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人儿拉娜不能陪我们去基辅，接替的翻译兼向导奇玛斯基（Chmarsky）先生，个头不高，为人亲切。他专攻美国文学，所学的是学院式的英语。卡帕故态依旧，随意变更他的名字，不时拿名字开玩笑。
奇玛斯基再三纠正，说道：“卡帕先生，是奇玛斯基，不是丘玛斯基。”卡帕应声说道：“知道啦，乔玛斯基先生。”
“错了，卡帕先生，是奇玛斯基，不是丘玛斯基，也不是乔玛斯基！”这类对话周而复始，而卡帕每天都欣然发现他名字的新发音法。奇玛斯基有点不放心我们的言谈。我们所用的美式的不知所云的语法令他摸不着头脑，他跟了一阵子之后只得死心，索性不听。有时候，他代我们拟的计划落空，譬如预约的车子没来接我们，或我们要搭的飞机不飞时，我们就会叫他是克里姆林的格里姆林。
“格里姆林是什么？”他问道。
我们详尽说明小精灵的缘起、如何发祥于英国皇家空军、有什么习性，如何在空中停止发动机、使机翼结冰、破坏油路。
他听得很仔细，到末了竖起一根手指，口中说道：“在苏联，我们不相信幽灵之说。”大概是我们玩笑太过火了，但愿没有伤了他的感情。
在苏联搭飞机
有一件事永远叫人拿捏不准，这就是飞机起飞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提前知道。但有一桩倒是可以知道的，那就是飞机会在一大早起飞；另一件可以确定的是，必须在飞机起飞前很久就赶到机场。不管你是在什么时节旅行，必定得在天亮前冒着凄寒夜色赶抵机场，喝上好几小时的茶，等候飞机起飞。我们在小约的鸡尾酒会待得太晚，最需要的是睡他十二个钟头，所以凌晨3点房内时钟响起时，我们不免觉得悻悻然。我们把器材堆在车后，经过空无一人的莫斯科街头驶向乡间。
这时，我们注意到一件日后一再发生的事。苏联的司机在全速开一阵子后便放空档，让车子滑行。他们利用山丘地形放空档滑行。听说这样可以省油，而且这也是司机必要的训练之一。司机是依所行驶的距离配发石油，是以必须利用各种可能的技巧，让配油能跑满这一程。苏联本身就是个庞大的统计系统，这只是其中一环，足与餐厅的统计相提并论。离合器和排档磨损全然不列入考虑，所节省的油料想必也很少。在我们看来，这种做法教人相当紧张。以六十英里时速奔驰的车子，陡然间松开离合器，任车子滑行到踽踽而行，再猛然加到时速六十英里，然后放空滑行，如此周而复始。
由于所有班机都是一大早起飞的缘故，午夜一过就有乘客陆续集结，拂晓前莫斯科机场已是人潮汹涌。乘客衣着各异，有些身穿皮衣皮裘，以御白海或西伯利亚北部极地气候，有些人一袭薄衫已足以适应黑海周边的亚热带地区气候。从莫斯科搭机这六个小时行程里，几乎可以看到世上所有的气候形态。
身为文化协会贵宾的我们，穿过大众候机楼进入有一张餐桌、几张沙发和舒适椅子的边间，在斯大林油画严峻目光注视下，喝着浓茶等候我们的班机。
墙上这巨幅油画里的斯大林，身着军装，所有勋章都披挂在身上，数量还真不少。项间的“金星”是最崇高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劳动”勋章，左胸最上方是最为人艳羡的“苏联英雄金星”勋章，约与我国的“国会荣誉勋章”相当；下方是一排战役勋章，显示他曾经参与的行动。右胸有数枚金釉和红釉的星形勋章。我们的军队配备绶带，苏联军队则每大战役都发勋章，如斯大林格勒之役、莫斯科之役、罗斯托夫之役等，而斯大林全都佩戴在身上。他身为苏联三军元帅，可谓无役不与。
