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等我到了公路上时，我的恐慌消失了。如果许许多多个醉酒的夜晚在许许多多个早晨让我累及我自己（关于我曾做了什么，我能记起来的是这么少），那么现在，对我来说，自从在望夫台酒家那天晚上到现在，我没有——不管我有多焦虑——再次和我的记忆割断联系。这要是真的，那么我就没从这个地洞里把那个金发人头挪走。是另外一个人干的。甚至很可能，我不是杀人凶手。
当然，我怎么能发誓说每天夜里我都待在了床上呢？从另一方面来说，没有一个人控告我说我有夜游症。像伴随潮汐变化而来的海滩上的沙沙声那样（要是你能听到），一种信心开始回到我身上，一个信念，要是你能这么叫它，以至于我没失去最后的运气（就是那种让一个男人回到赌桌上去赢回来的信心）。
从我现在所处的境况来看，相信我可能会回家，有理智、神智清醒地待在家，然后睡觉，这是虚张声势。的确，我是这样的，今天早晨这种想法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种小小的惊奇。这就是说，我带着一种目的上了床。我在细细盘算（在睡梦的最深处）我是该去看看玛蒂琳呢，还是不该去。我上床的那股麻利劲和睡得那样死，都证明了我这个目的。
到了早晨，没出现什么问题。今天，在帕蒂出走后的第二十八天，我要去看看玛蒂琳。别的可以先放一放。我吃了早饭，洗了狗的食盘。我注意到，狗对我的恐惧现在已被一种巨大的冷淡代替了。这星期，它总是和我保持一段距离。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想想它干吗要跟我断绝友情，扫我今天的兴致，就伸手拿起科德角电话簿，找到了阿尔文·路德·雷杰西在巴恩斯特布尔镇的电话号码。
眼下是九点，是打电话的好时机。雷杰西可能已经开出五十英里，到普罗文斯敦去了，或者还没到，正走在路上。
我没猜错。接电话的是玛蒂琳。我知道她是一个人在家。
“你好。”她说。是的，她一个人在家。她的声音很清晰。当另有一个人跟她同在那间屋子里时，她总是不自觉地表现出心烦意乱的声音。
我等着，好像在准备理由。然后我说，“我在听你问我好。”
“蒂姆。”
“是，我是蒂姆。”
“我生活中的男人。”她说。这句话带有尖刻的挖苦，这样的挖苦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听到了。她可能会轻松地说，“你是不是那个短暂生活中的伙伴？”是的，她的声音有回声。
“你好吗？”
“我挺好的，”她说，“但我记不得是不是向你问过好了。”
“你确实向我问过了。”
“是的，是蒂姆，”她说，“噢，我的上帝！”好像现在我们的旧情又苏醒过来了。是的，蒂姆——在电话里——在所有这些年之后。“不，宝贝，”她说，“我没向你问过好。”
“我听说，你结婚了。”
“是的。”
我们沉默不语。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她想把电话挂上。汗珠开始爬上我的脖子。要是她把听筒撂下了，那么今天所有的希望就全都要泡汤了，但我的天性让我还是别吱声。
“你住在哪儿？”她终于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
“嘿，朋友，”她说，“这是二十个问题吗？我不知道。”
“贵妇人，请别那么生硬。”
“滚你的。我坐在这儿，是强打精神。”——那意思是说我打断了她今天早晨的第一顿大麻烟——“你给我打电话，好像你是昨天的那个伙伴似的。”
“等等，”我说，“你不知道我住在普罗文斯敦吗？”
“那儿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从我听到的看，我不能肯定我想去认识谁。”
“那很正确，”我说，“钟每敲响一次，你的丈夫就抓走一个你亲爱的老朋友。”
“那是怎么回事？”她说，“那是不是很可怕？”
“你怎么能跟一个警察结了婚呢？”
“你还有一角钱吗？去打由受话人来付款的电话吧。”她挂了电话。
我钻进了我的小汽车。
我必须去看她。朝着昔日罗曼史的余烬上煽风是一回事，去感受一下回答的允诺是另外一回事。在那一时刻，我看透了我执意要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怪不得我们不堪忍受那些找不到答案的大问题。它们待在脑子里，就像那为了永远盖不好的建筑物的地基而掘的大洞似的。潮湿的、腐烂的以及死掉的东西都聚集在它们的里面。依靠那种驱使你回去喝酒的着魔劲儿，数一数你的牙齿里的那些洞儿吧。所以，没问题。我必须去看她。
