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斯德哥尔摩打电报给《先驱论坛报》莫斯科支局长约瑟夫·纽曼（Joseph Newman），告知预计抵达时间后便安心地认为他会派车接我们，并代我们安排旅馆。我们的路线是从斯德哥尔摩到赫尔辛基，再到斯大林格勒转飞莫斯科。由于没有外国飞机飞莫斯科，我们不得不在赫尔辛基改搭俄国班机。光鲜、亮丽、无瑕的瑞士班机载着我们飞过波罗的海，由芬兰湾上空进入赫尔辛基。标致的瑞士空姐送来精致的瑞士小点心。
一段平顺舒适的航程之后，飞机降落在赫尔辛基新机场，但见新近完成的大楼甚是宏伟。我们在机场餐厅里等候俄国飞机。约莫两个小时之后，一架老旧的C—47慢慢地飞进来。机身上褐色战斗漆还在，触地时尾轮爆开，好像蚱蜢般在跑道弹跳。这是我们此行所见惟一一宗意外，但事已至此再强提信心已于事无补。她刮痕斑驳的油漆和邋邋遢遢的整体外观，无法跟光鲜的芬兰和瑞士航空班机相提并论。
飞机跌跌撞撞地开上停机线，热锅似的飞机上下来一批刚从俄罗斯拍卖会回来的美国皮货采购商。这一票人神色萎靡，沉默寡言，自称这架飞机从莫斯科来的这一路上，飞行不超过地面一百公尺。有位俄罗斯机员下得飞机来，踹了爆胎的尾轮一脚，悠悠然地朝航站走去。不多时，有人告诉我们下午不飞，我们只得在赫尔辛基过夜。
卡帕整理一下十大箱行李，好像母鸡带小鸡似的把它们送进行李间，再三提醒机场官员必须派守卫看守。他只要一离开行李，一刻都不能放心。卡帕平常为人乐天爽快，但一扯上相机就会变得很专横和爱操心。
在我们看来，赫尔辛基虽然没有受到严重轰炸但久经战乱，是个阴郁和没有欢乐的城市。旅馆凄凄清清，餐厅鸦雀无声，广场上乐队演奏的不是欢乐的音乐。街头上，士兵都好像是小男生，太年轻了，而且面容苍白，带有乡土气息。我们的印象是，这是个没有生气，缺少欢乐的地方，仿佛是赫尔辛基经历二次大战和多年抗争与奋斗之余，着实已无法东山再起。我们不知道它是否真的无法重建经济，但这的确是它给人的印象。
我们进城找艾伍德（Atwood）和希尔（Hill），也就是专门研究所谓铁幕后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先驱论坛报》小组。他们一起住在旅馆，房间里到处是报告、小册子、调查和照片，此外，他们还留了绝无仅有的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以备有预期外的庆祝时之用。这就是我们的了。一瓶威士忌其实也撑不了多久。卡帕玩了会儿寒碜又无利可图的金罗美（gin rummy）牌戏，不多时我们便上床就寝。
飞向莫斯科
往后两个月，我们经常搭乘的俄国运输机，彼此间有许多雷同之处，所以，这架飞机堪称是个中代表。漆着褐色战斗漆的C—47都是租借的存品。机场上有些比较新的运输机，配备一个三轮着陆装置，但我们没搭过。C—47的装潢和铺毯有点破旧，但发动机保养不错，驾驶似乎也不赖。它们的机员比我们搭的飞机多，但我们没进过控制室，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室门一开，只见里面好像一直维持着六七个人的规模，其中一位是空姐。我们也不知道空姐在干什么。她仿佛跟乘客无关似的。机上没有为乘客准备食物，乘客自行携带大量食物弥补缺失。
我们搭乘的飞机，通风口总是有故障，一直没有新鲜空气进来，要是碰到机内弥漫食物和偶尔呕吐的气味便无计可施。听说这些美制的老飞机要一直用到由较新式的俄制飞机替换为止。
对习惯于本国航空公司的美国人而言，这里有些习惯是有点奇怪。譬如，没有安全带；飞行中不准抽烟，但一着陆人人都点起香烟；没有夜间飞行，要是你搭的飞机赶不及在日落前进站，就得枯坐等到次日早上。除了碰到暴风雨，飞行高度都比我们的飞机低。由于俄国大部分地形近乎完全平坦，随处可以找到迫降机场，所以这种做法相对而言甚是安全。
此外，在我们看来，俄国飞机的承载方式也很特别。乘客坐定之后，行李就堆在走道上。
我觉得，第一天最让我们担心的是，这飞机的外观刮痕累累，看来就像是个长相不佳的老怪物。不过，发动机状况倒是极佳，飞得也很棒，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而且，我也觉得，亮晶晶的金属其实也没有让我国的飞机飞得更好。我认识一个人，他老婆就说过洗刷过后的车子跑得比较好。也许，很多事情都让人有这种感觉。飞机好坏的第一原则是，可以待在空中飞，可以飞到目的地。俄国飞机在这方面不比别人逊色。
这架莫斯科班机上乘客不多。一位亲切的冰岛外交官和他的妻小，一位提着邮袋的法国大使馆信使，以及四位沉默不语、一直没开过口的身份不明男子。我们不晓得他们是何许人物。
卡帕精通各国语言，就是不会俄语，现在可是无用武之地了。他说的每一种语言都带着另一种腔调，例如说西班牙语带匈牙利腔、法语带西班牙腔、德语带法国腔、英语带不知名的腔调。他不会说俄语，一个月后记了几个单字，竟也常常被认为带有乌兹别克腔。
11点，飞机起飞，前往列宁格勒。飞机一升空，地面上长年战争的痕迹便显而易见。战壕、地洞和弹坑逐渐长满杂草。越是接近列宁格勒，伤痕越深，壕沟也越见频繁。举目但见焚毁的农舍犹有焦黑的墙面兀立，有些发生激战的地区坑洞和伤疤宛然，有如月球表面。一靠近列宁格勒，战壕、据点和机枪枪垛隐约可见。
飞行途中，我们不免对列宁格勒通关感到忧心忡忡。我们心想，这十三件行李、几千个闪光灯泡、几百卷胶卷、大量摄影器材和纠结的闪光灯电线，可能得花上好几天才会放行。此外，我们也认为，我们可能由于这些新器材而受到严密审查。
飞机终于飞过列宁格勒上空。郊区残破，城内似乎没有受到太大损坏。飞机轻巧地降落在机场草坪，滑进停机线。机场只有维修大楼，没有航站大楼。两名配备大步枪和亮晃晃刺刀的年轻士兵上前，站在我们飞机附近，接着，海关官员登机。官员是一位笑容可掬、礼数周到、钢牙闪闪发亮的小个子。他懂一个英文字Yes，我们知道一个俄文da，于是他一说yes，我们就回声da，如此周而复始。检查过我们的护照和钱之后，轮到行李问题。行李必须在走道上打开，不得带出机外。关员很有礼貌、很亲切，但也查得极为彻底。我们打开所有皮箱，他则检查所有东西。不过，在他检查之间，我们恍悟他只是兴致勃勃，并不是刻意要查什么。他翻转我们光鲜的器材，爱不释手地摩挲，每一卷胶卷都拿起来瞧瞧，但既没有动作也没问话，好像只是对外国东西特别感兴趣而已。此外，他的检查时间似是毫无限制。最后，他跟我们道声谢，至少，我们认为他是在道谢。
接着，在我们的证件上盖章又出现新问题。他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用报纸裹着的小包包，再取出一枚橡皮章。他只带章，没带印泥。不过，从他精心设计的手法来看，显然他根本就没有印泥。他从另一个口袋拿出一枝铅笔，舔了舔橡皮章之后，用铅笔在橡皮章上摩擦，在我们的证件上试了一下。毫无痕迹。他又试一遍，还是毫无痕迹。橡皮章连个印痕的迹象也没留下。为了帮他个忙，我们拿出漏水的自来水笔，手指沾着墨水抹在橡皮章上。他终于盖出个漂亮的印记。他把橡皮章用报纸包好收回口袋里，热烈地跟我们握握手后下机。我们再收拾好行李，堆在座椅上。
