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发生后，党中央的组织格局和组织制度的缺陷暴露无余，亟待加以调整和改革。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5月20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十大代表的产生问题，讨论并同意经毛泽东审核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决定由王洪文负责组织实施。3个月后，在中央召开的选举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安排王洪文担任有104名委员的选举委员会主任，负责十大召开的选举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却成了王洪文的副手。种种迹象表明，林彪死后，毛泽东又试图开始培养新的接班人。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十大沿袭了九大的错误路线，再次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是“客观规律”，并因此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
十大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由于毛泽东的布局和周恩来的努力，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秦基伟、李葆华、杨勇、王诤等受迫害的老干部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四人帮”的安排下，一些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以及打砸抢分子，如王秀珍、徐景贤、马天水、于会泳、金祖敏、周宏宝、祝家耀、唐岐山、夏邦银、谢静宜等纷纷在“提拔新生力量”的名义掩护下乘机挤入中央领导班子。
8月30日召开党的十届一中全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均进入中央政治局。王洪文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之前，很明显直线上升的王洪文成了毛泽东“钦”定的又一位未来接班人。
据吴德在晚年回忆：“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朱元石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江青集团的政治地位由于十大的召开得到了巩固。
“九·一三”事件后，人民群众对内乱的厌倦情绪与日俱增，周恩来纠“左”得到了人民的热切支持。对于这些变化，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对“复辟倒退”、出现“修正主义”忧虑也在加深。1973年7月，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对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四人帮”一伙认为有机可乘，又把林彪同孔孟联系起来，组织北大、清华的“大批判组”，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以“批林批孔”为名，其目的主要在于搞垮周恩来和一批老干部，为加紧全面夺权排除阻力。批“克己复礼”、批“宰相”“周公”、批“现在的大儒”等等，各种有来头的大批判文章和论调争先恐后般的出笼，江青更加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批林批孔”运动的恶果很快就暴露出来，周恩来纠“左”带来的初步稳定形势又趋动荡，全国经济明显下滑。对此，毛泽东从组织人事角度采取了几项措施。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表明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旧充满着信任和希望。由于毛泽东提出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由邓小平担任的建议，使得江青一伙极度紧张，他们明显地感到，周恩来不但没被扳倒，反而又杀出个邓小平来，形势更为不妙。于是围绕着四届人大的提名问题，江青一伙开始了紧张的活动。这个活动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另一方面试图组阁。
毛泽东没有听信江青、王洪文等人的意见，反而让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泽东欣赏邓小平的风格，再次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的意见后，非常高兴。11月6日，周恩来在医院里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同时针对当时江青一伙的猖狂活动，表露了对现状的忧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周恩来的信是实事求是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处于举足轻重的关键位置。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毛泽东的头脑仍很清醒，拒绝了江青的组阁方案。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召开，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参加会议，并做工作报告。会议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在全场的热烈掌声中，周、邓主政的体制得以确立。至此，江青一伙利用四届人大之机的组阁企图彻底失败。
事实上，这种人事安排存在着难以统一的矛盾。“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邓小平被定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而现在，邓小平复出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复出，毛泽东把党、政、军的大权全面交给他，让他代理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邓小平的这种安排，不啻是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搞邓搞错了。这就不能不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坚持原来的一套“继续革命理论”，继续让张春桥、姚文元一类人主管意识形态，写文章，造舆论。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两件事无法统一，只能一方吃掉另一方。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9页。
这时的邓小平决心大干一番。在当时情况下，最需要他干的事就是全面整顿、发展经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偏差。而如果真要这么做，势必要和“左”派发生更激烈的冲突，不符合毛泽东的期望。
1975年，两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几经波折。这与毛泽东的态度有关系。他在两种力量之间搞平衡，一会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防止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一会儿用党的纪律来约束江青等人，防止他们过于激进。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一次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根据毛泽东这些批评，邓小平连续两次举行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叶剑英、李先念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质问。江青则说邓小平等人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最后王洪文、江青还是不得不作了检讨。但他们并不认输，等待机会对务实派进行反攻。当然，反攻还得借助毛泽东。
1975年9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江青安插了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对江青和毛远新关系所作的交代，说得比较透彻：叶永烈：《出没风波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315页。
姚文元：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在批邓中毛远新是起了很坏的作用的。
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批邓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抚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审判员：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讲毛远新是孩子一类的话，是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另外我听王秀珍说过，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审判员：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同志，目的是什么？后果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问题？
姚文元：这个，我也不知道。“四人帮”反对邓小平副主席有很多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当时毛主席还健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一下子转过来了？没有人解释过，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个感觉，觉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是我的一种感受，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审判员：好，今天就交代到这里吧。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从1975年9月底到10月初，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几次汇报，主要内容是指出当时有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毛远新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等人“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把向他汇报的意见向他们全讲出来。在这个小会上，邓小平提出了异议。
接着，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会，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东西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中共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毛泽东没同意，但让邓“专管外事”。
1975年冬天，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决心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成果。因此，他改变了对邓小平的态度，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站在“左”派一边，发表了一系列批评邓小平的“最新最高指示”。根据《毛泽东的重要指示》，1975年11月，全国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开展的持续9个月的全面整顿就此中断了。
周恩来逝世后，“左”派加紧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火力，对务实派进行“狂轰滥炸”。务实派及其广大支持者用悼念周总理的方式暗中对抗。需要说明的是，在毛泽东对两种力量搞平衡的情况下，两种力量中任何一种走过了头，都会走向反面。毛泽东既不允许“左”派否定周恩来，也不希望务实派打倒“左”派。这种政治上的平衡，一直到毛泽东辞世才打破。
4月7日，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悼念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邓小平出局，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泽东还提出华国锋任总理。7日下午，毛泽东补充说，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4月7日晚，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会，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这样，毛泽东就把华国锋推到历史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