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为我跟卡帕真的以为可以如愿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也跟别人一样大感意外。签证下来时我们吃了一惊，于是跟威利在酒吧后头稍微庆祝一下。这当儿，我发生意外摔断了腿，躺了两个月，卡帕倒是四处搜罗器材。
多年来一直没有美国人摄影报道过苏联，所以，卡帕不但张罗最好的摄影器材，还各自准备一份备用以防失落。当然，他除了携带战时所使用的Contax和Rolleiflex相机之外，也额外多带相机。他带的额外相机、底片和闪光灯实在太多了，单国外航班超重费用就付了三百美元左右。
我们要前往苏联的消息一传开，各式的忠告、告诫和警告纷至沓来，值得一提的是，大半来自不曾到过那儿的人。
有位老妇人以惊恐的口吻告诉我们：“哎呀，你们准会失踪，你们一过边界就会失踪！”
我们以精确报道的兴味答道：“你知道有人失踪？”
“不，”她说，“我个人虽不知道，但确实有很多人失踪。”
我们说道：“这话也许不假，我们也拿不准，你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个失踪者的名字？你可知道有谁知道有人失踪？”
她答道：“有好几千人失踪了。”
有位男士别有深意地耸耸眉，满脸狐疑地对我们说：“你们想必跟克里姆林宫很有交情，否则他们不会准你们入境。一定是他们收买了你们。”此人其实就是两年前在“斯托克俱乐部”发表进攻诺曼底总战斗计划那位仁兄。
我们说道：“不，据我们所知，他们没有收买我们。我们只是想做点报道的工作而已。”
他抬眼瞅着我们。他一认定便自以为是，两年前知道艾森豪威尔的心思，现在也了解斯大林的想法。
有位老绅士朝着我们一颔首，说道：“他们会拷问你们，这是他们的做法；他们会索性把你们关进黑牢再行拷问。他们会扭断你们的胳臂，让你们饿肚子，直到你们乖乖依从，说出他们要你说的话。”
我们问道：“为什么？所为何来？有什么目的？”
“他们对谁都是这样，”他说，“我前几天刚看过一本书说……”
有位相当有分量的商人对我们说：“去莫斯科，嗯？带几颗炸弹去炸炸红小子。”
各式忠告逼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有人告诉我们该带食物去，否则准会饿死；什么通信线路该保持畅通；偷运资料出境的方法。世上最难说得清的是，我们只是想报道一下俄国人的模样、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农人聊些什么与如何重建残破国家。这最难解释。我们发现，好几千人都患了莫斯科病，也就进入了听信荒诞意见和拒绝一切事实的状态。当然，我们也发现俄国人同样也患了华盛顿病。我们发现，在我们丑化俄国人之际，俄国人也在丑化我们。
有位出租车司机说道：“他们俄国人呀，洗澡时男女共浴，不穿衣服。”“真的？”
“当然是真的，”他说，“这是不道德的。”
追问结果原来是他看过一篇芬兰蒸气浴的纪事，却把气出在俄国人头上。
听了这些情报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约翰·曼德威尔爵士（Sir John Mandeville）游记中的世界绝未消失，双头人和飞蛇的世界依旧。的确，我们出国期间所出现的飞碟，并没有推翻我们的命题。在我们看来，当今世上最危险的趋势便是，宁愿相信流言，也不追究事实。
我们前往苏联时所携带的最佳装备是，汇聚在一个地方的所有流言，而我们在本文中所坚持的是：一旦我们记下流言，就可称为十足的流言。
我们在贝福特酒吧跟威利喝了最后一杯瑞士酒。威利已成为我们这个计划的专职合伙人，瑞士酒也越调越出色。他给我们的建言中，不乏最好的忠告。威利很想跟我们同行。他若能成行倒不失为美事一桩。他给我们调了杯上好的瑞士酒，自己也呷了一杯之后，我们终于准备动身。
威利说道：“你们在吧台后学到了多听少说。”
以后几个月，我们常想起威利和他的瑞士酒。
事情就这么开头。卡帕带回大约四千张负片，我也带回几百页札记。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把此行做个了结，几经讨论后决定依照日程、经历和见闻不加区别地如实写下来。我们要写下所见所闻。我知道这种做法跟大部分的现代新闻报道背道而驰，但惟其如此本文也不失为一种调剂。
这只是我们的经历。它不是俄罗斯故事，而是一则单纯的俄罗斯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