一辆卡车倒车到机门前，车上堆满箱子，装的是一百五十具新的显微镜。有位女工头登机——此女身形瘦削，肌肉结实，一张波罗的海人士的宽脸，堪称是我这辈子所见力气最大的女子。她扛着沉重的包裹直趋驾驶舱，舱内堆满后再把显微镜堆在走道上。她身穿帆布鞋和蓝色连身工作服，绑着头巾，双臂肌肉隆起，而且跟那位官员一样，一口熠熠发光的不锈钢牙，使得人类的嘴巴看来像极了机械器物。
我觉得，我们原本预期会有不快遭遇，反正，所有海关都是莫名其妙地侵害隐私，都会令人不快。也许是我们多少听信那些没到过这里的“顾问”所言使然，以为多少总会碰到侮辱或虐待。结果啥事也没发生。
装满行李的飞机终于再度升空，飞过一望无际的平地、森林和开垦的农田、朴实的小村庄和鲜黄色的草堆，直往莫斯科而去。飞机一直飞得很低，到云层下降才不得不升到云层上，不多时倾盆大雨便打在机窗上。
高头大马、金发丰胸、长得像老妈子似的空姐，惟一的工作好像就是把几瓶粉红色的苏打水递过堆得高高的显微镜传给驾驶舱里的男人。她还送过一回黑面包给他们。
我们没吃早餐，已开始觉得饥肠辘辘，而这会儿似乎仍没有再进食的可能。要是我们会说俄语，我们早就开口求她赏片面包了。可惜我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没人来接机
4点钟左右，飞机降到雨云下方，我们看到左方就是不规则向外扩张、庞大的莫斯科市，莫斯科河贯穿其间。机场本身很大，有些地面已铺设，有些还是长长的草地跑道，四周停放着几百架飞机，有些是老旧的C—47，也有很多是配备三轮着陆装置和光面铝漆的俄制新飞机。
飞机开向堂皇的新航站大楼时，我们不禁望出窗外，看看是否有熟识的面孔，是否有人在等我们。机外下着雨。我们下了飞机，在雨中整理行李，孤寂感陡然袭来。没有人来接我们。看不到熟悉的面孔，我们连问路也不会，身上又没有俄币，根本不晓得该往哪里走。
我们已在赫尔辛基打电报给纽曼，说我们会晚一天抵达。纽曼没来，也没人来接我们。几位粗壮的搬运员把我的行李扛到机场前，期待似地等着我们付钱，我们却没钱可付。巴士一辆辆过去，我们赫然警觉到，我们连车行目的地也看不懂，何况班班车都挤满了人，有些人甚至挂在车外，根本不可能把十三件行李弄上车。那几位搬运员，挺粗壮的搬运员，还在等我们给钱。我们浑身湿答答，又惊又怒，觉得自己完全被人抛弃了。
就在这时候，法国大使馆信使拎着邮袋走了出来，不但借我们钱付搬运员，还让我们的行李搬上前来接他的车子。他是大好人，在我们差点就要自杀的时候救了我们的性命。若是他能看到本书的话，我们要再次谢谢他。他送我们到纽曼原本投宿的“都会大饭店”（Hotel Metropole）。
我搞不懂为什么机场总是跟它们要服务的城市隔得老远，但事实就是这样，莫斯科也不例外。机场离市区好远好远，道路穿过松林、农庄和没完没了的马铃薯与包心菜园，时而崎岖，时而平坦。法国信使胸有成竹，早就打发司机去买点午餐，所以到莫斯科这一路上我们才有馅饼、小肉丸和火腿吃。车抵都会大饭店时，我们已觉得好多了。
都会大饭店有大理石扶梯和红地毯，还有部偶尔能动的华丽电梯，算是相当豪华。柜台后有位女士懂英语。我们向她查问房间，她却说没听过我们的名字。我们没房间住。
这时幸亏有《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的亚历山大·坎德瑞克（Alexander Kendrick）搭救。我们问他，纽曼到哪儿去了？
“哦，小约呀！他到列宁格勒皮草拍卖会，已经走了一个礼拜。”
他没收到我们的电报，啥也没准备，我们没房间。没有预约就想要房间，太荒唐了。我们原以为纽曼会联络俄罗斯的主管机关，但他既然没联系，也没收到电报，俄国人自然不知道我们要来。幸好坎德瑞克带我们到他房间，请我们吃熏鲑鱼和伏特加酒聊表欢迎。
过了一会儿，我们不再感到孤单迷失之后，决定住进纽曼的房间，让他尝尝苦头。我们用他的毛巾、肥皂和卫生纸，喝他的威士忌，睡他的沙发和床。我们觉得，为了补偿我们所受的折腾，这是他起码该做的。我们认为，他不能推说不知道我们要来，理当加以处罚。于是，我们喝了他两瓶苏格兰威士忌。我们必须承认，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何等的罪过。派驻莫斯科的美国新闻人员固然有人相当不老实和爱蒙混，但论程度都还比不上我们——没有人偷喝别人的威士忌。
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事实上，我们还不太清楚自己是怎么到了这里和是谁邀请我们，幸好驻莫斯科的美国特派员团结一致，慨伸援手帮助我们；纪尔摩、史蒂芬斯和坎德瑞克等人，都是很有同情心的大好人。他们带我们到都会大饭店的商务餐厅用餐，我们这才发现莫斯科的餐厅分两种：一种是配给餐厅，用的是配给券，价格相当低廉；另一种是商务餐厅，同样的食物，价钱却高得出奇。
都会大饭店里的商务餐厅中央有个大喷泉，天井有三层楼高，还有舞池和演奏台，气派甚是不凡。俄罗斯官员与仕女、高收入的平民百姓在喷泉四周起舞，个个举止端庄。
顺带一提，乐队所演奏的美国爵士乐，可以说是我们听过最吵最糟的一种。鼓手耍着鼓棒，神情若癫，显然颇为心仪吉尼·柯鲁帕；竖笛手肯定听过班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的唱片，所以总是可以听到隐约有古德曼三重奏的神韵；有位钢琴手酷爱快节奏的布基乌基舞曲，技巧相当纯熟，演奏得畅快淋漓。
晚餐包括四百克伏特加、一大碗黑鱼子酱、包心菜汤、牛排和炸马铃薯、起司、两瓶红酒。依十二卢布兑一美金的大使馆汇率换算，这一顿花了大约一百一十美元，而且单是上菜就花了两个半小时，我们虽觉得有点惊愕，但也发现在俄罗斯餐厅这是稀松平常的事。后来我们才知道个中原委。
在苏联，所有东西和每一笔交易都在国家或国家批准的专卖控制下，统计系统极为复杂。因此，侍者问客点菜后会很仔细地写在本子上，之后不是去要求食物，而是去找统计，统计将所点食物再做登记，然后才发张便条给厨房。到这里还得再次登记，要求才算完成。好不容易发出食物，所发食物也得记在便条上交给侍者，侍者拿着便条到统计那儿，登记所要求的某某食物已发出，再发便条给侍者，侍者拿便条回厨房领食物送到餐桌，这时他本子上已登记着要求哪道菜、哪道已进厨房、哪里终于送到餐桌上。这统计过程相当花时间，甚至比料理食物所花时间还要多出许多，你再怎么对餐点迟迟未到表示不耐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是没办法的事。这是必要过程。