我很快就把自然景象尽收眼底。这天对我是再好不过了。就在普罗文斯敦镇子外，一轮苍白的十一月的太阳把它淡黄色的光洒向了沙丘。沙丘看上去就像天上的神山似的。风吹着沙子，直到丘脊被一团天使般的雾霭遮蔽了为止，然后它吹到公路的另一边，奔海湾而去，所有为夏日游客而设置的小白房子，就像纯种狗场里的狗窝那样整齐、干净。眼下，它们的窗户用板子堵上了，它们有一副默不作声，多少有点受伤了的外表，但是，树也是光秃秃的，上面的颜色像一冬没吃多少东西的动物的皮似的。
我好歹试试看，把汽车开得玩命快，一个州警要是在雷达上看见了我的车，凭这个速度就能把我投进监狱。但我毕竟没去编造这样一个好时机，因为在这高速行驶中间，我想到，巴恩斯特布尔这个镇子太小了，小到了人们要去注意一个坐在波其牌小汽车里问去雷杰西家的路的人，并且，我也不想让阿尔文·路德的邻居今晚去问他那位把赛车停在离大门口有三百码远的朋友是谁。
在科德角的这一部分，人们在冬天里，像鸟那么下作、眼神好，像办事员那么有组织性，当他们不认识你的车子时，他们要记下你的车牌号码。他们盼望着没有驾驶牌照的汽车的到来。所以，我把车停在了海恩尼斯，租了一条没名儿的暗褐色小船，是银河牌的，还是短剑牌的？——我想是短剑牌的，这没关系，我情绪饱满得很，竟然和服务台后面那位年轻的蓬蓬头开起玩笑来，说我们美国的汽车遍地都是。她肯定以为我让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毒品给顶得神道道的了。她用了很长时间来检查我的信用卡，在放下电话，还给我信用卡之前，让我等了十分钟（她爱搭不理地懒洋洋地泡着）。这倒给了我时间去郁闷地考虑我的财经状况。帕蒂在逃走时已把我们的活期存款全都花光了，切断了我的Visa信用卡，我的户主卡，我的美国快汇卡的经济来源，所有这些，我都是在她走后第一周里发现的。但是跟我一样的丈夫们都有其他来钱道儿，有着甚至连帕蒂·拉伦这样的妻子也不能彻底根除的财源。所以我的餐者俱乐部卡，被她漏掉了，我不断地更换它，但从没用过它，现在，它的活力使我有了饭吃，有了酒喝，有了汽油用，让我能够租用汽车，并且——对了，这种状态已经持续近一个月了——帕蒂·拉伦迟早要从前方阵地那儿收到几张账单的。那么，在她离开我出走后，缺钱花将成为我的当务之急。可我不愁。我会卖掉家具的。钱是别人玩的游戏，而我呢，有足够的钱不去玩，从而避免了耍钱。没人会相信说这种话的人，但你知道吗？——我相信我自己。
所有这些促使我从那个地方出发，来一次短途旅行，但是，离巴恩斯特布尔越近，我的心里就越害怕去想，要是玛蒂琳不让我进去，我会怎么办。但是，这样的不安不久就给专心到那儿去的需要取代了。在这些部分里面，那根本不是个无意识行为。最近十年里，巴恩斯特布尔的近郊发生了一些变化，刚铺成的路多了点儿，新开发的事物多了点儿，它们穿过覆盖了这里大部分地面的色调单一而又矮小的松树林拔地而起。甚至上了岁数的人也很少听到离他们住的地方两里远有几条新街道。所以，我小心翼翼地把车子停在海恩尼斯的一个房地产办公室门口。在那儿，他们有一张大幅最新县地图。我在地图上终于找到了阿尔文·路德住的那条小巷子。正像我猜想的那样，在这张地图上，它看上去不超过一百码长，是六条模样相似，平行排开的小巷之一，这些街道都是从一条主街那儿垂悬下来的，像一头老母猪身上的六个奶头，或者讲究一点说，像我开的那辆汽车引擎上的六只气缸之一？去他家的这条短短的路终了在一个奶头大小的柏油的车辆挑头处。在终点的转盘周围，排列着五座高度统一的更改过了的科德角模式的木房子，每座房子的草坪上都栽着棵松树，放了一对塑料雨水槽，都在房子上铺着石棉屋顶板，都有刷了不同颜色的邮筒，都有带垃圾筒的垃圾箱，都在草地上放着三轮摩托车——我把车子就停在离转盘很近的地方。
让人看到我走上五十磴不必要的台阶走到她门口，肯定会引起注意。我走上台阶，按了按门铃，过了一阵子又回到我车里，这一切是逃不脱邻居们的眼睛的。但是如果把车子放在另一座房子前并因此使得房主不安就会更糟糕了。笼罩在这片可怜的矮松树林里的他乡异国土地上的孤独无助感有多么强烈啊！我想起了昔日的印第安人的坟墓，它们可能曾经坐落在这片灌木丛生的土地上。当然，玛蒂琳是能忍受这种情景的，这情景的忧郁与她的心情产生共鸣，这样，她就能在这一结合的基础上得到升华了。但是，要去住在像帕蒂的房子那样的房子里，在那儿，一个人会直挺挺地掉到几种色调的快活下面去——噢，不多，对玛蒂琳来说，那会更糟。
