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国汉学享誉世界，如果从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等耶稣会士时期的“前汉学”（Protosinologie）算起，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19世纪西方汉学逐渐成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纷纷进入了大学的体制。不过这一时期汉学研究的重点依然是延续耶稣会传教士的兴趣和传统：研究中国的语言，翻译中国重要的典籍或对特定的中文著作中进行介绍与分析。自19世纪末，世界考古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中亚和远东，由于敦煌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四裔之学遂成为西方汉学家关注的对象。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以往的交流史、中西交通史自然也成为了汉学中的主流。德意志帝国在对中亚宝藏的争夺中取得优势，许多以往不为人知的文献被送往柏林，这便让一向自负的德国学者们意识到，之前的研究领域中依然还存在许多未被发掘的材料。德国学者在历史语言学和中亚古代语言文字考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以语文学的方式进行的汉学、佛学等研究，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学术的重点。
如果去浏览这一时期的《通报》（T’oung Pao）和《德国东方学会会刊》（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ndischen Gesellschaft）所刊载的文章题目，即可看到上述特点。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德国汉学的特点，也是当时欧陆汉学的特点，最起码法国汉学也在佛学和中国的四裔之学方面作出过巨大的成就。1919年，就读于巴黎大学的中国学者李思纯（1893—1960）曾认为，西洋人在中国文化精神方面只能是外行，但他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欧陆学者在器物史、考据学以及中亚古代语言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及作出的贡献：
纯居巴黎三年，法之治中国学者（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其攻中国之事物凡两途：其一探讨古物，而为古物学之搜求；其一探讨政治礼俗，而为社会学之搜求。然决未闻有专咀嚼唐诗宋词以求其神味者，此无他，彼非鄙唐诗宋词为不足道，彼实深知文学为物，有赖于民族之环境，遗传者至深，非可一蹴而几也。旧读《儒林外史》，某有言曰：“亭榭如名位，时来则有之；树木如才德，非百年不能成。”昨与陈寅恪君谈，陈君亦云：“机械、物质之学，顷刻可几者也；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则精神之学，育于环境，本于遗传，斯即吾国之所谓礼乐是也，礼乐百年而后兴。”
吴宓（1894—1978）于1931年2月24日在巴黎见到烜赫一时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后，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其鼎鼎大名是建立在语言、考据的基础之上，而非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下午2—3，至38 Rue de Varenne（Ⅷ）谒伯希和教授（Professor Paul Pelliot）。彼乃一考据家，又颇有美国人气习。迨宓述王国维先生及陈寅恪君之名，又自陈为《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对宓始改容为礼。然谓李济、顾颉刚等皆中国第一流学者，则殊无辨择之能力矣。宓晤汉学家（西人）既有数人，虽佩其记诵考据之精博，心殊失望也。
可见，当时的汉学家基本上是在语言和器物考据方面下功夫。实际上，自20世纪初开始，汉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汉学家们都在尝试着将历史学的方法和观念引入汉学研究领域：批判式的文本研究以及依据由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所制定出来的原则而对这些内容进行诠释。1909年在汉堡殖民学院（Kolonialinstitut）由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所创立的“中国语言与文化系”（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可以说正是这一思潮的具体体现。
当时殖民学院教授委员会的报告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设立教席的基本思想：