乐团奏出Roll the Barrel和In the Mood的当儿，有位男高音走向麦克风——其实他的嗓门全场可闻，根本不需要麦克风——以俄语唱起Old Man River和法兰克·辛纳屈若干名曲，如Old Black Magic和I？m in the Mood for Love。
等候上菜的时候，莫斯科特派员分别告诉我们事情可能有什么发展、教我们如何管理自己的行为。有他们告诉我们这些，是我们的幸运。他们指出，最好不要向外交部备案。他们强调，适用于备案者的规定中有一点对我们很要紧，就是一备案便无法离开莫斯科区。我们不想一直待在莫斯科，我们要深入乡间，看看农民生活的情况。
由于我们并不打算发简讯或电报，以免落入检查机关的监视，因此我们心想也许可以避开外交部报备手续。只是，我们还不清楚到底是谁在赞助我们。我们认为要不是“作家协会”（Writer誷Union），就是文化关系组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我们把自己视为文化相关人士，因此事先就已决定我们要的是非政治的消息，除非这政治关乎地方，直接影响到民众日常生活。
身份之必要
第二天早上，我们打电话给负责外国人的组织“国民旅行社”（Intourist），这才知道在国民旅行社眼中我们没有身份、不存在、没有客房。于是我们又打电话到文化协会。文化协会说，他们知道我们要来，但不知道我们已经抵达；他们说会设法帮我们找房间，但是莫斯科的旅馆一年到头人满为患，只怕很难。打完电话后，我们出门，上街散步。
我在1936年时在这里待过几天，此后的变化极为惊人。首先，市区比以前干净许多，原本肮脏泥泞的街道，已经铺设路面，清爽干净。这十一年间的建设也很惊人，几百幢新建的公寓高楼、莫斯科河架起几座桥梁、道路拓宽、到处树立雕像。旧城内狭小脏乱的区域已整段不见，代之而起的是崭新的住宅区和公共建筑。
莫斯科虽有若干炸弹破坏的痕迹，但不是很严重。德军飞机抢占莫斯科上空的攻势显然徒劳无功。战时驻在莫斯科的特派员告诉我们，苏联防空防御很有效，战机数量又多，德军大概在试了几次都损失惨重之后就放弃空中轰炸莫斯科。虽然还是有几枚炸弹突破防空网：一枚落在克里姆林宫，几枚落在郊区，但这时德国空军正猛攻伦敦，不愿为了轰炸一个防守严密的城市而牺牲大量战机。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全市正在整修门面，所有的建筑物都搭起脚手架，有的在油漆，有的在修补破损的地方，因为，再过几星期就是建城八百周年，即将以盛大仪式和装饰来庆祝。而且，再过几个月就是“十月革命”三十周年庆。
电工忙着在公共建筑、克里姆林宫和桥梁上串结彩灯。而且这类工作，入夜后并没停工，仍然打着泛光灯彻夜油漆和整理市容，准备迎接数年来第一次非战争的庆祝活动。
不过，在忙碌和筹备之中，街上的人却是难掩倦态。妇女很少甚或根本不化妆，衣着虽然得体却不怎么漂亮；很多男人身着军装，但他们并不是军人。他们已经复员，军装是仅有的衣物。军服上没有徽章和肩章。
卡帕没带相机出门，因为，别的特派员已告诉他，没有书面许可不宜这么做，特别是外国人。除非你的许可是白纸黑字，而且是合法的，否则一碰到警察就会把你拘押起来盘查。
我们又感到孤单无助。倒不是因为受到监视、盯梢和跟踪，而是几乎找不到人认可我们已到了这里。而且，我们很清楚，莫斯科跟华盛顿一样，政府机关的行动缓不济急。如今，我们在别人的房间里躲躲藏藏，身旁尽是几百卷胶卷和摄影器材，不免忧心忡忡。
我们早听说有种俄罗斯棋术（我们称之为“开棋让子法”）罕逢对手。玩法很简单：你想见的政府机关人士不是不在，就是生病、住院、到外地度假。这一局可以拖上好几年。要是你找别人下手，此人同样也会不在、住院或到外地度假。有个匈牙利委员会前来陈情，依我猜想大概是不获青睐的缘故，枯等了三个月，起先是想见某位特定人士，最后是只要能见到，任何人都行。结果还是没人接见。有位带着交换学生构想而来的美国教授，为人精明、机灵、亲切，在接待室等了好几个星期，同样是谁也没见着。这招开棋让子法锐不可当，除了轻松以对，根本没有应对之道。
我们坐在纽曼房间内，心想我们很可能也会落得这种下场。此外，我们在打了几个电话之后，得知俄罗斯办公室还有件事挺有趣：正午前没人上班，没人到办公室。正午前办公室大门紧锁，但从正午后一直开着，工作到午夜。上午不是用来工作的。也许有些机关不是这种做法，可惜的是，往后两个月间我们打交道的机关都是遵照这种作息时间。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不耐烦，也不能生气，否则在这游戏里一下就会输掉五分。幸好我们只是杞人忧天，文化协会第二天就展开行动，不但帮我们在转角的萨伏伊饭店（Savoy Hotel）弄到房间，还请我们到办公室讨论我们的计划。
萨伏伊和都会一样，是专供外国人住宿的饭店。住都会的人说萨伏伊旅馆好，食物和服务均佳；另一方面，住萨伏伊的人则说都会食物与服务比较好。这种相互恭维的把戏已经行之有年。
我们分到的房间在二楼，沿大理石阶梯而上，但见雕像罗列，其中，我们最中意的是一尊与拿破仑齐名的绝世美女葛蕾姬艾拉（Graziella）半身像。她身穿帝国衣裳，头戴羽饰宽边帽，只是雕塑家误将她的名字刻成Craziella，在我们看来葛蕾姬艾拉竟成了“疯狂艾拉”（Crazy Ella）。楼梯间顶端摆着一具俄罗斯大熊剥制标本作势欲扑，只是前掌的爪子已被胆小的客人卸下，成了无爪攻击。不过，对刚到的新客人而言，在半黑的走廊上乍见之下往往还是会微微吃惊。
我们的房间很大。后来我们才发现，在别的房客眼中这是很理想的房间。天花板高二十英尺，墙壁漆的是忧郁的深绿色，房内有个套间以帘子隔开床铺，全套的黑橡木沙发、镜子和双层柜，以及墙面顶部的壁画，应为全室最大特色。这时日一久便常在我们梦中出现的壁画，若硬要加以描述，应是如此这般：画面的底部和中心是一位卖艺人伏卧，双腿盘过背部，前方有两只一模一样的小猫从他双手下方滑过，背上对坐着两只绿鳄，绿鳄头顶上又坐着一只胁生蝙蝠翼、头戴皇冠的疯猴。这只猴子结实的长臂穿过蝠翼上的小孔，抓住两头鱼尾山羊的角；羊身上所穿的护胸甲，末端化成荆棘，刺穿两尾形貌凶恶的鱼。我们虽看不懂这幅画，不知道画中含义，也不明白旅馆房间里怎会挂这么一幅画，倒是会开始做梦。它着实有教人做恶梦的特质。
三扇双层玻璃嵌窗俯瞰街道。随着时间的消逝，卡帕贴在窗口，拍摄我们窗户下方所发生的小事，次数越来越频繁。对街二楼有位男子开了家像是修理相机的店铺，花很多时间在器材上，后来才发现，在这猎景行动中，我们在拍他，他也在拍我们。
在莫斯科有间私人浴室是很体面的事，而我们这间浴室确是不同凡俗。浴室门受到浴缸妨碍，不可能推门而入，进出很不容易。进了浴室之后，先得蹲在盥洗台旁边的角落上关上门才有活动空间。浴缸摆得不平，装满水后会突然移动，整个浴缸摇晃，水便会洒在地板上。
这旧浴缸可能是革命前的古物，缸底的瓷釉早已剥落，使得表面有点像是砂纸。卡帕体质娇贵，发现自己洗完澡就流血后，开始穿着短裤进浴缸。