有件事最让美国人苦恼，也许可以在这里稍加讨论。在苏联，没有任何事逃得过石膏像、铜像、画像和绣像斯大林的视野。不仅每座博物馆挂他的肖像，每间陈列室也都有他的肖像；所有公共建筑前都有他昂首阔步的雕像；机场、火车站、巴士站前面有他的半身像，每间教室前方不只有半身像，雕像正后方往往还搭上一幅肖像；公园里，可能看到他坐在水泥凳上和列宁共议国事。绣像的针线活儿由各校学生担当。商店卖出几百万件肖像，家家户户起码有一幅。彩绘、制模、铸型、锻造和刺绣斯大林，无疑是苏联重大产业之一。他无所不在，无处不见。
对一人集权和权力恒久化心存疑虑和憎恶的美国人而言，这是很恐怖和可厌的事。在公开庆典上，斯大林肖像多得超乎常理。有些肖像可能有八层楼高，五十英尺宽。每一幢公共建筑都有他的巨幅画像。
我们跟若干俄国人提到这个问题，也得到几种回答。其中之一是，俄国人习惯于沙皇和皇族肖像，沙皇遭罢黜后需要有个东西替代。另一种回答是，俄国人有崇拜偶像的习性，而这就是一种偶像。第三种回答是，俄国人敬爱斯大林，人人都希望和他常相左右。第四种回答是，斯大林本人其实不喜欢这一套，曾经请求中止这种做法。不过，在我们看来，斯大林最讨厌的就是会造成拆除肖像的事，而这种现象已日渐增多。不管是什么理由，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斯大林或微笑、或沉郁、或严峻的目光下过活。这是美国人在情感上无法理解的事情之一。还有别人的画像和雕像，而从其他领导人照片和肖像与斯大林比较大小，便可约略得知继承顺序。因此，在1936年时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大肖像是伏罗希洛夫，现在第二大幅的画像必然是莫洛托夫。
喝完四大杯浓茶之后，飞机终于到站，我们赶忙推着一大堆行李上前。同样是C—47老飞机，乘客同样是把行李搬上飞机，堆在走道上。人人都携带黑面包、香肠、起司和熏肉等食物。他们都自备食物，而我们也发觉这是很好的点子。万一出了问题，行李里有一条黑麦面包，可保两天不挨饿。排气系统依旧有故障，一关上门，机内顿时变得异常窒闷。机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酵母气味，教我许久猜不透究竟是什么。后来我终于发觉个中奥妙。原来是人人口气中都带着黑麦面包气味。过了一阵子，自己也吃起黑面包之后，就再也闻不到了。
卡帕为这趟行程准备了不少书，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到手的，后来才得知他是偷书雅贼——他称之为借书。他常随手把书放进口袋，万一被逮个正着，他就会说：“我一定会还。我只是想借来看看而已。”他借书很少归还。
他这高招也用在纪尔摩身上。书籍在莫斯科特派员间十分珍贵，每当有侦探小说或当代小说运到，都是欢欣的大事和开心的时刻。纪尔摩刚收到一本艾勒里·昆恩探案的新作，才看了五章，我们去拜访时，他很自然地把书搁在一旁跟我们聊天。我们告辞之后，他一找书才发现已不翼而飞——卡帕借走了。卡帕借走或偷走的若是纪尔摩的娇妻塔玛拉（Tamara），他可能会震惊不已，未必会更加震怒。依我猜想，他到今天还不知道昆恩怎么会杳如黄鹤。卡帕听说纪尔摩大发雷霆之后，好一阵子不太愿意再跟他见面。莫斯科特派员之间有种类似西部人跟马匹关系的君子约定，特别是在冬季时节，偷书俨然是可以私刑处死的大事。卡帕根本不知道，也没人告诉他，逗留俄罗斯期间一直偷到底。他也偷女人和雪茄，但这些事比较容易获得宽宥。
