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春
提要：本文追述马克思主义及其它相关知识传统中的“中国”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位置的演进。为澄清国内改革取向及其意识形态合法性等论争中的理论分歧，做初步的思想史方面的准备工作。
“定位的政治”特指由转型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发展前景而引发的理论和话语斗争。与作为学科的世界历史不同，本文所取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以资本主义扩张作为世界历史(或在全球化意义上称全球史)的开端。因此，在这样一个框架中讨论中国在世界史中的定位，也就是讨论中国道路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包括中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别样出路的可能。当前的辩论，无论用哪一种理论体系的语言，集中于对全面“接轨”必要和必然性的宣称与从根本上反对接受一个剥削压迫、危机重重、且继续破坏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全球秩序这两者之间的选择。其中指称、概念、意义、解释和想象等冲突的背后，是中国的前途命运之争。这场斗争无疑牵涉到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从而高度政治化，凸显路线和意识形态对民族发展的决定性指导作用。
以下尝试粗线勾画出马克思主义及多少受其影响的主要思想流派对中国定位的探讨。第一节对文章标题中的关键词做些说明。第二节回溯马克思史观中的“东方”（它仍然潜存于几乎所有相关论辩的背景里），衔接到有代表性的社会科学文献对欧洲起源而全球称霸的资本主义的叙述，以及新近比较社会经济史对中国轨迹的侧重研究。第三节追问这些成果对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提供了哪些启示。最后一节针对官方半官方对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言说，重提中国革命对教条地、机械论地、经济决定式地解读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的历史性修正。这一能动性认识同时亦是对文化或文明决定论的拒绝。突出政治，加上群众基础和制度支持，是历史上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条件，也警醒我们对目前危机和出路的思索。
（一）中国与世界历史
在世界史中定位中国，当然不是在一个既定的国际历史环境里寻找某一不变的民族实体的锁定位置。一切观念都是历史的；关于民族和世界史本身的观念更必须在它们相互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历史运动中捕捉和概括。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追问在全球性资本主义衍生和发展的大背景中，什么是“中国”，她从哪里来，又向哪里去，她又一路与其他的民族、地区和世界发生着怎样的关系。“中国”的（自我）身份认同又是复数的，也是变动的。这是认识中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不但大量考古证据显示在今日中国版图内曾有过不同根脉的多种文明，从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多个史前地域文化交往融合的结果；并且在中国人多样的生产、流通、征战、治理、礼乐和创造发明的历史中，有许多分歧流变也与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外部影响有关。从来不曾有过本质主义的族群身份，也没有整齐划一或纯粹本真的“中国性”。19世纪中叶以来，在这个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大国所发生的现代变革及其或预想或不料的后果，使国情更加纷繁复杂。
如此在内外两种“边界”都既可塑又强韧，加上当前愈益密集的信息沟通和汹涌的移民浪潮，使个体和集体的认同都更加流动化了。既然“世界和地区内在于民族的心脏”，那么就“只有通过内外整合我们才能观察到全部历史”。学界所以推动“解构民族”，反对把民族看作自我完成的“地域体”，反对单线的民族史学。于是“中国”乃至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全球与地方史的夹击之下，成了“省别叙述”中的“虚假整体”。●311◆地域视角固然必要，但“地域主义转向”也会走得太远，直至导致认识上的碎片化。忽视对一般趋势的总体把握反转过来又造成对特殊性本身的误解，错失对“具体的普遍性”的认识，乃致对比如民族解放等重大集体认同产生质疑。然而无论地方力量历来如何强大，也无论外来影响如何越过国家与地方产生交叉互动，看不清渐进抑或革命过程里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的整体轨迹，多元和不平衡等概念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避免一刀切的办法不是拒绝广角视野和知识的关联统合，而是经由纵览历史运动的全貌而找到关键而有标志意义的事件、现象、矛盾焦点和叙事链条的时空位置。
