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也许并不关心封建关系之外任何其它前资本主义形态的内部动力，这些形态在对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也未必分得出先后高低，无法确定依次发展的序列。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有关前资本主义的讨论是观察性质的，而不是理论。例如封建主义就是蛮族侵略与对罗马农业组织军事征服相结合的结果，并非起源于奴隶社会的内部矛盾或奴隶起义。在奴隶制与封建制之间因此而没有历史的逻辑顺序。马克思只是注重这些更早的形态可能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条件提供什么解释。所以只有后来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吸引了他的理论兴趣，这是为什么在《宣言》之后马克思再未阐述任何前阶级社会解体规律性机制的原因。●345◆同理，与资本主义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东方”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而言只是一个边缘概念。它能引起源源不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论争的风波，却如前述，绝不是偶然的。
应该为马克思辩护的，是他在一些具体讨论中突破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自我封闭的僵局，注意到其它一些变量。为了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对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作比较研究，亦有失有得，虽然忽视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找到了资本主义独特的起源。此外要特别指出，“亚细亚”主要是一个时间而不是空间概念，超越亚洲和北非，也用于其他任何有相似社会特点的地方，从墨西哥和秘鲁到东南欧。例如马克思的法国类比：细小孤立、自给自足的家庭和村落中的小农大众就像“口袋里的马铃薯”，没有能力代表自己而只能依靠高高在上的皇权来代表他们。由此才能解释为什么路易·波拿巴能施行改共和为帝制的政变而统治法兰西。●346◆再如列宁的俄国类比：沙皇俄国是个半亚洲帝国，是“亚细亚奴役之压迫性特征”的一面镜子。●347◆这类描述不能解脱亚细亚模式的理论困境，但自有其重要的观察和分析价值。
对中国理论界来说，是否应该、又根据什么理由拒绝“亚细亚生产方式”似乎一向都不太重要；重要的看到和利用它在当时政治中的功能，反映了主导理论斗争的意识形态维度。当然，亚洲的构建不过是欧洲自身构建和欧洲对世界再构建的一部分，对于欧洲中心的世界史知识系统不可或缺。这套知识灌输的不仅是西方的优越，更是资本主义的优越。正如作为观念的“欧洲”，“亚洲”的概念也取决于对相关知识的创造、控制和传播。即使陈旧的词汇早已废弃——新的学术语言排除了“亚细亚”一类的表达（连同“生产方式”也鲜有提及），特定观念符号所代表的成见却能改头换面，仍然幽灵般在各种论辩中游荡。
集中于乔治-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和清代中国的比较经济史近20年来异军突起，发掘出欧洲称霸之前一个先进的“亚洲时代”，包括直到19世纪初年才从世界经济和技术领先地位衰落的中国。然而，先入为主的工业资本主义现代性始终是学界认识上的一大羁绊。杰出激进如“加州学派”，只要跨不出这个知识“坎”，亚细亚方式的出发点和一般指涉就总会或隐或现地滞留在场，无从摆脱。少数文献虽然抽象地批评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习惯性混淆(这样的混淆至少错过了“前现代”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等地高度发达的市场)，以及资本主义与工业化（忽视了不但以往各种商业资本主义，其中工人没有大规模地无产阶级化而成为雇佣劳动，而且现时信息化、金融化的资本主义虚拟经济）、资本主义与发展（排除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如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中工农业和科技的进步），现代化与西化等类似的混为一谈，却未能在具体的研究和论述实践中贯彻这些批评。