我们本想看点书，不意很快就睡着了，一醒过来时，飞机正飞越沃野平畴和产量丰富跟美国中西部无异的乌克兰农田上空。下方这片广袤的欧洲谷仓、数世纪来屡受各方觊觎的大地、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尽是黄澄澄的小麦和黑麦，有些地方已收割，有些正在收割。不见山丘，没有任何高地。沃野迤逦至隆起而不间断的地平线，大河小溪蜿蜒，贯穿平原。
村庄附近有曲折的壕沟，战斗地点仍可见弹坑处处，没有屋顶的房舍和焦黑的焚毁建筑物。
飞机终于飞越这似是永无止境的大平原，来到第聂伯河，但见方圆数英里内惟一显眼的地方，便是坐落在河岸悬崖上的基辅。我们飞过这残破的城市，在郊区着陆。
出了莫斯科便不同
人人都告诉我们，出了莫斯科便大不相同，严峻和生硬不复存在。果不其然。在机场跟我们碰头的乌克兰文化协会人员，个个笑容可掬，比我们在莫斯科碰到的人快活和轻松多了，浑身散发着开朗和开心的气息。他们个个高头大马，几乎全是金发灰眸。他们准备了一部车送我们进基辅城。
基辅想必曾经繁华一时。它的历史比莫斯科悠久，可谓俄罗斯城市的源头。它坐落在第聂伯河岸山头上，向下延伸至平原地区，11世纪时期的修道院、城堡和教堂随处可见，曾经是历代沙皇最中意的度假胜地，他们在此地各置行宫。它的公共建筑名闻全国，也是宗教中心，但如今已呈半毁状态。德军在这里施展了他们的能耐。每一座公共建筑、图书馆、剧场，乃至常设的马戏表演场，都已被毁坏，不是用大炮，也不是通过战斗，而是用大火和火药。大学全付之一炬，倾圮崩塌，学校尽成废墟。这不是战斗，而是疯狂地毁灭本城所有文化机能，以及在这一千年间所建立的所有美丽建筑。德国文化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今德军俘虏得收拾自己所制造的乱局，正可说是当今世上少见的天道好还。
乌克兰向导亚列西斯·波尔塔拉茨基（Alexis Poltarazki）身形魁梧，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受过伤，走起路来有点跛。他是乌克兰作家，能说流利英语，又极富幽默感，为人热诚亲切。
前往下榻的旅馆途中，我们也跟所有人一样，注意到乌克兰女子大部分是金发，体态柔美，个个都很标致。她们走起路来摇曳生姿，巧笑倩兮，风情独具。她们的衣着虽不见得比莫斯科女子时髦，但显然是比较会穿衣服。
基辅虽受到严重破坏，但基辅人并不像莫斯科人那样，处处流露出极度疲惫的模样。他们走路时不是垂头丧气，而是个个抬头挺胸，而且街上处处欢笑。当然，这也许是地方风情的缘故，因为，乌克兰人毕竟不像俄国人，他们是有别于斯拉夫的种族。而且，虽然绝大部分的乌克兰人都会说会读俄语，但他们自己独特的语言却是比较接近南斯拉夫语（Southern Slavic），很多乌克兰话，尤其是农村用语，都和匈牙利语相通。此外，他们的话有很多也见诸捷克，在俄罗斯反而不多见。
乌克兰东道主在国民旅行社所属旅馆盛情招待我们。午宴席上有刚采的西红柿和番瓜、腌小鱼、几碗鱼子酱和伏特加，还有第聂伯河所产的炸小鱼、以乌克兰药草精心烹调的牛排，以及格鲁吉亚葡萄酒和极为可口的乌克兰香肠。
这些人亲切感十足。他们在席间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有位美国人跟着某国际委员会来到基辅，回国后写了一系列文章和一本有关乌克兰的专书。他们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此人其实对乌克兰所知不多。据他们告诉我们：他很少踏出旅馆房门，根本什么也没看到，跟足不出美国就写书无异。这些乌克兰人说，这本著作充斥着不正确的描述，连他上司给他们的信中也承认这一点。他们最担心的是，这个人现在已是以乌克兰权威著称，美国人可能会信以为真。他们笑道，有天晚上，在他用餐的饭店附近，有部车在街上发生逆火爆裂，他蓦地往后跳开，口中叫道：“布尔什维克党人射杀囚犯！”这些乌克兰人说，他可能到现在还认定真是这么回事。
