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的原始积累和对资源的争夺，诸如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和战后持续的冷战热战，大萧条及其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突发性的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始终陷于动荡之中。然而它在几个世纪里也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总体性决定因素，可称为“时代参数”（epochal parameters）或时代制约。由于这些参数的限制，早期资本主义的生长环境已不复存在，欧洲工商业资产阶级兴起的典型道路亦无可重复。后发国家并不能追循任何“自然”或“自发”的资本主义发展。世界史从而是一个开放的流程，既约束着又受制于不同时空中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活动，特别是那些日后被证明有着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与其对这样的历史作单线“阶段论”的理解，不如更合理地视之为任何民族之路都要依赖的大环境，即全局性的历史和国际条件。也只有在这些总体性条件中，个体的社会轨迹才能在科学解释的层面产生意义。因此，在世界历史中定位中国（或任何后发展国家）就不是在某一确定的、以自由资本主义为远景的现代化轨道上，衡量她落后的程度或抵达终点的距离。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后来者”（这个词本身已暗含目的论色彩）能否靠克服本身的弱点或错过的机会而成就“现代规范”，而在于第三世界在不具备第一世界独特的历史优势的情势下照抄后者是否可能；对中国而言，放弃求索社会主义而接轨资本主义更是否有道理、合民意，是否值得。
随着制度重心和权力中心的转移，任何现存的时代制约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世界史过程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及其局部调整，它不断地被挑战、时时处处经历各种拉锯和斗争。时间和空间的分离或重合都没有所谓铁律，只有经济的和制度的逻辑、政治干预的功效、变动趋势、多样性和不平衡。国家、地区、或跨国区域与全球双向或多向往来互动。如常识所示，这样的历史是利益的分合及意义的竞争；作为普世或普适“世界文明主流”的资本主义并不存在。而中国在世界史中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位置，正是被她突破某些资本主义时代约束的能力所决定的。20世纪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世界格局，也改变了中外亿万人民的志向理想、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325◆这类有世界历史意义事件的系列发生和后续，被一些片面关注特殊性、断裂性和异质混合性的地方主义学术忽略了。然而任何单个社会，都只有作为世界史主动或被动、深入或表象的参加者或挑战者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每个民族都有历史，往往是涵盖内部差异和冲突的复数的历史；每部历史在世界史（及其前史）的总框架中都是可以定位、通约、并被其它历史所认知的。
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在资本运动的历史逻辑中认可世俗的历史时间，但拒绝混同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决定论的意识形态死胡同”。●326◆考虑到建设性或破坏性的渐变和突变，必然性和偶然性，前进和倒退，无尽的不确定因素等，所谓的“世界时间”充满重叠、断裂、跳跃，它并非线性，甚至也未必有一定的方向。还是恩格斯的辩证观念有道理：伴随着每个进步都是退步，文明的每一成就都伴随着野蛮。摈弃目的论的幻想，历史就无从终结；“进步”即使得到一定的认同，也并无保证，还可能代价高昂（如工业发展造成环境破坏，如科学技术用于武器制造等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事因此必定是批判的：多线而开放的世界历史既是斗争和失败的记录，也是创新和解放的里程。
（二）马克思的东方观还有意义吗？
18和19世纪欧洲的亚洲想象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很大影响，包括一些并无根据的偏见。马克思在早期给《纽约先驱论坛报》等的媒体文章中尤其关注超越了地理亚洲的“东方问题”，尽管他的主要兴趣一直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所谓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他当时提出了对殖民主义著名的道德与理性的“双重评价”：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在道义上无疑是一场罪行，但因为它由此而制造了“亚洲迄今唯一的一场社会革命”，在打破当地旧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意义上又是历史进步的工具。恩格斯有同样看法，认为当奴役斯拉夫人及东南欧和北非其他族群的德、法、西、美等民族“变成历史前进的主要工具”时，被奴役者在客观上就代表了反革命的力量。●327◆
马克思理论建构的中心概念之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它有两个主要指征：停滞和专制。这个概念的身后是在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浪漫化遥远的中国和亚洲的插曲之外，整个欧洲政治哲学认识东方的传统。绝对平均的“普遍奴隶制”和为“东方专制主义”服务的“亚洲奴性”等，是西方话语中从孟德斯鸠到孔多塞，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有关东方的惯用描写。●328◆但马克思为东方现象提供了更深入的结构性解释：没有土地私有及等级贵族制，从而缺少阶级分化“是理解亚洲社会停滞不变之谜的钥匙。……它与亚细亚国家基础的不断解体和更新形成如此鲜明的对照”——朝代尽管更替，“社会经济因素和结构却能保持不受政治天空风云变幻的干扰”。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一文手稿中，他强调的不是土地财产关系，而是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村社，其中“包含了所有其自身再生产和剩余生产的条件”，从而对解体形成更顽固的抵抗：“亚洲形式必然成为最能延续并且延续最长久的形式”。●329◆如此看来，东方社会理论上的土地国有可能遮蔽了那里部落和村社的真实财产关系，它们可能是专制或支持专制的，但也可能取更民主的形式。●330◆
虽然与印度及伊斯兰世界相比，中国不是亚细亚概念的主要标本，但她因设想中与前者相似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或更准确地说缺少阶级分化）一直被归入同类。然而，在1850至1860年间，中国这个“活化石”般“腐朽的半文明”被英国肮脏的贩毒战争打开了大门，开始变化。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把中国对西方强制资本秩序的反抗与“欧洲人民的下次起义”联系起来。而“中国社会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这具没有时间的僵尸”动起来了，“等我们的欧洲反动派下次去往亚洲，当他们终于到达中国的长城时……城墙上的标语也许是：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331◆这是怎样的认识转变！想象如果马克思活着看到长征中的红军，或者新中国的实践，更该有多少感奋。后来列宁赶上“亚洲的觉醒”，看到“文明的欧洲”如何反动而“野蛮的亚洲”在“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西方与革命的民族主义东方之战”中怎样组成进步的力量。●332◆