定位中国的双重困难在于，首先，中华王朝（包括入主中原的外族统治者）与其境内的“边民”、“蛮族”、半独立的各类领地及邻国建有托管、藩属、朝贡、和亲等关系。即使1911年共和革命之后的民国也难以契合规范的民族国家框架，因为后者来自早期资本主义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通过财政-军事手段而取得统一的民族市场和政府的经验。反对帝国主义的、有国际主义面向的民族民主革命把中国卷入现代的民族共同体，造就了超越其它认同的“中国人民”这一整体认同。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又直接继承了17世纪清帝国的大部版图，实行分权与集中并举和多层次拟联邦制的民族区域自治。因此当代“中国”的组成与“文化和政治共同体边界一致”的民族主义逻辑相左。研究这些独特的历史因素和得失并作出可靠的判断，需要打破西学的思维定势。如“帝国”与“民族”的重叠对欧洲起源的社会科学来说，既是对一个反常、落后国家结构的描述，也是有关一种异于欧洲政治的制度的概念：“帝国”标示前现代和专制主义，与进步和民主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反差。●312◆不过这种依赖印象和偏见的学术传统错过了至少两大当今世界的基本现实：一是内部的多民族或多文化结构其实早已成为民族国家的主流；二是帝国主义劫持了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政府，形成新型的帝国霸权。●313◆简言之，过时的单一民族国家模型已不适用，还有与帝国主义共谋的嫌疑。
其次，很难用现成的社会科学分类来确定后革命中国的归属——应该把她划入“畸形现代”的共产阵营还是“第三世界”，如果她不能是一个自我完成的独辟“内生世界“？诚然，“中国”从来就不曾属于任何“纯粹”的社会形态；新中国更加独树一帜。一方面，她因建立在农民革命的基础之上，并在发展战略和社会组织等方面有意抵制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而有别于苏式体制；另一方面，尽管多有与其他穷国类似之处并与之联合，深刻的革命变革又使她与落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型发展”或“持续不发达”的道路完全不同。作为学科的当代中国研究因此而孤立化，甚至不时成为对既古（文明）且红（共产党执政）这双重脱离现代常态的“病理”研究。排斥和自我排斥在这个可谓非合法化运作中都在场。在现存知识包括命名和意义制造的权力体系中，需要“例外”来反衬“普遍”和“正常”。目前中国政治知识精英的一个幻想，正是通过摈弃革命遗产而接轨某种特定的“普世制度”和“普适价值”来重塑其依照全球化标准的合法性。
那么中国是否未经帝国的领土解体而真正进入了现代共和呢？答案是肯定的。首要的一步，是经由20世纪连续的社会革命而整合起来的中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崛起，并且由一部用社会主义的语言宣示世俗解放、民族独立和人民主权的宪法规定出来。人民主权取代了王朝皇权，自主的公民取代了帝国的臣民。这个兼有伟大象征意义的开天辟地的成就，规范性地定义了人民共和国国家权力的来源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中国革命的普遍意义由此为根本意义上的民主，即人民主权的理想和实践所展示。至于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作为集体认同的人民主权和作为个人权利的自由公民在哪个时期和什么意义上是真实的，或只是名义上的，甚或被曲解、限制、剥夺等等都值得讨论。然而激进改革之后的资本优先劳动，权贵压制民众，富人欺侮穷人等现象的确从反面演绎着“人民”地位的失落。
一如“中国”界定的复杂和包容性，对资本主义演进数百年的“世界历史”也有争执不休的各样论说和始终开放的叙述可能。马克思的用法与一般世界史教科书讲述文明或文明交往史的任务不同：是资本主义的兴起开辟了世界历史，因为只有资本主义使一向各自分散或者彼此隔离的经济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紧密地联系起来。这里，世界史本身并不是一个分析概念，而只是对扩张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生活世界的特定指称，是由全球性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权力制度以及地缘地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所限定的“时代条件”的历史场域。它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中心，追踪其行进和结果。这个指称，当然与被黑格尔视为内在精神之旅的世界历史迴然不同。后者关心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兴亡，而是寻找自由的理性过程的辩证规律如何最终实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遗憾的是，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支持像爱尔兰、波兰、犹太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他们却仍然受到黑格尔划分“历史民族”与“非历史民族”的影响。这种划分在“帝国主义的虚假历史语言里”把非欧洲历史贬称为“史前史”。●314◆