午后，我们行经第聂伯河崖边的美丽公园，但见巨木参天，德军焚毁的音乐台，已由新建的体育馆取而代之。林木间有护城殉难者的坟墓，缘冢之上栽着红花。还有几座小剧场和许多椅凳。
下方远处，第聂伯河蜿蜒崖边，对岸有人在沙滩上晒太阳，也有人在河里游泳。河岸外是在基辅保卫战中全毁的城镇废墟，残破、焦黑，犹有残垣兀立其间。红军就是从这里反攻基辅，从德军占领者中收复失地。
公园里有管弦乐演奏，很多儿童坐在凳子上聆听。河上有帆船和小汽艇，还有很多人在游泳。
我们走过横跨道路的天桥，但见天桥下有个巴士站，巴士前面正有一场许久未见的女人吵架好戏。俄罗斯的排队规定毫无通融余地，人人都得排队依序上电车或巴士。这个规定有几个例外：孕妇、带着孩子的妇女、老人和残障，不必排队。除此之外，人人都得排队。好像是有位男士跑到队伍前头，有位愤怒的妇女要把他揪回来，但此人颇为固执，仍然留在原地，而且还硬挤上巴士，那妇人窜上前去把他拉出来，强制他退回队伍原位。她怒不可遏，而在她把那男子拉出来逼回原位时，所有人都鼓掌叫好。苏联人大部分耐性好得出奇，这是我们此行所看到极少数的暴力事例之一。
由于睡眠不足的缘故，当天晚餐时我们觉得十分疲惫，对伏特加的兴头也从意兴阑珊，而至兴味全消。
我们的东道主有很多问题想问。他们想了解美国的面积、作物和政治。这时我们才赫然发觉，美国其实是个很难说得清楚的国家，有很多事连我们自己也不了解。我们解释一下政府部门相互制衡的理论，试着说明我们是由于对独裁统治，亦即领导人掌握太大权力的疑虑，是以把我们的政府设计成防止任何人掌握太多权力，或者无法保有已掌握的权力。我们同意国家机器可能会因此运作得比较缓慢，但肯定可以运作得更可靠。
他们问起工资、生活水准、工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一般人是否都有车子、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子女是否上学、上的是什么学校等等问题。
他们接着又提到原子弹，并表示他们全然不怕。斯大林说过，原子弹根本不会用在战争上，他们绝对相信政府的说法。其中一位男士说道，即便是动用原子弹，不过是毁人城池而已。“我们的城镇已经毁了，原子弹又能奈何？”他说，“万一再遭人进攻，我们会和对付德军一样起而自卫。我们可以在雪地、森林和原野间抗战。”
他们焦虑地提到战争，只因为他们已久经战乱。“美国要攻打我们？我们这一生还得再起而捍卫国家？”
我们说道：“不，我们不认为美国会攻击。我们虽不是很清楚，因为没人告诉我们这些事，但我们不认为美国人会攻打别人。”我们接着问道，他们这美国会攻打苏联的想法是打哪儿来的。
他们说，他们是从美国报纸看来的。我们的报纸的确是时常提到要攻打苏联。有些提到所谓的预防战争。他们说，就他们而言，预防战争跟别种战争无异。我们说，我们不相信他们提到的那些报纸和满嘴战争的专栏作家真正代表美国民众。我们不相信美国民众想跟别人打仗。
接着提出的是经常会出现的老问题：“那么，你们的政府为什么不管制这些报纸和主战的人？”我们不得不再度说明，我们不同意新闻管制。我们相信真理必胜，管制只是把坏东西赶到地下而已。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宁可让他们光明正大地说到死和写到死，也不会把他们压制到只能暗地里偷偷放毒。