“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前苏东国家引起热烈的理论争鸣。中国的讨论则更多为直接的政治需要所推动：30年代的社会史大辩论事关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方向；文革后的再辩论关乎改革的战略和目标。●333◆有个故事很说明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第三世界》的意文原本和英文译本都默默无闻，●334◆但它1979年的中文翻译、出版和被停止发行却震动了中国知识界。书中对“官僚集体主义”的分析与亚细亚方式非常接近，被发现切中国内体制问题的要害。这些实例显示亚细亚方式概念在特定历史时机、为特定政治目的服务的描述性功能。尤其马克思对封闭的农业公社与专制国家两者之间逻辑关系的诊断，对当时的激进改革者有很大的吸引力。●335◆尤其反讽的，是马克思名下的亚细亚史观在当前中国反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复活的迹象。这个陈旧概念的新价值被重新发现——它可以用来诋毁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据说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社会矛盾从来不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专制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对立。因此阶级分析是多余的，“封建主义”的标签是滥用，革命的农村动员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都是历史的错误。●336◆其实“封建主义”这个从日文翻译欧洲史学中借来的用词，在毛泽东和革命的宣传语言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关系的特殊语境里，本来有着明白无误的涵义。无论古典的封建制度是否曾在中国发展，它都特指旧中国地主阶级对无地雇工和佃农、小自耕农之间的剥削压迫关系。只要不被纳入“前资本主义”（即暗含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前景）的欧洲社科和史学序列，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完全可以接受的用法，也确实对制定中国革命纲领做出了贡献。这场争论，越过对“封建”正当的学术讨论，实质上是关于“阶级”的冲突：直接把握转轨现实的一个关键词却被“去政治”的改革话语压制而流失。新右翼的政治目标十分明确，即通过对中国现代史和当代社会基本矛盾的“亚细亚”式的重新表述，把公众引导到作为市场行为的承担者和私产所有者的个人与国家政权的对立，而不是劳动与资本、另类中国与资本主义全球霸权的对立。即使个人与国家矛盾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它无法解释两极分化和权钱交易的大背景，更掩盖了国家与资本联合的基本事实。
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经验基础受到严重的抨击。就中国而言，大量历史和文献研究证实，那里的短途和长途贸易可能是前现代世界中最发达的。●337◆与之相应，私有土地以及“封建”式的土地贵族和等级关系曾广泛存在。马克思多少也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不以中国为范例。●338◆不同程度的商品经济或某种商业资本主义和地方自治的竞争格局，还推动了国家鞭长莫及之处大量的社会自组织活动。不过，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水利社会说”虽然在印度（以及奥土曼和帝俄）并无根据，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却能找到某些支持。只是由于历代北方前线的威胁，边防恐怕是更大规模的要求中央政府统筹指挥的财政和组织任务。●339◆这里应该指出，专制国家并非东方的特产。欧洲的国王们不光对内采取绝对主义统治，还大量使用战争包括对外殖民为皇室聚权敛财。事实上，众目睽睽之下，谁又能说改换了形式的超级“金融-军事国家”不是在继续主导着当代国际政治呢？●340◆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批评集中在理论层面，至少以下两点涉及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核心。其一，如果所谓“亚洲”只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被动对象，被动态的西方与静止的东方之两极对立剥夺了它本来的历史和可能的将来，那么“亚细亚”观念就不能不是马克思的一个根本迷误——“只是在我们自身无知的暗夜里，所有异己之物才呈同一形状”。●341◆这个观念在资本主义中心之外，在没有资本主义从外部干涉的情况下，既不给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给本土独立生长资本主义的潜力留有余地；更没有考虑危机之外资本主义局部止步和倒退的可能。马克思主义遂在此与现代化话语合流：资本主义是走向现代的唯一道路，乃至现代的唯一形式。由于“发展”的定义事先排除了任何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后者得不到承认，即等同于停滞。又由于非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在概念上未加以区分，马克思的历史论述带有资本主义阶段不可逾越的目的论色彩。这个失误可以归结为三个层次：１）“东方”并非缺少内在的变化动因；２）它的变化或曾不取工业资本主义的形式；３）外部干预未必促进、反而可能阻碍本地的发展（见于许多殖民主义长期犹存的灾难性后果）。然而挣脱理论的束缚，他也认识到亚洲的革命甚至可能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先声。
其二，“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无清晰的界定，似乎指称一个与其它前资本主义形态平行的东方的生产方式，但似乎也可解读为人类社会演进链条上五种典型生产方式（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之外的，游移于原始社会和奴隶制之间的、形成某种模糊的劳动分工的“第六种”方式(大致与日耳曼的、斯拉夫的等方式平行)。无论何所指，它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来说都构成概念难题。●342◆如果共产主义之前的各生产方式都需要与取代其自身的新生产方式产生一种辩证的关系，亚细亚方式就缺少能被更高类型的方式所取代的逐渐生成的基本内部矛盾，使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如果它的任何质变都倚赖于外部冲击，它的建构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一般方法，不能成为既有框架成功的组成部分。显然，“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适用于东方”使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陷入无法逻辑自洽的困境。●343◆在《资本论》第三卷里，对亚洲的观察着重于国家在经济上充当地主和政治上执掌主权的双重性格。但在国家垄断土地的条件下，官僚统治阶级并不在西方法律意义上“所有”而只是“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从而地租与税贡没有区别，不存在独立于国家摄取的阶级剥削，也不能认为国家不过是行使阶级职能。这样，亚细亚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就难以立足，●344◆有些学者甚至就此全部否定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