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喜于情
我经常往返于中、日、韩三国，三国的人们总是提问使人为难的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分别只用一个字来定义三国的文化或三国的国民性？
每当新闻记者或电视台现场主持人提及这个问题时，我经常是先说“是啊”以掩饰我的慌张，然后再考虑如何回答。
因此，我常常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明知用一个词来归纳一种民族文化非常困难，但我还是想这样来下一个结论：韩国人——情，日本人——理，中国人——义。
首先来看一下韩国的“情”。在东方三国中，没有哪一个民族像韩国人那样多情、热情。韩国人自己也喜欢自夸为“情的民族”。诗人徐廷柱曾说：“如果说情字有商标的话，那肯定是made in korea。”
我在韩国遇见的很多人都坦白地说：“我们大韩民族是世界上最多情的民族。”
我十分赞同这句话，在“情”方面，这一点确实不容置疑。虽然我在《丑陋的韩国人》一书中对韩国人的“情”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论，但主要是针对情绪方面，并不是想要否定韩国人的热情。
韩国人如果想喝酒，即使是深夜 12 点，也会跑到朋友家敲门；喝酒喝到很晚也会打电话叫朋友立刻出来陪着一起喝，正是韩国人的火辣辣的人情；半夜提着烧酒瓶突然奇袭朋友家的也是韩国人。因此，情多情少或情深情淡就成了韩国人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标准。除能力之外，情便成了评判一个人的人品的尺度。这种人情的尺度，甚至还埋没了不少人才。所以也就有了“悲喜于情”的说法。这里的“情”并不仅仅是指男女之间的爱恋之情。
在“情”社会生活的韩国人，经常提起日本人的无情、冷淡，说日本人甚至在朋友和父母子女之间也恭敬地遵守礼仪。当然，从晚上12 点敲门找朋友喝酒的韩国人的立场来看，过分讲究礼仪的日本人是有些冷淡无情。
在日本，甚至父母给孩子礼物时，孩子都要恭敬地说“谢谢”。还有，在政府之类的地方，日本人因过分受文件、制度、规定的制约而显得没有灵活性。其实，韩国人的“有情”与日本人的“无情”之间有根本性的差异。
与韩国人的以血缘、家庭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相比，日本人的横向人际关系更为发达。因此，人与人之间不一定非得共同分享情谊才能成为朋友。相反，越是亲密的关系越要有礼貌。夫妇之间常常说“谢谢”之类的客气话也是因为如此。也就是说，“在日本的人际关系或社会中，贯通着一种超越情的东西，那就是原理、原则”。
原理原则社会
我在前面提到日本社会文化的一个标志是理。理绝不同于感情和人情，它意味着超越了情的一种普遍的原理和原则。
当然日本人不是无情冷酷的冷血民族，他们也有温情和善心。但并不像韩国人那样用人情支配社会，而是以超越人情的原理原则作为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尺度。在东方率先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日本，相当重视合理性和原理原则。
韩国人和中国人常常指责日本人在贸易关系上过分拘泥于合同，这难道不反过来证明了中国人和韩国人缺乏合同观念吗？在日本，人情或朋友关系之类是行不通的。
前面提过，在日本的政府机关几乎没有因认识或朋友关系而给予特殊照顾或开后门之类的事。中国人或韩国人常常抱怨日本的政府机构太麻烦，这只不过是按原理原则办事的意识与以人情来办事的意识、马马虎虎办事的意识三者之间的冲突罢了。
虽然中国也和韩国一样是人情的社会，但中国人际关系的同心圆比韩国的更大，如果说韩国是以家庭、血缘为中心的人情世界的话，那么中国人情世界的同心圆则是以家庭、血缘为中心，以义理为半径的更大的一个圆。所以中国人常常以义理和信义为基础建立帮会组织，海外华侨也不例外。
“屯”的共同体
我把中国的社会文化称为“义”的文化。“义”与韩国人的“情”相似，而范围更广，“义”是义理和信用的世界。所以我认为韩国人的意识世界更接近于大陆性的中国人的意识结构。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以宗族为别生活在屯里。“屯”一词源于表示军队驻地之意的“驻屯”。像今天陈姓的陈家屯、王姓的王家屯似的一个村子的人，如同一个军队组织一样住在一个屯里经营着一个共同体，并在村子周围挖上城池，筑上城墙，抵御外敌。在屯子里，比起人情，义理起着更大的作用。后来屯发展为国，现在在海外则发展为帮会组织。
比韩国人的情更大更牢的是中国人的义。中国自古重义，武侠小说多讲义气，因此今天中国的武打影片也举世闻名。说韩国人的“情”文化与中国人的“义”文化是同一棵树上结的大小两颗果实也不为过。
“理”的文化是线
日本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以法规与秩序为先。我们以“线”为例来看一下日本人的“理”文化。
日本确实是一个“线”的国家。无论何时走到哪里，都一定有一条线。胡同里有区别行人与车辆的白黄线，学生上学的路上有名为通学路的线，地铁或地下道里有盲人专用线，运动场上有区分学校学生座和来宾席的线，甚至上下阶梯上都一一标有上行线和下行线。日本人总是自觉地遵守这些线。遵守线的原理原则主义已经深入日本人的骨髓之中。
不仅如此，没有标示出的线在日本也有很多。比如，银行窗口前顾客站的线，等电梯的乘客站的线，甚至电梯的左侧也为快速上下的人让出空儿来。
在日本，人们下意识地遵守各种“线”，因此，秩序得到了保障，法规得到了遵守。在以情和义理为首的中国和韩国，即使有线，人们也会适当地忽视并越轨，秩序意识和法规意识淡薄。线很好地实证了理、情、义文化的差异。
另一方面，日本的理文化又有精密性和正确性。通常按原理原则行动的日本人在建筑或制造产品的过程中，连一毫米的误差也不允许。日本的电子产品和汽车风靡世界也正是得益于这种精密性和正确性。
在挖隧道时，日本人总是事前从两端做精密的计算，依计划施工，但马马虎虎的中国人则会从两端一直打通到底，等隧道变成两条后，自己安慰自己道：“原来计划挖一条，没想到挖成了两条，这也不错。”
情、理、义的文化差异在服务质量、秩序意识、法规意识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在。限于篇幅，我无法一一举出这些差异，只好就此打住。我认为，与理相比，情和义的文化有点缺乏生产力。
把韩国的“情的文化”、日本的“理的文化”、中国的“义的文化”加以综合，一定会诞生出能激发惊人力量的新型的东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