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在古代越南的翻译史略
1.1 翻译背景
关于古代越南的翻译，历史上有一些记载，比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录了古代的口译：
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在越南14世纪的《禅苑集英》中，昙迁法师（542—607）记录了通辩国师对隋高祖提问的回答，这是一则关于越南翻译的颇为可靠的记录：
法师曰：“交州一方，道通天竺。佛法初来，江东未被，而赢楼又重创兴宝刹二十余所、度僧五百余人、译经一十五卷，以其先之故也。”
这里所谓“译经一十五卷”指的是从梵语译为汉语，因为那时候越南还没有成熟的民族文字。随着越南喃字（ch？N？m）逐渐系统化和成熟化，在越南逐渐开展的佛经翻译活动也逐渐从梵汉翻译转变为汉越翻译，即从汉语翻译成喃字。现存有关汉越佛经翻译活动的最早资料是汉语经书《佛说大报父母恩重经》的喃字译文。根据最新研究，这部作品的写作时间可能在11世纪。
1.2 失散的译品
在了解了以上翻译背景后，我们还可以发现，越南很早就用喃字翻译了《诗经》。越南现存最早、可能编纂于15世纪初的汉越词典《指南玉音解义》写道：
至于士王之时，移车就国，四十余年，大行教化，解南俗以通章句，集成国语诗歌，以识号名，韵作《指南品汇》上下二卷。
越南19世纪的文多居士阮文珊很可能就是根据上述记载，在其著作《大南国语》中作出论断，认为士燮翻译了《诗经》：
列国言语不同，一国有一国语。我国自士王译以北音，其间百物犹未详识，如雎鸠不知何鸟、羊桃不知何木。此类甚多。
阮文珊虽然没有直接说士燮曾经翻译过《诗经》，但是根据他所引述的“雎鸠”与“羊桃”二词，一些现当代越南研究者已经认同了“士燮以喃字翻译《诗经》”的观点。但笔者认为，阮文珊提出此说，不过是为了证明喃字在士燮时代就已经出现而已。士燮也许想过把《诗经》翻译成越南语，但所用的文字是否为喃字则难以确定。所以，据现存的所有史料，“士燮用喃字翻译《诗经》”这个说法可能混淆了“用喃字”与“译《诗经》”这两个方面。尽管这一问题难有定论，但可以看到，《诗经》的翻译年代已被追溯至被誉为“南郊学祖”的士燮之时代，从中足以看出，古代越南人十分重视并尊崇这部儒家经典。
关于胡朝（1400—1407）的译经历史，越南正史《大越史记全书》有载：
《国语诗义》很可能是一部用喃字翻译的《诗经》作品，因为早在14世纪的胡朝开国之君胡季犛三百年之前，喃字就已经出现并定型了。虽然相关的翻译资料没有保留至今，但通过正史对它的记载可以看出，为了教育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诗经》已经被翻译出来，这一点可以证明，当时的政权已经有意推广这部儒家经典，将教育对象普及到女性而不只限于男性，而且这也与传统儒教的教育观点有所不同。
胡朝以后，越南的翻译活动愈来愈兴盛，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期间的大量成果被保留到了现在。用来记载翻译内容的文字，除了喃字以外，从17世纪起还有“国语字”（ch？Qu？c ng？）。它是欧洲教士用拉丁字母创造的，直到19世纪末还只在公教教会内部使用。在古代越南，喃字是主要的文字，而翻译者最感兴趣的作品之一就是儒家的《诗经》。据史料记载，除了士燮翻译的《诗经》和胡季犛的《国语诗义》之外，胡朝之后的阮贵憼（1693—1766）也曾翻译《诗经》，阮朝松善王阮福绵审（1819—1870）还曾撰有《诗经国音歌》。可惜的是，以上四部作品都没能留存至今，因而难以考证。
1.3 现存的译品
尽管上述书籍大多散佚，但我们仍能保持乐观，因为笔者对《诗经》在古代越南的汉越翻译资料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后，发现现存喃字古文资料仍然有总共8部作品、19个版本、31个书号、5368页（请见本文附录2）。其中文体包括散文、六八诗体、双七六八诗体、六八与双七六八混合诗体等，有全译与略译两种方式，年代横跨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
散文译品
根据最新发现，最早以散文形式来翻译的作品是黎朝永盛十年（1714）继善堂藏板的10卷《诗经解音》，但其译者不详。这个版本现由越南文学研究院保存，图书馆书号为HN。527-530.由于光中皇帝在西山朝光中五年（1792）颁发了紧急翻译儒家经典的诏令，永盛年版的《诗经解音》被管理国家教育工作的崇政院重刊，编成了光中五年的《诗经解音》。该本与之前版本内容大致相同，今藏于越南汉喃研究院图书馆，书号为AB。144/1-5.