这间浴室有个特点，跟苏联所有的浴室一模一样。也许有别种浴室，可惜我们没见过。马桶、洗脸台、浴缸的水龙头都会漏水，所有的排水口倒是彻底防水。于是乎，脸盆放满水，水永远都在；拉起浴缸排水孔塞子，根本无法让水流走。有一回在格鲁吉亚共和国一家旅馆内，水龙头漏水声声入耳，我们得关上浴室房门才能睡觉。我因此向重工业业者提出我的重大发明：很简单，只须反其道而行即可：在排水口的地方安水龙头，水龙头的地方做排水口，问题便迎刃而解。
不过，我们这间浴室倒是有个很好的品质。这就是，浴室里总是有很多热水，虽然有时候大半漏到地板上，但我们要用总是不缺。
我就是从这里发现卡帕天性中有个令人不快的素质，并认为理当写出来，聊供年轻女子听到他求婚时作个参考。他占用浴室，而且是怪人一个。他的方法如下：一起床就到浴室，放满一缸水，然后躺在浴缸里看书，看到昏昏欲睡便睡将起来。这可能占去上午两到三个钟头，而且，只要有他在，随时都可以看到浴室被占用，无法做比较正经的用途。我是本着服务社会之心提供这则消息。若有两间浴室，卡帕不失为迷人、机灵和好脾气的同伴，要是只有一间浴室，他……
俄国货币紊乱，已经让我们束手称臣。官方和非官方币值各不相同。官汇是五卢布兑一美元，美国大使馆的汇率是十二卢布兑一美元，但在黑市一美元就可以换到五十卢布，有些南美国家的使节在别的国家如波兰或捷克购入卢布的汇率，则是一百卢布兑一美元。美国大使馆在维持十二比一这件事情上一直很老实，反倒被有些馆员批评为使事务费用变得极为昂贵。举例来说，我们的使馆馆员办个酒会，以十二比一的汇率来算相当昂贵，前述国家的使馆馆员以一百比一汇率办酒会则是出奇地便宜。
萨伏伊旅馆在我们进住时就发放配给餐券，早、午、晚餐每天三顿。用这些餐券可在旅馆内的配给餐厅以相当合理的价格用餐，我们当然也可以到商务餐厅用餐，但价格高且食物也不见得好上多少；啤酒是酸的，饮料平均一瓶约为一点五美元。
面谈
午后，文化协会派车接我们到总会办公室面谈。我们隐约觉得，作家协会和文化协会曾为了谁负责接待我们有过若干争执。文化协会输了，只得找上我们。文化协会办公室原为某富商巨贾住处，间间富丽堂皇，有如小宫殿一般。接待我们的卡拉加诺夫（Karaganov）先生，他的办公室由橡木嵌片直镶到天花板，还有一扇彩色玻璃天窗，是个赏心悦目的办公地方。卡拉加诺夫是个细心的金发青年，坐在办公桌后面以精准的英语缓缓地问了我们很多问题。他边问边以一枝一头蓝一头红的铅笔在纸本上涂鸦。我们则解释说，我们的计划是尽量避开政治问题，尽量跟俄国农民、劳动群众和市井小民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再将实情告诉美国民众，让双方能达成某种程度的共同理解。他静静地听着，一面用铅笔打三角形记号。
然后，他说道：“一直都有人想做这件事。”他举出多位写过苏联专书的美国人的名字。“他们到我办公室说的是一套，回国后写的又是另一套，”他说，“我们所以会有点猜疑，完全是由于这个缘故。”
“你可千万别认为我们是抱着赞成或不赞成的态度前来，”我们答道，“我们只是来做报道，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们打算准确地写下和拍下我们所见所闻，不加任何评论，若是碰到不喜欢或不了解的事，我们也会记下。但我们是来报道，能报道我们自会报道，若是不能报道，我们也会有篇报道。”
他若有所思地缓缓点点头。“这我们倒是可以相信，”他说，“可是，我们很讨厌有些人到这里时是强烈亲俄，一回到美国就变成强烈反俄。我们有很多这种经验。”
“文化协会办事处虽然没有太大权力，也没有很大影响力，”他继续说道，“但我们会尽力让你们能做自己想做的工作。”他接着问我们很多有关美国的问题。他说：“你们的报纸常提到跟苏联打仗，难道美国人想跟苏联打仗？”
“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答道，“我们认为，没有人想打仗，不过，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他说：“很显然的，在美国只有亨利·华莱士一人是公然反战的。能否告诉我，他的拥护者是些什么人？他真的有群众基础吗？”
我们说道：“不太清楚，但我们倒是知道有一回华莱士巡回演讲时，凭入场费就募集到空前金额。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有人付钱参加政治集会，而且，很多人还因为没有站或坐的位置不得其门而入。我们不知道这对未来的选举有什么影响，我们只知道，我们这些多少见过些战争的人并不主战。我们觉得，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我们觉得，如果双方领导人给我们的惟一答案就是战争，那么，我们确实是生活在非常贫乏的时代里。”我们反问他，“俄罗斯民众或部分民众，或俄罗斯政府部分部门想打仗？”
他闻言身子一正，放下铅笔，说道：“我可以很肯定地答复，俄罗斯民众或部分民众，或俄罗斯政府任何部门，都不想打仗。我还可以进一步这么说，俄国人会尽其所能避免战争。这一点我很肯定。”他拿起铅笔，在纸本上画个圆圈。
“我们来谈谈美国作品，”他说，“在我们看来，你们这些小说家好像什么都不信，果真是这样吗？”
“不清楚。”我说。
“你自己最近的作品好像很愤世嫉俗。”他说。
“不是愤世嫉俗，”我答道，“我认为，作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按自己的理解记录他的时代，而这正是我的做法。”
他接着问到美国作家考德威尔和福克纳的近况，以及海明威几时有新作问世，有哪些年轻作家和新秀出头。我们解释道，美国是出现了几位年轻作家，但预期他们会脱颖而出仍言之过早。原本应该磨练写作行当的年轻人，最近四年都待在军队里，这种经历可能令他们深受震撼，需要点时间来梳理自己的体验和生活，才能定下心来写作。
他似乎有点惊讶美国作家那么不团结，彼此也不太往来。在苏联，作家是要人；斯大林曾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们向他解释说，在美国，作家的地位低于江湖卖艺人，只比海狮略高，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在我们看来，这是件很好的事。我们认为，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一旦受到太大重视，很可能会跟受到专业杂志好评的电影女星一般，变得陶陶然。我们认为，美国作家注定要过颠沛流离的生活，长远而言大有益处。