资本主义转型在《共产党宣言》中有我们所熟悉的精彩表述：它不断更新生产工具和贸易、金融组织，同时改造着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社会关系。欧洲的资产阶级通过快速改进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而把各民族卷入世界市场。市场持续扩展的需要让资产阶级走遍全球的各个角落，“它必须到处张网，到处扎根，到处建立联系”，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出一个世界。殖民暴力不是《宣言》的重点，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忘记与廉价商品齐头并进的，是由“重兵器”开路的所谓“自由贸易”，由此资本的力量才能“推倒一切中国长城”。●315◆他们的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暴力征服既有道义谴责也有历史的评判：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掠夺，对原住民的屠杀，大规模的奴隶贩卖和奴隶劳动，就象“喝次等人的脑浆”，都与英属印度的命运一起，成为“人类记载中血与火的一页”。●316◆
国际资本主义的历史得到多种理论概括，以下例子主要提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以俄国革命经验为基础的，托洛斯基原创的经典概括是“不平衡与结合式发展”，强调“落后的特权”和落后国家以资本主义腹地发生革命为前提的，从经济上超越或政治上推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317◆另一个常用的范式是伊曼纽·沃勒斯坦等人的“世界体系”理论。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这个体系高度依赖于本土之外的资本积累，导致帝国主义的中心区域与依附而不发达的边缘地带之间因不平等交换而形成的恒久的分化。●318◆对金融危机的现实有特别启示的一个论点，是乔瓦尼·阿里基等把资本主义时代视为一个始于14世纪的（或长16世纪，1350-1650），通过日益金融化的国际资本运动来营造地区和全球霸权的过程。金融资本主义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而毋宁是其与生俱来的特性或先导。●319◆还有博采诸家但突出空间政治的戴维·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角度：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权力靠掠夺性积累和“空间修复”寻求稳定的利润。“空间修复”有双层含义，既指固定资本的落地或转移，包括市场和私有改制的全球化，亦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各类矛盾在扩张中得到的局部缓解。●320◆这些概念彼此多有重叠呼应，包括对资本主义体系重心移动和金融化等规律的观察。后者为抓住当下资本主义的核心趋势而发展了马克思及罗莎·卢森堡等人对金融资本和过度积累的分析。
此外，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通常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笼统的发达“商品经济”和现代的完成形态，强调它在生产、流通、交往、国际关系及文化趋同等方面的成就，尤其是自由市场基础之上个人权利和程序民主的张扬。但值得注意的是更具批评深度的见解：布罗代尔的全球资本主义：它是物质和货币财富为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金融管理、海内外贸易所推动的跳跃式、流动性的积累和扩张，因而在组织、驱动和垄断等方面都有别于一般的市场经济。●321◆卡尔·波兰尼对资本主义大转型的分析：资本主义的时代转换带来“市场社会”及其“双重运动”的后果，即嵌入社会的市场经济因对人、自然、村社互助和分配中传统道义关系的摧残而不可持续，必然引起内生性冲突和社会自我保护性的抵抗——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322◆非社会主义者熊彼特对资本主义悖论的洞见（或许来自马克思？）：制度本身不可遏止的巨大技术创新动力在不断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引发对它的一次次摧毁性打击，即“创造性破坏”，从而开辟了经由必需的调节监管、协同合作和工会机制而渐至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的可能。●323◆向社会政治层面及国际比较展开，具体历史与宏观理论并重，有巴灵顿·莫尔对源于不同的社会阶级和结构变化而进入现代世界的不同道路导致不同性质国家政权的结构主义解释，和查尔斯·惕理研究欧洲长期的军事竞争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如何推进了财政资本主义等重要著作。●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