到了阮朝时期，为了服务于儒教科举教育，明命十七年（1836）与十八年（1837）连续刻印了两本在内容和版次方面大体一致的4卷本《诗经大全节要演义》，分别为阮堂与多文堂藏板，今藏于越南汉喃研究院图书馆，书号分别为VNv。107与AB。168/1-2、AB。539/1-3、VNv。161-163等。此外还有题为《诗经演音》的一个手抄版本，其书号为AB。137，但据笔者考察，该版本只是抄写了明命年号的《诗经大全节要演义》中的喃译部分。《诗经大全节要演义》是以古代越南著名学者裴辉璧（1744—1818）的汉文版《诗经大全节要》为底本的越文译作。虽然古代越南木刻条件很艰苦，但这些译作却在不长时间内（1714—1792，1836—1837）连续4次被重刻，足以证明古代越南翻译与接受《诗经》的急切之心。
韵文译品
除了上述散文翻译作品以外，现存资料中还有一些韵文翻译作品。就版本而言，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手抄版，成书年代未详，但可以推断为18世纪到20世纪初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越南汉喃研究院图书馆所藏的《十五国风演音》（书号AB。169）与《诗经十五国风演音歌曲》（书号A。1122）。这两部喃字译品把《诗经·国风》中的160篇全部翻译成喃字，总长度分别为1 617和1 499个诗句。
这里还要提到旧题阮伯璘（1700—1785）所撰的《诗经国语歌》一书，图书馆有藏书号为VNv。125的木刻版及AB。151、AB。314、AB。360、AB。523、VNv。533等手抄版。这部译品把《诗经》305篇都译成了越南语，并且基本上将每一篇都扼要地译成了两个诗句，最终汇编成由700个六八诗体诗句组成的一首长诗。
此外，还有单独对《诗经》中某一篇的译作，例如《七月》及《小戎》。古代越南人似乎特别看重《诗经·国风·豳风·七月》，在现存资料中，其共有总共2篇散文和4篇韵文，这说明古代越南对《七月》的接受需求是比较高的。其原因可能在于，这一篇内容涉及了以四季农作为核心的内容，如天气、种田、饮食、种桑养蚕、丝绸、打猎、为主公奉献礼品等，皆与农民有密切关系。
1.4 翻译《诗经》的原因
根据上述《诗经》翻译小史可以看出，《诗经》在古代越南很受重视，是被翻译最多的汉文作品，其原因何在？
我们都知道，《诗经》有着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部文学作品，又是一部儒家经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重要作品；作为儒家经学作品，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是“四书五经”中唯一一部以韵文体写成的经典。大体上说，从胡朝起，儒教对越南社会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佛教与道教，而且尤其在科举教育和政治两方面，儒教逐渐成为越南民族的思想核心。其原因之一是，胡朝年间已经出现了阮廌（1380—1442）等“巨儒”，他们了解中国儒学和古代越南儒学中的“崇古”、“崇经”、“崇文”等思想，因而，古代越南人很早就选择用本土语言去翻译半文学半经学的《诗经》。第二个原因则在于越南人对诗歌的喜爱：越南民间文学作品大部分以韵文体写成，古代作家一般也都有自己的诗集，于是，这种对诗歌的喜爱使得古代越南人特别重视解读与翻译《诗经》。
2.古代越南对《诗经》的经学与文学接受
2.1 《诗经》在中国与日本从经学化到去经学化的过程
上面已经指出，《诗经》有文学作品和儒家经学作品的双重身份。现存译品的成书年代与儒教对越南的思想、文化、社会产生全面影响的时代大体一致。所以古代越南通过翻译而接受《诗经》的历史，很可能体现了文学接受与经学接受的双重特征。
《诗经》原本是一部诗体文学作品，但司马迁在其杰作《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因此，《诗经》便被司马迁之后的儒家“经学化”（classicize）与“神秘化”（mythify）了。这种潮流早在汉代就出现在《毛传》、《郑笺》等著作中，后来的集大成者是南宋朱熹的《诗经集传》。但与此同时，这种潮流也逐渐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从明代起，《诗经》研究就出现了“反传统”的倾向，即重视诗意而轻视训诂与理性，而且这个倾向在清代得到了继承。