在我们看来，俄国人和美国人或英国人最大的差异之一，便是他们对政府的态度。俄国人被教育、训练和鼓励去相信政府是好的，每个政府部门都是好的，而他们的任务就是让它蒸蒸日上，尽其所能支持它。反之，美国和英国人则深深感觉到，所有的政府都有点危险，应该尽量维持小政府形态，凡是增加政府权限的作为都是不好的，应该时时监督当前的政府，以监督和批评保持它的敏锐和活力。后来，在农场上，我们跟庄稼人同席时，他们问起我们的政府如何运作，我们就试着解释，正由于担心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一群人手中，是以我们的政府有一系列的制衡设计，防止权力落入个人手中。我们试着解释，建构和维系我们政府的人，都处在这种权力疑虑之下，我们宁可剥夺一位好领袖的继任权，也不许树立领导权的先例。我觉得，苏联人民所受的训练是领袖是英明的，领导权是好的，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我们的观点。这只是两种制度沟通失败，争论无益。
卡拉加诺夫先生的纸本上画满红色和蓝色的记号。最后，他说道：“你们想做和想看什么，不妨列张清单给我，我会斟酌看看能否代为安排。”
卡拉加诺夫言谈直爽，毫不含糊，我们挺喜欢他。后来我们听到不少花俏言词和泛泛之论，但不曾听到卡拉加诺夫说过这种话。我们并没有对他掩饰本意。我们自有定见，自有美国人的观点，而且对他可能还有若干成见，但他非但没有因此讨厌或猜疑，反而更加相信我们。他是我们在苏联期间的一大助力。我们跟他见过几次面，他只提过一个请求：“只说事实，只说你们所看到的。不要改动，原原本本地写下来，这样我们就很高兴了。我们不相信甜言蜜语。”对我们来说他似乎是个诚实的好人。
永恒的战争
关系到我们行程的沉默战争仍在持续。目前只有应某机关邀请的客人，或从事特定工作的人可以到苏联。我们不太清楚作家协会或文化协会是否支持我们，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很可能，他们都在想办法把这莫名其妙的荣誉推给对方。有件事倒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我们不想变成备案的正式特派员，不想拿特派员的证件，因为，如此一来我们就变成受外交部赞助和管理，而一旦成了他们的分内事，未经特别许可就无法离开莫斯科，偏偏他们又很少特予恩准。届时我们非但无法自由行动，报道题材也得接受外交部检查。这些正是我们不想要的，因为，我们已经跟驻莫斯科的美国和英国特派员谈过，得知他们的报道活动大半只限于转译俄国报章杂志，而且，即使只是传送译文，检查机关也经常把他们的电文删掉一大段。有些检查极为荒唐，譬如说，有位美国特派员在描述莫斯科市时，提到克里姆林宫状若三角形，却发现这一段新闻从他稿子上删除了。苏联的确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检查规定，但长驻莫斯科的老牌特派员大致上都知道什么可以通过，哪些过不了关。特派员和检查人员之间的永恒战争相续不绝。
有一则新地鼠机报道名噪一时，原委大致如下：有位土木工程师发明了一种称为地鼠的挖水沟和挖地道的机械，图片和设计详图经苏联某科学杂志披露后，有家美国杂志予以转载刊出，英国某报看到这篇文章便急电驻莫斯科特派员，要他写一篇有关地鼠机的报道。英报特派员于是到那家苏联科学杂志社，挖出资料传回报社，不意整篇报道被检查机关封杀。这是几个月前的事，据我所知，这篇报道仍然扣在检查机关。
最近颁布了一道行政命令，把泄漏农业、工业或人口统计数字视同泄漏军事消息，可处以叛国罪，不啻更进一步限制了外国特派员。结果是，谁也弄不到俄国产值的相关数字。凡事都以百分比来表示；没有基本数据，教人不知从何下手。举例来说，人家不会告诉你某拖拉机工厂生产单位是多少，但可能会告诉你是1939年水平的95%。要是你知道1939年的产出单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数字，但若是没有别的参考数字，准教你摸不着头脑。有时候，这种事着实荒唐。譬如说，若要问斯大林格勒目前的人口，所得的答案是战前数字的87%，还得再去找战前的人口数，才能算出目前居住在斯大林格勒的人数。
莫斯科特派员和检查官厅之间常有口舌之争，教人无所适从，我们可不想卷入其中。
这时，纽曼已从列宁格勒皮草拍卖会假公济私度假归来。小约除了是个好朋友之外，做起事来也是很有效率。他在日本和阿根廷历练过，而这种历练又使他特别适应莫斯科的环境。长年浸淫在这些视直来直往为极不寻常的国家，养成他一种闲适的特质，也使他习于敏察微言大义和寻微阐幽。他除了善解言外之意，为人倒是不拘形式。假公济私是不得不然，否则很快就会发疯。我们很感激他的消息和调教。
我们去美国大使馆拜会，所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多数大使馆都是美国观光客和访客大排长龙，在莫斯科的大使馆却是门可罗雀。没有访客，没有观光客。到莫斯科的美国人少之又少，是以莫斯科使馆人员虽然相当庞大，但大半限于跟自家人和别国的使馆人员交往。既然外国人跟俄国人交往的情形相当少见，在这紧张时期，俄国人不想被人看到自己跟美国大使馆人员在一起，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有位馆员跟我如此这般解释。他说，有位到莫斯科来的国务院官员，抱怨说他无法接触俄国人。这位馆员说道：“唔，假如你在华盛顿听到你的秘书跟苏俄大使馆的人出去约会，你会怎么办？”那位国务院官员答道：“我会立刻把她解雇。”馆员于是说道：“这就是喽，俄国人大概也心同此理。”
美国大使史密斯将军请我们吃饭，我们发觉他很聪敏细心，急欲为两国关系尽力，但我们必须承认，他是在极大困难之下兢兢业业。外交人员受到与特派员相同的限制，不准离开莫斯科、不能旅游，接触俄国家庭更受到高度限制。这虽不是明令规定，但就是没人受邀，而且，即使是邀请俄国人，通常总是会出事，此人不是生病，就是刚好不在。这种事诚然遗憾，却是千真万确。同样遗憾的是，这种事在美国可能也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
我们认为，俄国人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宣传和公关。且以驻外特派员为例，派往莫斯科的新闻人员通常满怀善意，希望能理解自己所见所闻，但他很快便发现自已受到重重限制，无法从事新闻人的工作，于是逐渐地改变心情，开始讨厌这个制度，不单因为它是制度，而是因为它使得他无法从事工作。要把一个人变得事事反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新闻人员在无法完成派任的工作之余，往往会变得焦躁不安和心胸狭窄。一个无法执行工作的人，往往会对执行失利的原因深恶痛绝。使馆人员和特派员觉得孤立隔绝；他们觉得自己宛如俄罗斯汪洋中的孤岛之民，难怪会变得孤独和怨艾。