可以假定，东亚在世界政治中成为日益重要的因素，是大家普遍清楚的事情；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去了解那些推动远东古老文化发展的力量也被证明越来越重要。当代的中国—整个东亚文化的摇篮—研究不再属于与世隔绝的语文学范畴。学习了解东亚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是当代的重大任务之一，它只能通过深入东亚民族的精神生活、宗教、习俗、政治、哲学观才能实现。研究那些能够体现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古代文献，可以迈向这条道路。这些文献对于考察亚洲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汉学研究涉及超越自身语言和文字之困难，运用欧洲的研究方法深入地、批判地探讨文化和历史……因此，教授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讲授中国语言课程，而尤其要力图探讨东亚的文学与历史。新聘用的教授，除了应该完全掌握文言文和现代中文—这是理所当然的前提—之外，重点应该将历史研究与对当代的发展进程的鲜活理解结合起来。
福兰阁对当时中国的关注，当然与他自身曾作为外交官在中国生活13年之久有关。他并不认为中国古代的文明与当时的中国是可以截然分开的，研究当时的中国，更应当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而研究古代文献的目的则在于了解东亚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当代的中国研究不再属于与世隔绝的语文学范畴。学习了解东亚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是当代的重大任务之一，它只能通过深入东亚民族的精神生活、宗教、习俗、政治、哲学观才能实现。”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认知，几十年来汉堡都走在德国学术界的前列。即便是研究中国古代，汉堡学派也秉持着“将历史研究与对当代的发展进程的鲜活理解结合起来”的传统。
二
福兰阁曾在帝国外交部担任国家公职多年，回到德国之后才慢慢进入学术圈。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其一是从1888年7月他出任德国外交部皇家北京公使馆见习翻译开始，一直到1909年他创立汉堡“中国语言与文化系”。在这一阶段，他主要是从事外交活动（1901年8月后回到德国），撰写了一系列跟当代中国或德中关系有关的论文，也给《科隆日报》（K？lnische Zeitung）等报纸的专栏撰写相关文章。其二是从1910年正式出任汉堡殖民学院“中国语言与文化系”教授之后。此时，他的研究转向了古代中国文化，尽管他还一如既往地关心中国当代的政治，但后来将工作和研究的重点放在撰写《中华帝国史》这样大部头的著作上了。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作为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的福兰阁在创立汉堡殖民学院的“中国语言与文化系”的时候，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同时，他也表达了不屈从于世俗商业利益的决心。当时的政客和商人实际上仅仅希望通过了解中国而获得名利，汉堡是一个到处充满铜臭味的商业城市。福兰阁在《德国的汉学研究》一文中写道：
汉学可能比其他大多数社会科学都更多、更直接地为当今的政治需求服务，这种可能性似乎成了汉学的……灾难。大学的门对汉学关闭着，因为它作为一门科学好像没有足够的合法性，而在其他教育领域，例如贸易和工业以及国家的某一有限的服务部门，虽然乐于接受汉学，但只要否认了其学术特征，就只能作为语言和国情被接受。人们几乎完全没有认识到这种必要性：在历史的关联中理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以及语言，将之不仅仅当作思想交流的工具，而且当作钻研文学的钥匙来学习……学识渊博的和不学无术的外行的霸权地位（如李希霍芬及其他许多论述中国的学者之语）用其本末倒置的工作方法和粗野的喧宾夺主的方式从两个方面发挥他们的作用：在严肃的科学领域完全败坏了汉学的声誉……在实际的日常工作领域更加使人相信，汉学研究只是怪癖学究的游戏而不是别的，因而至少是多余的。人们甚至不惜荒谬且狂妄地宣称，研究中国古代史及其文学搅乱了欧洲的思维：汉学家对中国的事如此着迷，以至于连西方的判断尺度都丢失了……有待科学研究的巨大领域不可能在实际的语言培训班，而只能在大学和研究院里耕耘。也就是说，现代中国的语言文化课需要比实践更高的科学研究……因为如果更高层次的汉学不能为课程经常提供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这个课程就会枯萎，就会降至为简单的语言培训……
福兰阁补充道：
在汉堡人们坚信，汉学的科学力量正在于古代和现代的结合。
在以上两个方面，福兰阁与作为传教士汉学家代表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亦作尉礼贤、卫理贤，字希圣，1873—1930）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卫礼贤后来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如蔡元培（1868—1940）、胡适（1891—1962）等都有过密切的交往，但他向西方世界所介绍的却是一个跟今天的中国关系不大的古代文化的中国。
从这时起，研究者不再会像18、19世纪的传教士和学者那样过分相信文本本身了，他们开始批判性地阅读中国的原典，开始运用资料对某一问题进行独立且深刻的分析。人们想进一步知道，文本之外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对这一代的学者而言，最显著的特征是，除了对个别问题写有大量的论文之外，他们还完成了综合性的研究，或写有鸿篇巨制。比较典型的有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1927—1938），福兰阁的五卷本《中华帝国史》（1932—1952）。