在定位中国的背景中，经典的“韦伯难题”也因此而挥之不去：对于相对发达的中国不曾自行走向工业化，从而使工业革命成为欧洲的专利，应当如何解释？基于对工业资本主义代表历史进步和现代成就的流行信念，同样的问题以不同的方式被许多学者反复提出。韦伯的一套权威标准答案认为，由于错过了罗马法类型的制度理想和结构，如经济理性和自由劳动者等等，“在中国不存在永久性资本主义企业的法律形式或社会学基础”。他把这种情况部分地归咎于中华帝国的大陆规模和高度集权同时又世袭落后的国家权力，后者通过对专卖长途贸易等刻以重税等办法压制资产阶级、商业和自治城邦的兴起；也指认其官僚体制未经理性改造的弱点，官员缺乏职业态度和能力。与古代欧洲和地中海沿岸的城池不同，东方的城市是奢侈品消费、宗亲文化和宫廷政治所在，不事生产，不创造财富。●348◆先于韦伯，马克思对东方城市有类似的说法。新教所鼓励的探险开拓和“敬业精神”优于乡绅-士大夫循祖例、抑工商的保守儒教传统，更是韦伯众所周知的文化主义论断。●349◆韦伯对中国具体历史情况的无知被认为不但不减少他理论的价值，反而显示了他的远见：如果中国确曾在欧洲之前享有科学技术、工商生产等方面的领先地位，那么提出和回答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成就了工业革命的问题，不就更尖锐、更有意义了吗？●350◆
韦伯有关中国缺少受启蒙时代催化的、市场运作所需要的自由体制的论断，尤其得到制度学派的支持。宪政主义、财产权和法制之外，还有资本内在对技术发明和产业更新的要求，趋向竞争而不是垄断的奖励机制，自我反馈的组织调节和变迁能力。其他论者则着眼于诸如历代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格局，对蒙元满清统治的民间反抗，帝国政府对外国势力的提防和对外贸及远洋的限制（中国船队主要用于显示天朝的财富和威严，并不追逐利润，与同期欧洲的海外冒险恰成对比），因不存在长子继承权而造成的财产分散不利于资本积累等等与欧洲格格不入的经验或传统。中国特有的文化思想进路更阻碍了以数学和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科学革命在本土发生。●351◆其它如中国文化向后看的守旧和农耕情结，复种和水稻对水利的依赖和分工的限制，分割的地方市场与国家垄断专卖共存等等，也被看作有助于专制皇权的巩固，而不利于发展市场行为和功能。
间接回应“韦伯难题”，伊懋可的“高水平陷阱”说揭示了充足廉价的劳动与资源特别是土地短缺两者的反差，造成技术升级的交易成本过高而不被接受。●35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比荷兰资本密集的风力磨与中国长江三角洲人力畜力密集的高土地产出，可以说当欧洲的企业家们热心接受机器使用以便降低人工成本时，“中国不是‘错过’了工业革命，而是并不需要那样一场革命”。●353◆彭慕兰分析了导致江南地区原初工业化在1800年前后衰落的各种生态-经济瓶颈。对比相近生态压力下的早期资本主义欧洲，他指出后者在美洲新大陆找到了通过人口外移和从殖民地取得土地密集型初级产品的出路。●354◆
黄宗智倾向于传统的停滞论，把14世纪以来长江下游地区的农业视为“内卷式无发展的增长”：单纯的增产与边际效益递减平行，商品化农业的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以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为基础。●355◆他与罗伯特·布伦纳等一起，认为这种纯粹量变而非质变的持续“内卷化”证明了中国小农经济的绝对劣势地位。后者因投资效益低下和缺少技术进步的动力，无法与以财产权持有者为核心的、有着清晰私有土地产权的英国等经济制度攀比。●356◆“亚细生产方式”一词极少重新出现，但这类论述显然得益于马克思对小农经济局限的原创批判。中国史学界则有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等专题的大量争论。