根据中国学者王晓平的研究，中国清代学者方玉润（1811—1883）《诗经原始》一书中就以循文按意、推原诗人本意为撰写方针，说诗不为《诗序》、《毛传》所拘，敢于提出己见，突破古训。例如，他在书中否定了《诗经·芣苡》“疗恶疾”、“治难产”的旧说；关于《诗经·氓》一诗，他也认为“必有所为而作，皆诗人所咏，非弃妇作也”。方玉润曾说，“大抵学究家说诗，必先有一幅宽大帽子压倒众人，然后独申己见”，他反对用王侯之业、治国之道、圣贤之教去硬套诗意。在日本，江户（1601—1867）与明治（1868—1912）时代已经继承了中国明代“反传统”的潮流。江户时代的伊藤仁斋（1627—1705）和伊藤东涯（1670—1736）父子、梁川星岩（1789—1858）与明治时代的小野湖山（1814—1910）等著名学者也都主张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小野湖山作《读国风八首》，自言是写“笺注外”之所得，如认为《芣苡》是写春日妇女群集踏青：“采采采之音节奇，女儿相乐踏青时；车前牛迹烦笺释，释到医方则是痴。”刘毓庆在《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一书中也证明，关于对《诗经》的接受，从中国明代开始便出现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趋势。
2.2 《诗经》在古代越南的接受：从经学到文学
可以看出，在中国的明清时代和日本的江户、明治时代，中国人和日本人不仅把《诗经》当作儒家经学作品来读，而且把它视为一部文学作品来欣赏。“去经学化”（declassicize）和“去神秘化”（demythify）思潮对《诗经》的接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应当提出的问题就是，在同一时期，越南对《诗经》的接受情况是怎样的？
如上所述，胡季犛在《国语诗义》中指出：“《序》中多出己意，不从朱子《集传》。”这一记载已经体现出，译者反对朱熹的解读思想，并努力想要摆脱其经学的影子。这可以证明，越南15世纪初就有了将《诗经》“去经学化”和“去神秘化”的思想。可惜的是，由于《国语诗义》没有保存下来，笔者的推断因而不能得到验证。
《诗经》中泛指词语的特指化：经学的一种表现
不过，通过分析现存《诗经》译品中的翻译语言与思想，我们仍有可能考察出其接受方向是经学还是文学。就语言文字方面来讲，对《诗经》的经学化接受倾向最明显地表现在《诗经》中泛指词语的“特指化”现象，即将《诗经》中本是泛指的词语套上文王、太姒、庄姜、卫庄公等特定的历史人名。根据对现存译作的统计，如果不算其中的汉文注释，而只考虑喃字翻译部分，散文译品中的“特指化”现象比韵文译品中多一点。
在笔者所列举的十句诗经译文中，其四种散文译品都将各诗句中的泛指词语进行了“特指化”处理，但是在两种韵文译品中，《十五国风演音》只有一次“特指化”，《诗经十五国风演音歌曲》也只有三次。
韵文译品中的文学接受
韵文译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手抄本《诗经十五国风演音歌曲》（A。1122）。它以越南六八诗体翻译了《诗经·国风》全部160篇。书名中的“歌曲”二字说明，译者将《诗经·国风》的译文都当成了用来吟唱的歌词，于是这便符合于将《诗经》视为古代中国歌曲的观点。在这部译品中，每一首诗歌都以六字句结尾，而非六八诗体所要求的八字句。这些用来煞尾的六字句的内容不一定译自《诗经》的汉语原文，而可能是译者针对某一篇主旨所发表的总结意见，或是说明该诗篇与其他诗篇有什么关系。
列举了《诗经十五国风演音歌曲》前20篇的结句，其中，内容来自原文的有8个句子，总结诗篇主旨大意的也有8个句子，说明该篇与其他诗篇有关的有2个句子，介绍诗篇出处的有1个句子，介绍该诗篇是首篇的有1个句子。那些总结主旨大意的结句表明，译者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诗经》的汉文原文，而且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自己有别于原文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几乎都出自朱熹的《诗经集传》。
从这些译文中可以看出，译者已经比较成熟地运用了略译、全译、仿译、直译、合译等手法，用语通畅，韵调平衡，这说明译者在翻译时下了很大的功夫。以下列举两篇在越南家喻户晓的译品：
《关雎》
Ti？ng c？u ríu rít cùng chen，
L？ng nghe v？ng v？ng？mi？n Hà ch？u。
D？u dàng th？c n？kia？？u，
H？ng xem qu？n t？h？o c？u sáng？？i。
Kìa rau h？nh thái l？i th？i，
