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些论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那些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关的发展政策并不是可持续的，即使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竭力把生态的维度引入到发展之中，而不解决它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反思发展的意义，而且还要反思贫困问题。这样一种反思不可能在单个国家的基础上进行，因为那些唤起这一反思的问题是全球化的产物。但是，一些国家由于它们在全球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其他国家处在更好的战略领先地位上。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不仅是因为它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而且是因为它努力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一种替代的经历。理想主义是革命的遗产，仍然出现在领导人对人是发展的目标的肯定之中。同样重要的是愿意按照新的条件来重新命名过去的努力。“和谐社会”或“生态文明”所表达的理想不仅利用了过去的社会主义信念，而且还承诺摆脱与之相关的思想和政治包袱。首先，这些理想表明了尝试为现在提供替代的持久意愿。与之形成有趣对比的是，连欧洲、北美和其他国家比较进步的领导人都不愿意怀疑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假设。
在中国领导人的纲领性陈述中的理想主义是否会实现，或者是否拥有超出现在的持久力量？这个问题仍需拭目以待。当前，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的两可关系也可能有利于领导人为现在寻找替代的角色。当经济全球化影响到了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时候，尽管大多数人承受了全球化的后果，但是他们却没有从中获益。当前的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并已经开始解决这一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经济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对改善中国人民尤其是内陆农村人口生活的投入。阻止农村人口的转移，加强农村的重建，并且国内分配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这些或许很久才能消除全球化造成的一些不平等，也才能建立这样一种经济的基础：把人民的需要放在脱离人类生活的全球经济的需要之前。
这决不意味着重归经济上的孤立。全球化下的经济“起飞”几乎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前提，即交换控制地方需要，消费者脱离直接生产者，并且都服从于金融积累的需要。由此所创造的财富只惠及世界上的少数人，但却让大多数人任由资本的流动来摆布。由于资本的流动摆脱了日常的生产、消费和交换，因此它越来越容易遭到无耻的操纵。当前的任务是把经济的基础重新建立在满足国内的需要和创造国内的经济之中。尽管这并不是要脱离世界经济，但仍然是把人民的需要和可持续的未来放在优先的位置上。
挑战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也是政治和生态上的。经济的基础之所以要重建，也是要更关注人民的需要，而不是以无限消费的幻梦来操纵他们。这必须成为任何国内治理的必要起点。就这在其他地区一样，在中国，民主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正义的问题。这一问题由于美国前总统布什这样的人将其用于政治目的而变得更加复杂。他们不仅在国外倡导民主，而且还毫不犹豫地遏制民主。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善意的知识分子就把欧洲和美国形成的民主实践普世化的做法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309◆不仅在不同的社会中，而且即使在各个地方情况不同的同一个社会中，民主治理都必须采取不同的形式。另一方面，民主还有一个关键的功能，即建立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沟通渠道，因而对于遏制腐败和权力滥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在官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如果发展政策要真正地关注当地的需要和经验，就必须作出彻底的改变，动员人民来推动这样一种改变，但不是把他们当作消极的对象，而是当作积极的参与者，他们的经验必须成为政策制定的一种资源。民主也可能是这样一种转变的前提。要赋予日常生活相对于抽象前景的优先性，还要考虑到生态因素是生存的条件，而不是经济的算计。
就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开始发挥的战略作用而言，中国经济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全球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在这些天里经常听到有人说，中国在遏制全球衰退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通常这种说法的言外之意是中国可以帮助全球经济回到衰退前的状态：不可持续的全球资本主义。恰恰相反，我们建议，中国可以在有效地改变全球经济实践的方向时发挥重要的作用：重建全球经济的基础。中国在崛起成为经济大国的过程受益于全球化，但也推动了全球化，因为中国不仅充当了“全球工厂”，而且还了提供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全球南方无限消费的持久幻想得以可能的信贷。
中国经济实践的任何重大转变都可能迫使其他社会迫切地反思发展。在这个方面，尤为重要的可能是中国在非洲和拉美扮演的领导角色。近年来，对于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密集活动，其他国家一直怀有某种爱恨交织的心情。我们会轻易地前贬斥前殖民大国代表对中国殖民主义的指责，他们憎恨中国入侵自己以前的殖民地。但是，怀有这些憎恨心情的不只是他们，还有前殖民地的国民——他们在中国的活动中合理地感觉到了一个新兴世界大国的殖民主义：不顾经济和生态后果地榨取资源，为自己价廉质劣的商品创造市场，把经济活动和政治后果分开，与冷酷无情的独裁者做生意。除了其他的事情外，消除这些感觉还需要更有力地控制企业，其中一些企业似乎对它们给其他国家人民带来的生活和经济破坏置若罔闻，就像它们在中国国内一样。
另一方面，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全球南方的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亲密感。同样重要的还有对欧洲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共同记忆以及以前的“第三世界”国家认同。这些共同性不仅提供了合作的基础，而且还为制定满足不同社会具体需要的替代发展战略提供了基础。中国发展观的特点是关注差异和特殊性，反对普世性的大全哲学——这种哲学指导了那些受到资本主义启发的（并且社会主义社会过去也遵循的）现代化战略。●310◆
然而，中国和全球南方对发展的重新定义或许对美国和欧洲——尤其是前者——的影响最大。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继续直接和间接地消费更多的世界资源，成为环境退化的最主要元凶。对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全球南方各国的生产输出造成了这些国家的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至少在某种程度也是因为它们在满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需要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国家作为不可持续的经济实践的典型和出口商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这些国家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如果世界经济要具有可持续性，它们就必然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不论是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还是在各种国际论坛上，对发展的讨论总是集中于提高各国穷人和全球穷国的生活标准。二战后，欧洲近代的发展信念走向了全球。就此而言，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世界人口的生活水平从自然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提高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更不用说富人了）的水平上，而且尽管全球的资源压力不断加大，但是发达社会的中产阶级并不会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已经有某种证据表明这就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发展的思维和政策要承认这一点，就不得不克服反思发展所存在的主要意识形态困难。
中国在此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仍然有可能区分开削减贫困和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生活的效仿。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必须质疑全球主义的幻想，而且还要批判社会主义观念中那些使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交付给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义的历史遗产。在人类历史这个特殊的关头上，尽管社会主义继续从未来那里汲取诗意的想象，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还必须从过去中寻找创造未来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