放两台车。楼门低矮，楼梯狭窄，尚未装扶手，但铺了瓷砖，侧墙未粉刷，钉子上挂着大小塑料袋，包着木耳、粉丝、笋干、阴菜等干货，各自成为一个小丘，沉浸于过日子的喜气。
客厅四方，比惯常的房屋要高，靠东供着观音神位，两盏长明灯粉紫，三个瓷碗里装着清水；电视旁的小桌上，四个苹果映出繁体字：恭、喜、发、财。其上，放着四个小金桔，红黄相间；墙上三张黑白像，正中是李老师的父亲，眉眼和他颇为神似，侧旁是他的母亲和奶奶，皆安静、智慧，射出的目光，像有温度般。沙发旁一盆硕大蝴蝶兰，花瓣浓艳。墙上挂着盏红灯笼，圆柱形，半米多长，红纸黑字，是李老师做给孙子的。遥想元宵夜，少年手提一团火，一摇一晃，在夜空划出道流利红线，让人看了七窍玲珑。某种从远处飘来的欢呼声，定格在灯笼里。
客厅外套着饭厅，木沙发上堆着毛毯，饭桌旁有台小电视，桌上摊着白纸，是李老师正在创作的木鱼歌，字迹工整，圈点勾画，即将完工。侧旁是个红请柬，村人用黑笔写下小楷，发来邀约。没有单独的厨房，在阳台上置了个煤气灶，小柜子里堆放着碗盘。三间卧室，墙上挂着中国结，桌上有笔记本电脑、《新概念英语》、玩具汽车、女士外套……李仲球是老东坑人，祖父辈已居住在这里，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后，等待高考的他没想到：“文革”开始了。他所在的常平中学，当时汇聚了东莞各镇最优秀的学生，大家都期待通过高考鲤鱼跃龙门，然而，那一刻，他们的命运之河被顿住了，涩住了。那个冰冻期有多长，谁也不知道。
多年后，李老师说起“老三届”三个字时，满腹深意。若按惯常，他考进大学，分配机关，娶同事为妻，其子其女，成为大城市合法居民……然而，一九六六年，它让中国历史疼痛之时，也同时，扭转了东莞小镇上这个年轻人的命运。
大家都去搞串联，李仲球和三十几个同学上山砍柴，卖钱后做盘缠，肩扛长棍，挑上吃喝用度，迈开两条腿，串联起来！走到野外，棍子是武器，累了困了，是拐杖。到了目的地，饭毕，就汇演，唱歌。李仲球是有些音乐才华的，两三岁时跟着奶奶，已学会哼唱木鱼歌，到四五岁时，能在大人面前表演。进了学堂，他忙着应付考试，便把音乐细胞压制下去，现在到了乡野间，他歌唱的愿望变得格外强烈，还学会二胡、高胡等乐器的演奏，日子，像风中的红旗，激情飞扬。两年过去了……某个瞬间，突然，李仲球从喧嚣的集体狂欢中清醒过来……他猛然意识到，高考遥遥无期，跳龙门的希望已断绝，他必须痛定思痛，开始脚踏实地生活。
他做出了两个选择：当物理老师；接纳邻村周女为妻。他甘心这场婚姻吗？偶尔的一句话，泄露了他的机密。他说，在家里，供观音的是周阿婆，他和孩子们，都不信……他用力摆手，强化这个论点。
显然，在这个乡村才子眼里，观音是无法救世的，但他并不干涉妻子，而孩子们，亦秉承父亲的温和之态，以宽容之心，接纳着那尊观音，甚至连供神用的两米高的酱漆木桌，都是儿媳买给婆婆的。某种类同服饰中的混搭效果，让这个家，各得其所，相安无事。
李老师有着温和的风度，可爱的脾气，一手难忘的好字，能现场编写歌词，他所吟唱的木鱼歌具有双重效果：既唤起老人们的童年记忆，又因融入当下，倍感亲切，于是，李老师成为周边村镇“五十岁以上妇女的偶像”，总是提着三弦出门，不仅在本村唱，去邻村唱，还到周边镇区唱，忙得兴冲冲。在客厅里，李老师拿出三弦，摆好琴谱，吟唱起来，周阿婆随声附和。和在凉亭里众人合唱不同，回荡在屋内的木鱼歌，更有古意：苍劲的中音，低沉，内敛，拖音长，无固定节奏，像是讲述着，叹息着，一步三回头……这声调和供桌上的观音，墙上的黑白画像，祈福的苹果，玩耍的红灯笼，皆融为一体，毫无割裂之感。
当李老师是翩翩少年时，偶尔释放过歌喉，及至青年，几乎完全生活在克制中，到了晚年，他敏感地发现，生命中无比珍贵的东西即将成为往事，于是，他将复苏的激情一泻无余，全都注入进木鱼歌。
一曲闭，李老师道出他的隐忧：以前的民间艺人，一个人，弹着三弦，有固定听众，可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有些单调了点……他想给木鱼歌添上新词，录成DVD，配上字幕，加上画面，应该能讨年轻人喜欢吧……在新疆北部哈萨克人聚居的托里草原，年轻人买了摩托车后，都会花一百元装个音箱，就绑在车身上，边骑，边听摇滚，重金属咚咚咚，砸过草尖，他们已不喜听传统的冬不拉弹唱……从周阿婆家出来，拐上街道，几分钟便到达中心小学，淤积在小村的古旧之气陡然消散，扑面而来的，是一幢四面敞亮的现代化建筑。儿媳妇的办公室格外宽大，通透，办公桌堆着文件，黑皮沙发旁，是妇女代表的合影。
她，朱副校长，披肩发，长统黑袜，连身裙，湖蓝翻领短大衣，无框眼镜，带我参观学校：有一千五百个学生，操场宽大，教师办公室里是蓝色格挡，路过二年级，她顿住脚步，说这是她带的班，她一直坚持上英语课，让自己不脱离教学氛围，翻开学校内刊，获奖情况表占据满满四页，她谈及如何教孩子们礼仪，团结老师，组织活动，和家长互动……显然，这位典型的职业女性，和扎红头绳的婆婆，完全不同，她已从传统家庭中脱离开，竞争上岗，用理智介入管理，又不失女性的温和、善良。
长时间以来，周阿婆独自呆在厨房里，为做饭发愁，多了要剩，少了不够。她回忆自己刚结婚时，忙完地里的活后，即刻挽起袖子上灶台，和婆婆一起煮全家十几个人的饭食。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等自己当了婆婆，却不见儿媳妇来帮忙。周阿婆刚结婚时，一点也不晓得自己单独面对锅灶会这么久。某种从她婆婆那里延续下来的节奏，被打断，裸出空白，她必须强悍起来，以个人之力，顶住那缺口。
周阿婆道：她，是真的忙哦……儿媳妇虽然没时间做菜，但到了周末，会主动买菜、买肉，拎一包回家。对婆婆的厨艺，儿媳妇自愧不如：她随便搞的饭菜，都很美味，我老公爱吃，儿子也爱吃……
四
村里的一日继续下去。周阿婆早起梳头，扎红绳，买菜，做饭；李老师拎着三弦出门，奏木鱼歌；儿子儿媳开车出门，奔赴工厂，打开办公室的门；孙子周末返校，胃里蠕动着奶奶烹饪的饭食……古老的中国，古老的东莞，古老的一家人……虽然小镇处于现代化的漩涡正中，但是，某种古风依旧包围着这里，将那根深蒂固的敬畏、尊严和神秘，用各种细节的通道，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