德国汉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并且很早就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进行分析。当时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居住的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在1852年出版了英文版《道光皇帝传》，这是用西文撰写的描述性的当代史著作。正是此类的当代史著作，在客观上使西方知识界重新将中国纳入了世界历史的范畴之中。
1911年福兰阁出版了他的论文集《东亚的重组：论远东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进程》，书中收录了1902至1909年8年间38篇关于中国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争论性的文章，其中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基本上对当时所发生的大的新闻事件都作了评述，并且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
单从文章篇名中就可以看出这本书完全是一项当时中国各方面的全景式的研究。尽管福兰阁的大部分观点不能脱离时代来看，但这些文章发表在德国重要的时政报刊上，对让西方世界迅速了解中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11年福兰阁在《德国的汉学研究》一文中指出：“我们不可忘记，汉学研究既要传授古代的知识，也要通过这些知识了解当代。”换言之，对福兰阁来讲，汉学研究绝不仅仅意味着所谓的文化传承，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去认识当时的中国。
此外，福兰阁撰写了有关晚清政治的一系列论文，以及他对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分析，这些都可以看作当代中国学的内容。福兰阁在文中对“三国干涉还辽”的事件进行了报道、分析，并得出了他的结论。此文收录在作者1923年出版的《1894—1914年列强在东亚：论战争（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因》一书之中。
福兰阁认为，中国从1842年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后开始进入现代国际关系的新阶段，而在此之前，中国对周边“国际问题”的处理基本上还是采用单方决定的方式，而不是依靠国际法。
朝鲜的独立与否是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宣布朝鲜为独立的国家，并确认了朝日之间的平等关系。1882年发生壬午兵变，尽管清军在朝鲜获胜，但日本还是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军权。两年之后的1884年，日本帮助朝鲜开化党发动了甲申之变，尽管动乱被袁世凯所平息，但清政府还是跟日本人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兵，出兵时应相互通知。10年后的1894年，中日互相宣战，日本一开始占领了朝鲜，接下来占领了南满，然后直接威胁大连湾。清政府出于无奈，只能让英国、俄罗斯以及法国来调停，后来德国也参与了进来。1894年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分别向日本递交了同样内容的声明，敦促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在三国列强的巨大压力下，日本政府在同年10月承诺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并借此向中国索取3 000万两白银的“偿金”。三国也借干涉还辽有功，均向清政府索取“报酬”。这就是所谓的“三国干涉还辽”。
福兰阁的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日本议和条件内容与列强互相接洽情形；二，马关抗议与其直接影响；三，三国抗议事件与德国政治前途的关系以及对其得失的评论。
福兰阁分析认为，欧洲列强各怀鬼胎，但之所以愿意联合起来进行调停，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害怕有朝一日中日真的结成联盟：“至若列强内部本不一致，而表面犹能至今互相团结者，实因当时彼此均有一种隐忧在心：即是，假使中日之间共结一种同盟，或者中国全为日本所征服，则此后（黄色人种）势将造成一种统一的、重大的势力；倘欧洲方面若不互相团结起来，实无力加以对抗。”
福兰阁同样清楚地认识到：“但此种情势，却又迫令各国自觉，非中国获得土地若干，其势不能稳固自己地位。而此种争获土地与其不可逆料之在结果，又有破坏列强联合阵线之虞。”福兰阁当然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让日本还辽的目的在于使中国能够与日本抗衡，从而使得西方列强从中获利。但土地还给中国后，他依然担心以后可能会出现对三国（特别是德国）不利的结果。
三
福兰阁的弟子白乐日（Stefan Balázs，1905—1963），开创了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范式，这在后来成了美国中国学的主要研究范式，现在也已经成为中国学研究的普遍共识。
在福兰阁的影响下，白乐日希望超越一种传统的、封闭式的中国研究，从而使从中国研究中获取的知识可被各类其他学术所利用。因此对他来讲，当代的问题意识、学术视角和方法至关重要。白乐日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史，尽管他在研究中要将范围限定在某一特定的时期，但从其研究中总是可以看到中国的整体发展。透过对不同时期个案研究的扩展，他试图获得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般性认识。他的博士论文《唐代（618—906）经济史论集》不论是从其篇幅上还是内容上都超出了当时德国汉学界的一般论文，堪称创新研究之作。