我按响了门铃。
等我听到她的脚步声时，我才敢肯定她在里面。她一看到我就开始战栗起来。她心中的强烈骚动好像她已经说出来了一样，让我感受到了。她很高兴，她怒气冲冲，可她没太吃惊。她化了妆，所以我知道（因为她白天通常不往脸上抹什么东西），她是在等一个来访者。无疑，这个人就是我。
然而，我没受到热情的欢迎。“你真是个乡巴佬，”她说，“我就知道你会干出这样的事儿来。”
“玛蒂琳，要是你想让我来，你就不该把电话撂了。”
“我又给你打了个电话，没人接。”
“你在电话簿上发现了我的名字？”
“我发现了她的名字。”她把我打量了一遍，“被人看住你是受不了的。”她对我说，结束了这场拷问。
玛蒂琳曾经在一个上好的纽约酒吧和饭馆当过好几年女老板。她不喜欢你说中她的伤痛处。她虽然不怎么战栗了，可她声音还是不大自然。
“让我把严酷的现实对你明说了吧，”她说，“在邻居互相打电话探问你是谁之前，你可以在我的房子里待上五分钟。”她朝窗外瞥了一眼，“你是走到这儿来的吗？”
“我的车停在路那头了。”
“那可太好了。我想你最好马上就走。你是来问道儿的，是吧？”
“你的邻居都是干什么的，有这么好的德行？”
“左边那家住了一个州警，右边住的是一对退休老两口，斯努普先生和太太。”
“我想他们也许是黑手党的老朋友。”
“噢，马登，”她说，“十年过去了，可你看来还那么差劲儿。”
“我想跟你谈谈。”
“让我们到波士顿找个旅馆吧。”她说。这是她告诉我别管闲事的好办法。
“我还爱着你。”我说。
她开始哭起来。“你真是个坏小子，”她说，“你臭不可闻。”
我想去拥抱她。我想，我要是说出了心里话，就会立刻跟她回到床上，可现在不是时候。十年的生活使我懂得了这些。
她的手做了个小手势。“进来吧。”她说。
起居室与这幢房子很协调。它有着大教堂里那样的天花板，机器制作的镶木，一块合成纤维小地毯，许多一定是从海恩尼斯购物中心买来的家具。没有什么东西是她自己的。这并不奇怪。她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到了她的身体上，她的衣服上，她的化妆上，她的声音上以及她那张瓜子脸的表情上。她能用她那张美丽的嘴的最微妙变化来传情。每一点儿嘲讽，每一点儿轻蔑，每一点儿暧昧，每一点儿温柔，每一点儿领悟，这些都是她可能需要表现的。她是她自己的浅黑型的艺术作品。她就以这样的姿态出现。但她的环境是另一码事儿了。我第一次遇到玛蒂琳时，她住在一座绝对单调乏味的公寓里。我只需要再把尼森那个地方描绘一番就行了。我这么说绝对没有一点儿夸张的成分。我曾有个女王，她不受她居住地的支配。我可告诉你，这就是我跟她住了几年后就讨厌她了的一个主要原因。和一位意大利女王生活同跟一位犹太公主生活一样，都是在受罪。
我说，“这些都是阿尔文买的吗？”
“你那么叫他吗？阿尔文？”
“你管他叫什么？”
“我大概管他叫胜利者。”她说。
“正是胜利者告诉我，说你向我问好。”
她几乎没有很快地去掩藏这个消息。“我从没对他说过你的名儿。”她说。
我想，这可能是真的。在我认识她时，她从没在我面前谈论过任何人。
“噢，”我说，“你丈夫怎么会发现我认识你呢？”
“再好好想想。你会想出答案的。”
“你认为是帕蒂·拉伦告诉他的吗？”
玛蒂琳耸了耸肩。
“你怎么知道，”我问，“帕蒂·拉伦认识他？”
“噢，他告诉我，说他遇到了你们俩。有的时候，他还会告诉我不少事呢。我们在这儿待得挺寂寞的。”
“那么你是知道我在普罗文斯敦了。”
“我设法忘了它。”
“你们干吗会寂寞呢？”我问。
她摇了摇头。
“你有两个儿子要照顾。那一定会让你忙得不可开交。”
“你在说些什么啊？”
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想，孩子们不住在这幢房子里。“你丈夫，”我说，“给我看了一张你们和两个小男孩合照的照片。”
“他们是他兄弟的孩子。我没孩子。你知道我不能生育。”
“他干吗要跟我撒谎呢？”
“他是个骗子，”玛蒂琳说，“这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大部分警察都是骗子。”
“你的话听起来好像你不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