他们对美国的信息有很误解，只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乏煽情的新闻人员。他们有一知半解的特派员，更有充满激情的打字大军。
我们眼皮沉重，加上不胜酒力，不得不告罪早早歇息。我走了不少路，前不久摔断的腿又让我饱受折磨。背部肌肉紧绷。我差点站不住脚，因此，尽管满心不愿还是不得不躺会儿。
我们先聊了一下才就寝。万一美国和苏联之间爆发战争，这些人必定会认为我们是坏人。一旦发生战事，不论是出于宣传、恐惧或其他各种原因，他们必定会责怪我们。他们刚经历战乱，所以只提别人进攻他们的国家，实是出于害怕使然。他们一再地问“美国会攻打我们吗？你们会派轰炸机再来破坏我国？”却绝口不提“我们要派出轰炸机”或“我们会进攻”。
教堂和马戏表演场
我一大早醒来，起身写完笔记。我的腿僵得无法走动，于是便坐在俯瞰街头的书桌旁，观看路上的行人。在街上指挥交通的女警，足蹬长靴，身穿蓝裙白上衣，系军用腰带，头戴小贝雷帽；她手持黑白相间的警棍，以军事动作般的飒爽指挥交通。她长得十分美丽。
我观看街上的妇人，只见她们步履轻盈，仪态万千，举止有如舞者。而且，很多人都颇具姿色。这个民族所以遭受许多迫害，无非是由于他们的土地丰饶多产，引起许多征服者觊觎。倘若美国从纽约州到堪萨斯州全毁，约莫就是乌克兰遭破坏的面积；大战中，若以不计算军人就有六百万人遇害，约占总人口15%来看，乌克兰伤亡惨重可见一般。四千五百万平民中有六百万人死亡，若是加上军人，死伤人数必然更多。很多矿区只怕永远也不会开挖，只因德国人已把千具尸体埋入竖坑。乌克兰境内的机械不是已遭破坏，就是被拆卸一空，所以，在还没能造出新机器之前，现在凡事都得靠人力。由于没有推土机的缘故，废墟之城中的一砖一石都得靠双手挖起和搬动。乌克兰是全国大谷仓，是以在重建的同时，必须致力于生产粮食。
他们说，收获时节没有假日，而现在正是收获时节。农庄上没有星期日，没有休假日。
尚待着手的工作千头万绪。重建的建筑物先得拆除，推土机几天可以完成的劳动量，用人工得花上好几星期，可是，他们还没有推土机。样样都得重建，而且都得尽快完成。
我们穿过残破毁坏的市中心，行经战后吊死残暴德军的街角。博物馆陈列的是建立新都市的各项计划。我们逐渐体悟到，苏俄人民是如何地依赖希望生活，希望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在这里，从石膏模型里，我们看到新城市的规模。以白色大理石新建的城市宛如神话般庄严宏伟，古典线条，建筑庞大，廊柱、圆顶、拱门和大纪念碑，全是白色大理石。这即将整建的新城市石膏模型，占了陈列室极大面积。博物馆长指着各个建筑一一说明，这是苏维埃宫、这是博物馆——始终是以博物馆为重。
卡帕说，博物馆等于是俄国人的教堂。他们似乎偏爱巨大和华丽的建筑，他们喜欢豪华。在莫斯科，空间几乎无所限制，而且地势平坦，没有理由要建摩天大楼，但是他们虽然没有跟纽约市一样的需要，还是以纽约的模式规划摩天大楼。他们会以蚂蚁般的活力慢慢地建立这些城市。现在，人们穿过残垣、穿过已毁坏倾圮的建筑，男人、女人，甚至儿童，人人都来博物馆观看未来之城的石膏模型。在苏联，人们所想的都是未来：明年的丰收、十年后的安逸、很快就要生产的成衣。若说有什么人是从希望中取得活力，那就是俄国人了。