除了福兰阁的直接影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有关儒教的论述对白乐日有关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理解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0至1921年，韦伯出版了《世界宗教经济伦理：儒教与道教》，即其三卷本名著《宗教社会学选集》中的一卷。这是他在估价现代西方官僚政治及其伦理和实践上的“普遍特性”之倾向时对中国传统所作的考察。韦伯在这本书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特别是他关于官僚政治的理论，也成了引导白乐日学术生涯的一些关键词和主要理论方法。实际上，白乐日这项研究的方法更多地来源于韦伯，亦即从中国官僚制度的角度来阐释中国社会之发展。中国社会中的学者—官员阶层及其与占统治地位之制度的复杂关系，是白乐日考察中国社会结构的重点所在。总之，从韦伯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出发，借以考察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各种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白乐日对中国隋唐以来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范式。
继唐代经济史研究之后的“宋史研究”计划也是在以往对唐代认识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出来。因此，白乐日进一步认为，研究宋史将有助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正是由于白乐日在中国研究中采取了大处着眼的方法，使得他对那些运用传统语文学考据方式而皓首穷经的学者们尤其不以为然，对他们唯独重视文本考据以及语文学疏证的汉学研究传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种研究“仅仅变成了‘文献学梳理’活动，纯粹是个人好奇心的囤积，专心致志于外在的形式和独一无二的事件”。他将这种研究方式称作“集邮者心态”（stamp collectors’mentality）。白乐日的目的在于抵制在他之前长期以来一直盛行的过于烦琐的语文学分析，试图以引进社会科学的其他方法来实现对整个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对中国历史产生全新的认识。
福兰阁的小儿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1—2007），在1950年从中国回到汉堡后，依然承继着这种传统。他在1960年作过一场题为“传统在今天中国的角色”的报告，指出中国传统对现代的影响具有的特殊意义。傅吾康恪守着这样的传统，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对由他父亲创建的汉堡汉学研究传统进行了梳理，指出：
基于上面所引述的基本原则，从开始的时候起，汉堡的汉学研究就有明确的基本思想，并且发展成为全体教授都忠实遵守的固定传统，首任教授是福兰阁、接着是佛尔克（Alfred Forke，1923—1935）和颜复礼（Fritz J？ger，1935—1945）。教学研究中，现代中文和文言文得到同样的重视。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过去，没有对古代语言和文化的认识而想深入理解现代中国是不可能的。汉学也不能与中国古典语言学相混淆。汉学或中国学从一门与中国有关的普遍科学—大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学”等同起来—演变成为一个整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将基本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哲学、文学、宗教学、艺术史、考古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也就是将许多学院的众多专业统一起来—只要它们与至今已有三千多年发展历史、拥有悠久文化的中国有关。在汉学众多领域中，所有学术研究的唯一共同基础是中国语言和文字知识。掌握它们，始终是汉学研究的基础和主要组成部分。
20世纪50年代，傅吾康与继承莱比锡大学传统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曾经有过激烈论战。傅吾康认为，现代汉语和当代中国研究理应纳入汉学的范畴，传统和当代是不可分割的。他驳斥了认为当代中国研究和汉语口语教学不属于严肃学术的说法，并指出：“由于这些立场，虽然海尼士在‘第三帝国’时期能够避开纳粹对自己专业的影响，但在我看来，1945年以后他的这个观点就不再合理，也违背了上面引用过的汉堡汉学教席的基本准则以及由我父亲开创的传统—即将古代和现代的中国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去理解。”在海尼士看来，中国与古希腊、古罗马一样，是死亡了的古典文化，他将中国文明当成一个已经过气的文明来看待，而傅吾康则努力地寻求当代中国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关联。
四
福兰阁对汉学有着自己的独特认识。首先，他认为汉学，包括当代中国研究是具有学术性的；其次他特别强调汉学和当代中国的关联。以上两点在今天看来好像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福兰阁的时代，却是具有超前意识的。