？？i bên t？h？u thu？n ngòi hái？？y。
Ví ng？？i th？c n？d？u thay，
Tìm？？y ch？ng？？？c？êm ngày kh？ng yên。
Nay tìm？？？？？c？？ nên，
Ti？ng chu？ng ti？ng tr？ng ti？ng？àn hòa êm。
Ba tr？m chép？？？？u thiên。
（鸠声唧唧喳喳地唱和，/从河州的地方隐约可闻。/窈窕淑女在哪里？/可与君子成为好配偶。/参差荇菜，/左右两边顺流而采摘。/如果那个窈窕淑女，/找不到，就昼夜不安。/今已找到了，/钟声、鼓声、琴声温和地弹起。/三百中所写的第一篇。）
《摽有梅》
Qu？mai r？ng b？y r？ng ba，
C？u ta th？s？h？n là k？p nay。
R？nghiêng l？i l？y h？t？？y，
H？n nh？n ch？ng？？？c nh？ngày“？ào yêu”。
V？n t？lí h？ng ca dao。
（梅果落了七分、三分，/追求我的庶士也许今天来还得及。/斜着筐子把它们全都捡起来，/婚姻比不上《桃夭》那天那么美好。/来自里巷歌谣。）
《十五国风演音》（AB。169）是诗性最浓郁的韵文译品。可惜的是，这部手抄作品的文字虽然比较谨慎和清晰，但有些地方语句不太正确，字数时多时少，喃字字形也时有变化，不太一致，使得诗句读起来时常不太通顺。这部译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充满变化的诗体：它使用了许多纯粹的越南诗体，包括六八、双七六八，以及六八与双七六八不成规律的混合体等诗体。例如：
《麟之趾》（六八诗体）
Con l？n th？t tính có nh？n，
Nên r？ng nh？n c？？？n ch？n trán s？ng。
Nhà vua nh？n h？u l？d？？ng，
V？y nên con cháu h？hàng ch？n ch？n。
Than ？i？y th？t do l？n，
L？r？ng ng？u v？khu？n th？n m？i là。
（麟真的本性很仁厚，/所以连它的趾、额头、角都仁厚。/国王是特别仁厚的，/因此子孙家族都兴旺。/呜呼，这就是因为有麟，/不管它是牛尾还是麕身。）
《桃夭》（双七六八诗体）
C？y？ào non s？c t？？i m？？n m？？t，
Hoa th？nh nhi？u qu？t？t lá？？ng。
？kia v？？nhà ch？ng，
H？n r？ng hi？u kính nên trong c？a nhà。
（嫩嫩的桃树，其色很新鲜，/花盛、果硕、叶多。/那女人到丈夫家去住。/家庭一定充满孝敬。）
《关雎》（六八与双七六八混合诗体）
Chim c？u kêu b？i s？ng Hà，
Gái lành qu？n t？th？t là t？t？？i。
Tr？？c kia tìm ch？a？？？c ai，
So le rau h？nh ng？？c xu？i thu？n dòng。
Tìm ch？a？？？c m？mòng c？u nh？，
D？c d？c thay tr？n tr？kh？ng yên。
Rau？？？？？c tay li？n hái n？u，
Tìm？？？c ng？？i t？nh di？u m？ng sao。
S？t c？m ng？？ th？n yêu，
L？i？em chu？ng tr？ng d？p dìu khua vui。
（鸠鸟在河之洲鸣着，/淑女与君子是真的配偶。/之前找不到谁，/参差荇菜顺逆河流。/没找到时梦寐惦记，/悠哉悠哉，辗转不安。/有了菜，手采摘来烹煮，/找到了窈窕温柔的人真令人高兴。/瑟琴声寓着喜爱之意，/又熙熙攘攘地弹起钟鼓。）
《诗经国语歌》（以VNv。215的书号为代表）扼要地以韵文形式把《诗经》每一诗篇翻译成两个诗句，汇合成一首长达700个诗句的六八长诗。这些扼要的内容同样采用了朱熹《诗经集传》中对每一诗篇的评注，因而具有经学阐释的倾向。这部作品似乎是科举考试的“锦囊”、考生所用的“提纲”，又或是为了把《诗经》推广给一批汉语水平有限，因而读不懂《诗经》的百姓。本文将此译文的前20个句子列为：
经学与文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代越南对《诗经》存在着经学与文学两个接受方向。就一般倾向而言，散文译品偏向于经学的接受，韵文译品则又偏向于文学的接受。那么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呢？