这外交部报备科是为驻莫斯科特派员而设，现在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他们不许做的事，但若我们的工作有部分内容跟他们该做的新闻报道一样，那么我们也得归外交部节制，也无法离开莫斯科。
可人儿拉娜
我们连街名也看不懂，很需要一位翻译，文化协会便派了一位翻译给我们。我们这位翻译是个相当标致的娇小女郎，英语绝佳。她是莫斯科大学研究生，主修美国历史；她是苏联陆军上校的女儿，灵敏、犀利、韧性十足。她不但对莫斯科市了如指掌，做事极有效率，还可以从交谈中让我们得知莫斯科年轻人的想法和话题。她名叫丝薇拉娜·李特维诺娃（Svetlana Litvinova），而这闺名发音与“可人儿拉娜”（Sweet Lana）相若，十分迷人，于是我们决定把它扩而充之。我们试过可人儿史密斯将军、可人儿杜鲁门和可人儿凯莉·查普曼·凯特，但没有一个适用，最后试了下可人儿小约，似乎就此定格，到现在对他还是以可人儿小约相称。
可人儿拉娜真是活力充沛而又效率十足。她帮我们雇了车，带我们去看我们想看的东西。她是个意志坚定的小女生，而她的观念又跟她的为人一样坚定。她讨厌所有类型的现代艺术，认为抽象主义者都是颓废的美国人，在绘画上的实验者也是颓废者；毕加索令她作呕；她形容我们卧室那幅疯狂壁画是典型的美国颓废艺术。她惟一真正喜欢的画作是19世纪具象写真画。我们发觉，这不是她个人的见解，而是共同的看法。我们并不认为苏联画家受到实际的压迫，但他若希望自己的画作能挂在国家画廊，而这又是仅有的一种画廊，那么他肯定会画写真画。他起码不会公开实验色彩和线条、发明新技法、把主观法运用在画事上。可人儿拉娜不仅在这个问题上很激烈，对大部分的问题都很激烈。通过她，我们得知苏联年轻人的道德风潮，有点像是一个世代前美国小镇的道德观，好女孩不能在夜总会抛头露面、好女孩不抽烟、好女孩不用口红或指甲油、好女孩衣着很保守、好女孩不喝酒，而且，好女孩跟男朋友交往很慎重。可人儿拉娜实在太端庄了，使得从来不觉得自己很不道德的我们，不免感到自己相当猥亵。我们喜欢化妆得体的女人，对脚踝曲线是否匀称非常挑剔，偏爱画眉和眼影；我们喜欢摇滚乐和即兴歌曲，喜欢合唱团里的美腿姑娘。对可人儿拉娜而言，这些都是颓废，都是颓废资本主义的产物。这种态度不仅限于可人儿拉娜，我们所见到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如此。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是，竟然在苏联年轻人的态度上，发现了我们最保守和最守旧团体的态度。
可人儿拉娜整洁清爽，衣着朴素而剪裁合身，偶尔领我们去看戏或看芭蕾表演时，还会戴顶加了一小方面纱的帽子。我们在苏联期间，可人儿拉娜越来越少操心于我们的颓废，到离境前的最后一晚举办小型酒会时，可人儿拉娜说道：“我领过很多人参观，向来是了无兴味。”
她在大学研究的是美国史，而且是以苏联式的科学法做巨细无遗的研究，对美国史的了解有很多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当然，她所知道的都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批判，因此，有些我们熟知的史实，出自她口中便显得有点奇怪和异样。我们所知的俄罗斯史，在她听来极可能也具有同样的意味。我觉得，我们尽管颓废，她已慢慢地有点喜欢我们了。且不说别的，我们跟她接触过的观光客毕竟有点不同，何况，偶尔有些异常严肃的苏联青年来访时，她也会来点非颓废的玩乐。
我们急欲了解也逐渐有点明白这种心态。苏联青年所接受的调教是，他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工作多得一辈子完成不了，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玩乐。彼此间常有竞争，如升学考试最高分数者胜出，最高分的上最好的学校。大学入学申请总是僧多粥少，竞争十分激烈。荣誉和报酬总是归于效率最高的人，根本没有依赖过去的表现或父祖辈表现这回事，一个人的地位完全靠自己的才智和努力。这种方法固然使得苏联青年有点紧绷和不苟言笑，但也让他们变得很认真。
可人儿拉娜带我们到列宁山（Lenin Hills），我们站在俯瞰全城的山头上，但见莫斯科迤逦至地平线，不愧是一座大城。天空里乌云堆卷，乌云下方一轮丽日，熠熠照耀克里姆林宫圆顶。这是个宏伟新建筑和木棂绕窗的老木屋并存，奇异、阴郁、独具特色的城市。目前虽没有人口统计数字，但据说总数在六百到七百万之间。
我们缓缓驱车回城。但见壕沟里长满包心菜，道路两旁尽是马铃薯。我们所谓的“胜利菜园”依然无恙，而且还继续发扬。每个人都有一小块包心菜和马铃薯园，人人都竭力保护这些园地。我们在莫斯科时，就有两名妇人因为偷了私人菜园三磅马铃薯被判十年劳改。
我们驱车回莫斯科时，乌云翻覆，大雨开始落下。
人生在世最难的一件事，也许就是单纯地观察并接受真相。我们总是会依着自己的希望、预期和恐惧来扭曲影象。我们在俄罗斯所见，有许多跟我们的预期并不相符，因此最好是有照片为证，因为相机只会如实记录所见，不会先入为主。
参观
我们在莫斯科等候批准，以便离城周游各地。
我们应邀去拜会新闻局代理局长时，但见此人一身灰色制服，佩带外交部的方形肩章，双眸有如绿松石般湛蓝清亮。
卡帕兴冲冲地谈拍照。这是他至今一直无法谈论的。新闻局长向我们保证，他会尽快给我们摄影许可。这是正式拜会，双方都很客气。
后来，我们去参观列宁博物馆。一间间全是一个人的生活片段。我觉得，历史上再也没有比这更详尽的生活纪录，想必是列宁一生中没有丢过东西。一间间、一柜柜，全是他的著作、账单、日记、宣言、宣传册子，他的钢笔和铅笔，他的领巾和衣物、应有尽有。而且，墙上挂满一幅幅巨画，画着从他童年以来，毕生大小事件。他所参与的革命大事各以巨画表彰；他的作品嵌在白大理石框里，标题皆为铜字所铸，同样是环墙罗列。列宁塑像姿态各异，斯大林虽出现在他后期照片里，但整座博物馆里却不见托洛茨基的照片。就俄罗斯历史而言，托洛茨基已经不存在，甚至根本就不曾存在。这种历史态度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希望见到的历史不是这样。托洛茨基无疑对革命产生过历史性的影响，消除他的影响和驱逐他无疑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可是，对俄罗斯青年而言，他却是不曾存在。对前来列宁博物馆参观的儿童而言，不管托洛茨基是好是坏，他们所看到的革命史并没有托洛茨基。