我们从这尚未建成的小小石膏新城，来到山崖上的古老修道院。它曾经是东正教中心，也是苏联最古老的宗教建筑之一。它的建筑物和画作可以回溯到12世纪，原本极为庄严富丽。这时，德军来到这本为当世珍宝宝库的修道院。德军偷走大部分珍宝后，在离城时以炮火摧毁建筑物来掩盖盗窃劣行。如今，这里只是一堆堆崩落的砖石和倾倒的圆顶，壁画碎片隐约可见。修道院不会再重建，也不可能重建，它花了几百年才建成，如今已荡然无存。摧残后，庭院已长出杂草。在半毁的礼拜堂里已毁的圣坛前，我们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妇人身影匍匐在地；望过以前只有沙皇和皇族可以通行的敞门，只见有位双目圆睁、神情若狂的妇人，边走边画十字，口中喃喃有词。
修道院仍有部分依然兀立，只见几世纪来专供沙皇和贵族礼拜的小教堂，重重彩绘，显得甚是幽暗阴郁。这里是特选的宗教处所，是以每位礼拜者都有专用的雕饰座椅，由此便不难想见古代的贵族冥然兀坐，凝思着高贵的未来和高贵的天堂；天堂可能跟这间有着被烟熏黑的天花板和熠熠生光的金叶的礼拜堂一样幽幽暗暗。卡帕说：“所有的教堂都很暗，而且教堂好就好在暗。”
基辅还有一座更古老的教堂，1034年由“智者雅洛斯拉夫”（Jaroslav the Wise）所建，是当世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所以能屹立至今，可能是因为其中没有值得一偷的东西的缘故，德军才会放过它。同样的，它也是个宏伟幽暗的地方。
在侧间的小礼拜堂里，有一具状若小屋的大理石棺，安放的是“智者雅洛斯拉夫”遗体。传说雅洛斯拉夫在战斗中因故断腿。他的遗体原在一具小马状的石棺里躺了千余年，前不久开棺发现棺内骨骸真的断了一条腿，表示真的是“智者雅洛斯拉夫”，大伙儿喜不自胜。幽暗的教堂使我们郁郁不乐。
午餐席上，波尔塔拉茨基提到战时德军的行径，以及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战乱。对基辅而言，战争一点也不新鲜。从鞑靼蛮人进攻以降，基辅在这几千年间一直是征战之地，但没有任何蛮族和入侵者造成德国人这般愚蠢而彻底的暴行，而今身着德军制服的战俘队伍穿越大街小巷，前去清理自己所造成的破坏时，乌克兰人绝不看他们一眼。他们一碰到行进在街头的队伍立即转头，他们望过这些俘虏，就是不看他们一眼。也许，这才是施诸俘虏们身上最严厉的惩罚。
晚上我们到剧场看《暴风雨》，这是一出以19世纪的方式演出的19世纪的戏剧，布景古色古香，演技也饶富古意。他们居然会演这种戏，真的很奇怪，但这是乌克兰戏，他们喜欢自己的东西。女主角很漂亮，容貌有点像凯瑟琳·康乃尔，在舞台上威严十足。剧情内容是一位生活在权势过人的俄罗斯婆婆威压下的少妇爱上一位诗人，在仍然身为人妇时和情人花园私会。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她在花园里走来走去，让诗人亲过一次指尖，却已构成罪恶，因此她到教堂自承罪愆后便投身伏尔加河而亡。在我们看来，让人亲亲指尖就投河而亡，惩罚未免太严厉。剧中也搭配辅助情节。侍女的喜戏与女主人的悲戏平行，所不同的是，她爱上的是乡巴佬，不是诗人。这的确是出传统老戏，观众都乐在其中。全剧单是换景就花了半个钟头，因此到女主角最后投河时已过了午夜时分。我们觉得奇怪的是，这些观众见多了真正的悲剧——进攻、死亡和苍凉，怎么会对那位在花园被人亲吻手指的女士的命运如此动容。
第二天早上下雨，一下雨卡帕就不能拍照，因此，他觉得这简直是老天对他个人的迫害。他用方言大骂天气，四五国话脱口而出。卡帕越来越担心底片。不是光线不足，就是光线太强，显像不对劲，晒印有问题，相机也坏了。他一直都很爱操心，但老天下雨不啻是上帝对他的个人侮辱。他一直在房里踱来踱去，弄得我恨不得杀了他，最后我上前给他剪了个十足的乌克兰马桶头。