笔者看到，每一部散文译品都分为三个部分，即“汉文的经典、喃字的翻译、汉文的注解”，而汉文注解的部分或参照南宋朱熹的《诗经集传》（永盛年与光中年的两个版本），或参照越南裴辉璧的《诗经大全节要》（明命年的两个版本）—这就意味着，这些散文译作是为古代越南的科举士子所撰写的，具有“教科书”或“参考书”的性质。
这一观点最明显的证据是，光中皇帝于农历1792年六月初一与初四颁发了两道诏令，于是西山朝最高的教育部门崇政院立刻重刊了1714年刊的《诗经解音》。这一新的版本在封面与目录两部分皆书“光中五年秋月穀日镌”，说明重刊工作最晚是在农历1792年九月底完成的，也就是说，最多在皇帝下达诏令后的4个月内，崇政院就组织完成了将近1 000页的木刻工作。在古代越南艰难的印刷条件下，这样的速度十分少见，说明崇政院这一国家级教育部门对《诗经》翻译的需求相当急切。
另外一个证据是，在明命年间，1836年与1837年两种版本的《诗经大全节要演义》都在封面上都写有“裴氏原本”的字样。裴辉璧曾撰写了作为科举“参考书”的儒家经典《节要》，在古代越南的科举考生中有较高的知名度。因此，为了满足科举的要求，《诗经》散文译品倾向于经学，也就并不难理解了。
但是，如果将散文译品中的喃文翻译部分与汉文传注部分进行对照，我们不难发现，经学化的程度在喃文翻译部分要少很多。比如，《关雎》一篇，传注部分多次提到了文王、太姒等特定人物，但喃文翻译部分对此却丝毫没有采用特指化词语，而是用了与经典正文中一样的泛指词语。由此可见，不管是为了科举考试还是为了满足经学化需求，散文译品都努力地对《诗经》进行了文学性的接受。
对韵文译品而言，也许因为韵律的要求，译者无法像散文译品一样频繁地将泛指词语特指化。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在将本是诗体的《诗经》译为诗体的过程中，译者已经更为顺当地遵循了文学接受的方向，在译文中减少了经学气息，使这些韵文译品更加清朗。
附录1：越南《诗经》喃字翻译参考资料
《国音词调》，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AB。595.
《经传演歌》，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VNv。144.
《毛诗吟咏实录》，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AB。314.
《葩诗国语歌》，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AB。360.
《诗经大全节要演义》，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AB。168/1-2.
《诗经大全节要演义》，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AB。539/1-3.
《诗经大全节要演义》，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VNv。107.
《诗经大全节要演义》，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VNv。161-3.
《诗经国语歌》，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VNv。533.
《诗经解音》，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AB。144/1-5.
《诗经解音》，越南文学院书号HN。527-530.
《诗经十五国风演音歌曲》，载《桧林小引》，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A。1122.
《诗经书经国语歌》，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AB。151.
《诗经书经国语歌》，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AB。523.
《诗经书经国语歌》，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VNv。215.
《诗经演音》，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AB。137.
《诗经正文传注下附十五国风演音》，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AB。169.
《中庸演歌易卦演歌》，越南汉喃研究院书号AB。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