博物馆人潮汹涌，有军人、儿童，也有从各加盟共和国来的观光团，每一团都有解说员，每位解说员都拿着一根教鞭，指着各种陈列物一一讲解。我们正在参观的时候，一大批战争孤儿鱼贯而入，只见这些年约六岁到十三岁的男童和女童，梳理一新，身上穿的是他们最好的衣服。他们也瞠目结舌地望着已逝列宁的生平纪录。他们惊诧地看着他的皮帽、皮领大衣、鞋子、他的书桌和他坐过的椅子。有关这个人的东西都在这里，样样俱全，幽默除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一生中曾经有过轻松或幽默的想法、开心大笑的时刻或夜间娱乐。这些事当然曾经存在，只是历史不容他拥有罢了。
这间博物馆给人的印象是，列宁很注意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他不但保留思维和写作的所有片段，也留下好几百人为他所拍摄的照片；他到处拍照，各种场合和各种年代照片齐全，仿佛他早已料到日后会有间“列宁博物馆”似的。
全馆气氛肃穆。人人轻声细语，手执教鞭的解说员宛如念着抑扬顿挫的祈祷文一般。在俄国人心目中，这个人已经不是凡人。他已飨以石像、铜像、大理石像，不再是血肉凡躯。在苏联，随处可见光头和翘胡子的他，从画布和灰泥中露出专注睥睨的眼神。
晚上，我们前往大使馆员和军事与海军武官处大兵与水兵常去消遣的美国俱乐部参加酒会。那儿有用伏特加和葡萄柚汁调成的潘奇酒，不禁令人想起禁酒年代。还有支摇滚乐小乐队，领队爱德·纪尔摩（Ed Gilmore）是位摇滚乐迷，原本把团名叫做“克里姆林乌鸦”，但由于这个名字有点惹人不快，于是改为“莫斯科河鼠”。
经过下午在肃穆的列宁博物馆参观之后，碰到这有点激情、吵闹和欢笑的酒会，对我们而言倒是赏心乐事。
出席酒会的女士当中，有不少是现在已经颇为知名、不准出境的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老婆。她们个个颇具姿色，但神情哀怨。她们不能跟在美国或英国的丈夫团圆，只得受雇于两国大使馆，等候最后裁决。
苏联有很多事让人无法理解，这就是其中之一。这类女子不会超过五十人，对苏联并没有好处。她们受到怀疑，俄国人不跟她们往来，又不准她们离境。为了这五十名女子，五十名无关紧要的女子，苏联蒙上的恶名已超乎其他单一事件之上。当然，新法令已规定俄国人不准跟外国人结婚，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这些枯守莫斯科的怨妇已经不是俄国人，也无法成为英国人或美国人。我们无法理解把她们留在这里的依据。也许，俄国人只是无意让别人来告诉他该怎么做。也许就是这么简单。事实上，英国首相克莱门·艾德礼（Clement Atlee）亲自请求让她们出境时，所得到的答案即是要他少管闲事。当今世上的国际愚行似乎有增无减，这只是再添一桩而已。国家领导人有时像极了血气方刚的少年郎，气势汹汹相互叫阵。
美国俱乐部这次酒会很好也很吵，让我们有点思乡起来。在场的人都有思乡之情，因为，俄国人对外国人并不是很亲切，碰到外国政府雇员时尤其如此。所以，虽然我们刚到苏联不久，女郎们的画眉、眼影和上彩指甲已是看得我们心旷神怡。
第二天下午，我们去观赏飞行表演。会场虽也有些民间活动，但大部分表演都是由苏联空军提供。苏联三军各军种各有节日，如坦克节、步兵节、海军节和这回的空军节。由于是半军方活动的缘故，我们不准携带相机进场。在我们看来，这实在有点荒唐，因为，真正懂飞机的各国大使馆武官都会到场，而我们压根儿不懂飞机。每位武官一看便心知肚明，很可能会画下草图，而我们不会。
有车来接我们。我们走过长街，但见红旗与空军军旗并列绵延数英里，斯大林、马克思和列宁巨幅肖像隔开干道。搭火车和公车前往机场的人不下数十万，另有数十万人步行前往。
我们选在大看台上，其实是一大错误。我们应该选在绿草大广场上，跟那好几百万人一起看表演。大热天里没有东西可以遮阳蔽日；大草场上，有凉亭在卖饮料和小饼干。我们刚一坐定，就听到一阵轻声喧哗响起，瞬间变成巨响。斯大林刚到，广场群众齐声欢迎。我们看台的方位不对，既看不到他，也看不到他的包厢。现场对他莅临的反应不是欢呼，倒像是几百万只蜜蜂嗡嗡叫。
表演马上开始。首先登场的是来自工厂、飞行俱乐部和妇女团体的民间飞行员表演。他们列队飞行，队形繁复，十分出色。一队队机群一一学着领头的飞机，做翻筋斗、急转和陡降表演。
接着登场的军机，以三、五、七架飞机并排，机翼接机翼，宛如一体般紧密队形飞行。飞行表演诚然很出色，但群众要看的不是这个。他们要看的是新型喷射机和火箭推进的飞机。这类飞机终于登场。有些飞机几乎是垂直升空，速度极快，配备在翼端上的火箭喷出一道白烟。喷气机最后上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唬弄观众，但它们离地不过三百英尺便一闪而逝，我们刚听到声响，它们已不见踪影。新型飞机好像有三四款，只是这些喷气机实在太快了，我们真不知道它们怎么跟喷气机比试。整场表演里只有两架大型飞机可以称之为轰炸机。
接着是空中仿真战斗。敌机来袭，防守飞机飞空迎击，远处地面上，防空炮阵闪光与炮声齐扬，全场为之震动。戏剧效果十足，因为，到处有飞机喷出浓烟、火光和在空中打转，紧接着山边冒出石灰灯似的闪光，仿佛飞机已坠毁燃烧似的。这是颇具戏剧效果的阶段。
最后一段表演最为壮观。一大群运输机飞越广场上空时，陡然吐出降落伞，霎时间起码五百具降落伞同时飘下，红伞、绿伞和蓝伞，在阳光照耀下有如天女散花般飘落广场，就在即将着地之前，每具降落伞各自冒出第二具伞，因此伞兵着地时个个站得笔直，没有人绊倒滚地。
这飞行表演时间拿捏得极佳，没有任何延误，想必经过了好几星期的演练。一个活动紧跟着一个活动。表演一结束，人群再次响起嗡嗡声，数十万人轻轻鼓掌。斯大林离去，我们还是没能看到他。
在大看台上有个最好的座位其实有很多缺点，只怪我们没在广场，不像大伙儿一起舒适地坐在草地上，看得比我们多。我们从此不再犯坐贵宾席的错误。这在面子上也许好看，能看到的东西却是不多。
莫斯科的日常生活
第二天早上，我们取得摄影许可，卡帕的相机终于松绑，手指也就开始发痒。我们想拍莫斯科重建和粉刷修缮准备迎接建城周年庆的实况，可人儿拉娜会跟我们同行当向导和翻译。
我们几乎是立即跟猜忌外国摄影师的普遍疑虑产生冲突。我们拍摄在瓦砾堆里玩耍的儿童。他们学着大人的模样，一块块地叠起石头，再用小推车搬运泥土，很专心地在建房子。突然有位警察出现，很礼貌地要查看我们的摄影许可。他看了一下，但显然很不情愿对这一小张纸表示意见，于是把我们带到附近的紧急电话亭；他打电话到总部，我们在一旁等候，等了约莫半个钟头，有辆警车开过来，车上全是便衣。他们也要看许可文件，每人都看过之后又开了个小会议；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见他们又去打电话请示，好不容易才笑盈盈地回来，冲着我们敬个礼，我们终于可以在这一区自由拍照。