传统的学科分类将已经沉淀下来的东西才叫作知识、学问，正在发生的事件并不被看作是具有学术性的。德文中的Wissenschaft与英文中的science，以及希腊语的后缀-logie，都强调这一点。汉学研究基本上是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其学术性在当时的德国大学一直被强调，如贾柏莲（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于1881年出版了巨著《中国文法，或曰不包括粗俗文体和当今口语的中文文法》，认为具有学术性的内容显然是所谓纯正的文言。
1919年，库恩（Franz Walter Kuhn，1884—1961）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译作：《卖油郎独占花魁》（？lhausierer und die Blumenk？nigin，1919）。他的导师、著名汉学家高延（Johan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对他的行为非常反感，并将他开除，只因为他没有关注高雅的哲学和历史学，而是选择翻译一篇低俗的小说。可见，在当时不仅仅是当代的作品不被看作是具有学术性的，即便是古代的一般文学作品也不被看作是具有学术性的。
1938年9月18日，王澄如在波恩大学的博士论文《鲁迅：其生平和著作—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获得通过。这是一篇典型的当代文学的论文。作为德语世界第一部介绍、研究鲁迅的专著，尽管这篇博士论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写得也还不错，但其导师—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石密德（Erich Schmitt，1893—1955）只给了2分。我们可以推想，当时石教授依然未将当代中国的研究纳入学问的范畴。
1955年7月27日至31日在汉堡召开的第十三届德国东方学者大会上，霍福民（Alfred Hoffmann，1911—1997）主持了“东亚和中亚”议题中有关“汉学”的专业小组讨论。汉堡的葛林（Tilemann Grimm，1922—）总结了小组讨论的题目“汉学适用于当代的发展吗？”他在总结中记录道：当今汉学界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的议题是研究当代中国发展，以保障历史研究的连续性问题。对于各研究机构的日常工作来说，这个问题浓缩成一个疑问：我们是否应传授现代汉语口语？如果有必要传授的话，是让学生们先学习现代口语，还是先接触古典的文言文？专门从事研究的学者对这一问题分别有着不同的阐述。语言学家认为有关现代语言和方言等学科的知识不可或缺，因为他们想要充分地掌握有关汉语特性的理论。历史学家虽然能够让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变得更集中，但是他们也不能无视与研究现代历史的学者之间的合作。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各研究机构应密切关注当下中国的发展，督促自己能够提供更多的空间去研究中国学某一特殊领域的问题，从而在整个中国学研究领域达成富有成果的合作关系。
在解释“时间距离”（Zeitabstand）的时候，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对为什么学术研究往往以历史上的文献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作了解释。伽达默尔从阐释学的角度解释道，我们对于同时代的文本的内容和意义，往往难以作出确定的判断。他以艺术作品为例进行了具体的说明：
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时间距离没有给我们确定的尺度时，我们的判断是出奇的无能。所以对于科学意识来说，关于当代艺术的判断总是非常不确定的。显而易见，正是由于这些不可控的前见，由于这些对我们能够认识这些创造物有着太多影响的前提条件，我们才走进了这些创造物，这些前见和前提能够赋予当代创造物以一种与其真实内容不相适应的过分反响（？berresonanz）。
我想，这样的一种认识解释了为什么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学者们依然对已经沉淀下来的知识感兴趣的原因。伽达默尔接下来写道：“正是这种经验在历史研究中导致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只有从某种历史距离出发，才可能达到客观的认识。”
范式转换（shift of paradigm）概念的提出唤起人们去关注时代思潮更深层次的结构。时代的进步势必形成与过去的典范不相符的新学说，从而使一种标准的形态发生动摇，最终造成典范的转变。对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是时代的思想和社会处境变化的必然结果。汉学学术史本身就是范式转换的历史。考察每一个范式转换的事例，是了解西方对中国之认识的基本前提。德林（Ole D？rning）指出：
我们也许可以把福兰阁1911年诠释学观点的倡议进行一下变形，汉学面临的任务是，作为一个对中国现状研究进行全面普遍认识的学术专业，通过对自身历史发展的理解不断提高自我研究能力和自我变革能力。
归根结底，西方汉学的问题意识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其自身的发展。汉学学术史研究会对以往忽视的问题重新加以关注，并会因此产生一种新型的学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