晚上我们去看马戏。苏联城镇不分大小，都会在固定的建筑里设有固定的马戏表演场。当然，德军已经把基辅的马戏表演场烧个精光，所以目前是搭起帐棚来表演，尽管如此，它仍是市内最受人欢迎的地点之一。我们抢到好座位，卡帕也获准拍照，显得相当开心。表演场是一个圆形场子和几排座椅，跟我们的没啥不同。
首先登场的是特技表演。我们注意到，特技演员在做高空秋千表演时，腰间系着钩子和绳子，即使出事故也不致受伤或送命，原因正如我们的苏俄东道主所说的，只为给观众刺激就得伤人未免荒唐。
美女和勇士在高空钢索和秋千上做旋转和翻身表演。接着登场的是狗表演和翻斤斗，老虎、黑豹和花豹在吊到场子上方的铁笼内演出。观众喜欢看，乐队则在表演间一直演奏着未曾改变的马戏音乐。
最精彩的是小丑表演。我们注意到，小丑一进场，观众立即朝我们望来，不多时我们便明白了其中的缘故。目前他们的小丑一律自称是美国人。其中一位是芝加哥富婆，而苏俄人所设想的芝加哥富婆长相令人叫绝。观众等着看我们是否被这调侃惹恼，可是真的很滑稽。我们的小丑常会戴上长长的黑胡子和几把梳子，自称俄国人，苏俄的小丑同样也自称是美国人。观众笑得很开心。那位芝加哥富婆脚穿红丝袜和缀满假钻的高跟鞋，头戴滑稽的头巾式帽子，身穿缀着亮片、看来像是长睡衣的晚礼服，摇曳生姿地穿过场子时，假肚子随着晃动，她那位芝加哥富豪老公则是装模作样满场飞舞。我们虽然听不懂，但从观众的狂笑来看，想必是很好笑的笑话。而且，观众见我们并不讨厌小丑，好像也大大松了一口气。小丑演完美国芝加哥富豪之后，开始上演暴力和滑稽版的戴丝笛梦娜之死，在这里，戴丝笛梦娜不是被勒死，而是被橡皮刀打得半死。
这个马戏班很不错。坐在前排的儿童沉醉在马戏表演里，做着儿童的马戏梦。马戏团是常设的，不会四处巡回演出，而且除了夏天暂歇一阵之外，一年到头都有马戏表演。
雨已经停了，因此，看完马戏之后我们就到一家叫里维耶拉（Riviera）的夜总会。它位于河边崖顶上，餐桌摆在露天舞池四周，缓缓流向平原的河流一览无遗。食物极佳。有美味烤肉串、不可或缺的鱼子酱和格鲁吉亚葡萄酒。管弦乐团演奏的不是拙劣的美国爵士乐，而是俄罗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音乐，而且演奏得很好，倒是让我们颇为宽慰。
前来作陪的亚历山大·柯涅丘克（Alexander Korneichuk），是乌克兰顶尖剧作家，极具魅力又很有幽默感。他跟波尔塔拉斯基聊起乌克兰出名的谚语，而我们最喜欢的一则是“最好的禽鸟是香肠”。柯涅丘克接着提到一则我一直以为是加州土产的谚语，内容是一位大食客形容火鸡一个人吃稍嫌多，两个人又不够，是一种让人很不满意的禽鸟。这个谚语乌克兰显然已说了好几百年，我还以为是我家乡自创的呢。
他们教我们乌克兰敬酒法，我们挺喜欢的：“喝一杯，祝在家的人快乐。”他们再敬和平一杯，也经常为和平干杯。他们都当过兵，而且两人都受过伤，所以他们为和平干杯。
接着，到过美国的柯涅丘克黯然说道，他在海德公园（Hyde Park）看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罗斯福和戴高乐合影的照片，就是不见罗斯福与斯大林的照片。他说，他们曾在一起，也曾携手合作，为什么要拆除他们的合影？
音乐越奏越快，跳舞的人越来越多，五彩灯光洒落舞池，远方河水映着市内灯火。
两名俄国兵跺靴摆手，狂放地跳着战阵之舞。他们剃着光头，皮靴擦得锃亮，红、蓝和绿色灯光闪射舞池。