我们转到另一区，想拍些食品店、衣物店和百货店的照片。同样有位彬彬有礼的警察上前，同样是看了许可证之后便走到电话亭，我们则在一旁等候。同样是有一车的便衣人员过来，每个人都看过许可之后商议一番，又到电话亭打个电话。结果完全一样。他们笑盈盈地回来，冲着我们敬个礼，我们于是可以在那一区自由拍照。
这种做法通行全苏联。我心想，这大约是政府机关运作的常态。没有人愿意公开表达异议，任何提案都没有人会公开表示赞成或反对。人人都得向上级通报，如此才能避免自己挨批。凡是跟军方或政府打过交道的人，必然会承认这个说法。针对我们的相机，警察的反应一律是彬彬有礼，但小心翼翼，在还没确定一切就绪之前不得拍照。
莫斯科的食品店很大，而且跟餐厅一样也分两种：一种是配给店，只要有配粮票就可便宜地买到食物；自由商店也由政府经营，食物品种应有尽有，不过价钱很高。罐装食品堆积如山，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香槟和红酒叠得像金字塔似的。我们看到有些可能是美国库存的农产品，还看到仍贴着日文商标的蟹肉罐头、德国商品。有许多是苏联本身所产的奢侈品，如大罐装的鱼子酱、一堆堆乌克兰香肠、起司、咸鱼，甚至有各式野味，如野鸭和山鹬、鸨，家兔和野兔，小鸟和状似雷鸟的白鸟。各式熏肉一应俱全。
这些都是奢侈品，对一般俄国人而言，最重要的是面包的价格和分量，以及包心菜和马铃薯的价格。年头好的时候，譬如今年，面包、包心菜和马铃薯价格下跌，因此，物价也是作物丰收或歉收的标志。
配给和自由食品店的橱窗里摆满店内贩售商品的蜡制模型，如蜡制火腿、熏猪肉和香肠、蜡制牛肉，甚至有蜡罐鱼子酱。
我们到隔壁的百货店，只见店内所卖的衣物、鞋袜、套装和礼服，品质和做工都不是很好。苏联原则上是只要是有需求就生产实用商品，待满足这聊胜于无的需要后才会生产奢侈品。在我们看来，印染衫和有些套装的价格都偏高。不过，这种说法也有以偏概全之虞，因为，即使在我们短暂逗留苏联期间，物价已然下降，品质也有所改善，让人颇有今是而昨非之感。
我们继续前往贩卖二手商品的商店。这些都是专卖店，有一家买卖瓷器和灯具，另一家则是经营珠宝——现代珠宝很少，卖的都是古董——柘榴石和祖母绿、耳环、戒指和手镯。第三家卖的摄影器材和相机，大部分来自战时掳获的德国相机。第四家卖二手衣服和鞋子，还有几家则是专卖来自乌拉山区的绿松石、黄晶、蓝晶等半宝石。
店铺外头还有另一种买卖。假设你是从相机店出来，立刻会有二三位神色鬼鬼祟祟的人上前，每人都带着一个小包包，包包里放的是Contax、莱卡（Leica）或Rolleiflex牌相机，先让你瞄一眼，再告诉你价钱。珠宝店外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带着报纸卷的男子上前，很快地打开展示一下钻石戒指，再提个价钱。他这行为可能不合法。且不说别的，这些店外销售员所开的价码都比商店里的价格略高。
这些店里总是有一大票人，这些人不是去买东西，而是去看别人买。倘若你看上某件物品，他们立刻会把你团团围住，瞧瞧究竟是啥东西，看看你到底会不会买。我心想，他们是当作在看戏。
回到那间挂着疯狂壁画的绿房间后，我们都觉得精神萎靡，一时间不明所以，不多时才恍然大悟：街上很少笑声，几乎不见笑容。每个人都是低头走路，或者说是栖栖惶惶，面无笑容。大概是工作太辛苦，也可能是要走很远的路去上班的缘故。街上气氛极为肃穆，也许本来就是如此，我们并不清楚。
我们跟可人儿小约和《时代》周刊的约翰·渥克（John Walker）用餐时，问起他们是否注意到没有笑声的情况。他们同声称是，还说浸淫在这没有笑声的环境一阵子之后，自己也会变得很严肃。他们拿出一本叫《鳄鱼》（Krokodil）的苏联幽默杂志，翻了几则笑话给我们听。它们是尖刻的笑话、批判的笑话，不是惹人发笑的笑话；笑笑不是为了欢笑，没有欢乐内容。可人儿小约说，听说出了莫斯科情况便大不相同，后来我们也发现果真不假。乡间、乌克兰、大草原和格鲁吉亚有的是欢笑，只有莫斯科是个十分严肃的城市。
有位特派员的座车和司机有了麻烦。他需要一部车子，而外国人在莫斯科最好是请个俄国司机。换司机对他没好处。他的问题是这样：司机开得很好，只是在不载他的时候，任谁只要愿意付上一百卢布他便会载上一程。司机发了，他的车却惨了。这事儿无计可施，因为他一抱怨，司机就有点懊恼，司机一懊恼，他的车就出毛病，他的车一出毛病，就得到修车厂修上两三个星期。因此，如果他还想坐自己的车，最好让司机开开心心。他也试过另找司机，情况依旧。
有时候，这司机问题会变得有点荒唐。例如说，纪尔摩的司机就有私人司机开车送他去上班。
我们不知这类说法是否完全属实，有一天碰到有位仁兄租给我们一整部巴士，我们这才相信果不其然。当时我们必须尽快从机场上车，除了巴士之外别无选择。这一程花了我们四百卢布。我们俩从机场搭了一部三十人座的巴士，可说是相当气派。
外国人很难拿到驾照，莫斯科的司机不可或缺，想必个个都很有钱，很开心。有位特派员去考驾照，只因为一道题就不及格：“什么是不属于车上的东西？”他想到几样不属于车上的东西，最后选了一项，结果他错了。正确答案是“泥巴”。
当天晚上，我们在大使馆内欣赏美国电影《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我们以前看过这部电影，但这个版本把各本胶片相互颠倒，有趣多了；电影从主角都死掉开场，然后每个人一一活过来，到影片结束时乔治·盖西文（George Gershwin）是个小男孩。我比较喜欢这种处理方式。
卡帕经常利用旅馆窗口为拍摄街头行人的地点。他躲在窗帘后，用长镜头猎取冒雨而行和对街小地方购物的人。他跟对街修理店那位男子，互以相机猎取对方的决斗仍然持续。
我们已许久没有家乡的消息。信件不通，我们原本决定试打电话回纽约，但因实在很不容易，最后只得放弃。要打电话到纽约，惟有把费用以美元存入纽约的俄罗斯银行户头，这表示我们得打电报给在纽约的人，说明打电话的正确时间和我们打算讲多久，待计算费用并在纽约存入美元之后，才可以如期从莫斯科打电话回纽约。这得花上一星期到十天左右，于是我们决定最简单的莫过于继续写信，希望终有一天能接到回信。
到莫斯科已经一个星期，离城许可还没批准，不免让我们有点犯嘀咕。我们正心想可能得等上一个夏天时，陡然云开见日，可以如愿展开我们的计划。
可人儿小约为我们举办的送行鸡尾酒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我们打算黎明时分启程前往基辅。鸡尾酒会使我们和在场五十名左右的来宾精神大振。
我们发现在苏联旅行有一大难题，就是不能从基辅直接到斯大林格勒，或从斯大林格勒到斯大林诺（Stalino）。交通系统如轮辏般向外散开，每回都得折返回莫斯科再出发；战争摧残，道路残破，除了花费超乎预期的时间之外，几乎不可能绕道而行。另一个难题是，飞机只飞白天，没有夜行班机，而且班班都是一大早起飞。鸡尾酒会结束后，的确是天色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