另一种解释专注于因中国处于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而形成的内部金融资本和货币市场的不发达。与欧洲国家之间频繁的战争推演出一套精密的借贷制度不同，相对和平的中华帝国不需要借钱，政府也从来不是信贷业的主要需求来源。18世纪的中国皇室甚至还“建立了对外贷款的机构”。然而只有当政府借钱时，债款规模和债权保证才能达到足以使一个货币进出周转制度有利可图的程度。结果中国本来的体系中心优势变成了财金方面的劣势——在欧洲工业和金融资本主义蓬勃前进的同时，资本的低度金融化阻碍了中国的发展。●357◆根据布罗代尔的研究，欧洲的商人在亚洲找不到地方借钱，于是转向美洲白银；中国（及印度）由此变成了“贵金属流通的无底洞，它们被吸进去后就再也出不来了”。最后中国经济对白银流入的依赖到了“本币”要靠外部供给、汇率也由外国制定的程度。畸形财政还导致政治危机：如果布罗代尔所说中国的资本主义“是被国家有意葬送的”有道理，那么清帝国自己也是被资本主义强国的间接挤压和直接掠夺拖垮的。其中银本位在带给欧洲大量利润的同时损害了中国的生产和贸易。●358◆按阿里基的说法，商品化战争和军备竞争所推动的资本金融化，正是近现代欧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359◆换言之，晚清中国的失败与同时期帝国主义西方的成功是同一来源；不能不提到的还有后者对前者财富的大量掠夺，除了直接侵略抢走的和在中国投资办厂榨取的，还有1840年后强加于中国的历次不平等条约，每次都要求天文数字的巨额赔款。
经济史中的众多论争都没有结论。但无论“韦伯难题”是否成立，无论中国曾否“先进”，沦为“落后”又如何解释，一致的看法是，之前的社会阶级结构、机器技术的使用等因素之外，清嘉庆1800-1820年间农业剩余大幅下降，削弱了本来强大而富有的国家。而这样一个国家是推动和完成一场工业革命的必要前提。当然，说到底，只是在英国和欧洲（以及明治日本）现代化的镜子里，中国轨迹才反射成了疑问：究竟是什么在她发达的商品经济之路上挡住了工业突破的前途呢？
新经济史修正派尝试把“为什么中国失败”的问题彻底清除。一种办法是把欧洲的演变非标准化，并同时提出两套问题，即针对工业革命的“为什么英国成功”，和针对非西方世界其它方面成功的“为什么欧洲失败”。●360◆另一种战略是扭转经典问题的本来取向，而提问与“为什么欧洲成功”相对的“为什么中国成功”。这番努力包括对唐宋明清多方面的细密考察，举出众多超越欧洲之处。更有极端的内因决定论干脆放弃比较判断，转而寻找中国（或其他非西方社会）自身在其与西方碰撞前后，无论能否与欧洲或任何西方国家对接的成就。尽管本土和外来的界限难以划清，纯粹的“自我衡量”也不易操作（什么是判断“成就”的标准？有没有普遍的标准？），这种思想方法还是激励了许多思考，成果遍及生产、税收、流通、分配，家庭、宗族、妇女、社区，中央和地方政府，战争、军事、地方去装，民间文化、礼仪和自治等领域。
一旦拒绝了欧洲即普世的俗成观念，就不难发现甚至在用欧洲纪年是前现代的时期，欧洲之外的一些文明就确曾经历了它们各自辉煌的“现代”。如果被广泛引用的一些数据大致可靠的话，欧洲与亚洲/阿拉伯世界之间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贸易额远远超过欧洲内部各国之间的贸易。“远东”是“世界经济中最伟大的实体”；而中国在整个18世纪是全球最大的“民族”经济。●361◆1820年以前中国和印度提供至少世界一半的产出，主导了后来英伦工业化中成为旗舰行业的纺织品的生产。根据弗兰克的说法，曾几何时，亚洲以其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世界五分之四的产品，而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欧洲，只生产剩下的五分之一再除去非洲和美洲的贡献。●362◆无论中国当时的总财富水平，还是她的发达地区，均已达到与英国同等的生活水平和人均寿命。●363◆尽管这些估算可能是夸大的，如黄宗智就认为甚至长三角富饶地区的农民也不过是在生存线水平上生活，中国经济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确实有过卓越表现。亚当·斯密早就在《国富论》中观察到，“中国远比欧洲的任何地方都更加富有”：“中国长久以来就是世界上最富裕，即最地物丰饶、最精耕细作、最勤劳多产并且也最人口众多的国家之一”；即便她现在因穷尽了其巨大潜力而停滞下来，受到贫困、低工资和外贸不足等困扰。●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