乐队奏起狂放的格鲁吉亚歌曲，有位女郎从餐桌旁站起身来，自顾自地跳了起来。她舞姿曼妙，她一跳，舞池上没人再跳。有几个人和着音乐鼓掌，渐渐地，鼓掌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变成和着她舞步轻声击掌。乐声一停，她回到座位，这时没有人鼓掌。她只是想跳个舞，完全没有炫耀的意思。
在音乐与灯光轻柔、河水缓流之背景中，我们的朋友仿佛是挥不去抛不开一般，再度提到战争。他们谈到在酷寒天气中倒卧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雪地上，不知将如何解脱。他们提到一辈子忘不了的惨事，说到一个人如何用刚死亡朋友的鲜血温手，以便再扣扳机。
有位诗人来到我们这一桌，说道：“战事蔓延到罗斯托夫时，我岳母为了一张她十分珍贵的东方地毯不愿离开。”他说，“我们撤退，打了一场大仗，再回到罗斯托夫后，我到她家一看究竟，她和那张东方地毯都无恙。”
“你有所不知，”他说，“军队一进城往往会发生许多事故，很多人因此遭到误杀。我到岳母家时，她在门口相迎，我心中便掠过一个念头，她怎么不出事？为什么我的枪现在不走火？”他最后说道，“结果啥也没发生。我至今仍不明其故。”
卡帕已将相机架在小凉亭屋顶上，这时正开心地拍起跳舞者的照片。管弦乐队奏起柯涅丘克剧本中的哀歌。这是波罗的海水兵之歌——他们在撤退时击沉自己的船只，这首歌就是表达哀伤和对沉船的哀悼。
一大早，我们抬起头看看日期，是8月9日。我们到苏联不过九天，却仿佛已到了相当时日似的，已留下许多印象和景象。
卡帕有如蝴蝶脱蛹而出一般，缓慢而优雅地醒过来之后，愣愣地坐了一个小时，默然无语，非醒非梦。我的问题是防止他带报纸或书本进洗手间，否则他起码会待上一个小时。于是，我开始每天早上准备三道知识问题，专从社会学、历史、哲学、生物学找些问题，把他心思震醒，让他知道已经是白天了。
实验第一天，我问他如下的问题：哪位希腊悲剧作家参与萨拉米斯之役？某某昆虫有几只脚？最后一题是哪位教皇赞助和汇集葛利果圣歌？卡帕满脸痛苦之色地蹦了起来，坐在床上呆望窗口半晌，抓起一份他根本看不懂的俄文报纸冲到洗手间。他这一去就是一个半小时。
往后两三个星期间，我每天早上提问题，他虽是一题也没答过，但已变得几乎一整天都在喃喃自语，并且悻悻然地说，预测早上的问题害得他夜夜难以成眠。不过，除了他自己的说词之外，没有丝毫证据显示他夜不成眠。他自称，我的问题造成他心怀恐惧，已使他智力倒退四十年，或者，约略地说，就是负十岁的智力。
卡帕在莫斯科偷来带在身边的书，包括三本侦探小说、高尔基的札记、《名利场》（Vanity Fair），以及一份美国国务院所出的1927年农业报告。
拜访农村
8月9日这一天，我们到一个叫谢甫琴科（Shevchenko）的农村拜访。由于我们后来又参观另一座同以样乌克兰民族诗人谢甫琴科命名的农村，所以日后我们便称这里是谢甫琴科一村。
车子经过几英里已铺设的道路之后，右转沿着一条肝肠寸断的泥巴路而行。穿过松林，越过发生恶战的平原。战斗痕迹随处可见，松树被机枪扯皮碎干，到处是战壕和机枪垛，坦克辙痕和炮火使得路面崎岖不平，弹坑处处；到处是生锈的军事器材、焚弃的坦克和残破的卡车。乌克兰守守失失，反攻之战可说是寸土必争缓缓推进。
谢甫琴科一村土质不算第一等，原本就不是最好的村庄，不过，它在战前仍然相当繁荣。一个有三百六十二户人家，换句话说，也就是有三百六十二个家庭的村庄，称得上欣欣向荣。
德军过境之后，村内只剩八间房舍，而且，即便是幸存的房屋也被烧掉了屋顶。村人四散，遇害者不知几多，男丁在林子里打游击，至于儿童怎么自求生路，只有上帝知道。
战后村民纷纷返回村庄，新房舍一一冒出来。由于正逢收获时节，他们只能利用上工前和上工后，以及夜里打起灯笼来盖房子。他们盖房子的方法一律是先盖一间栖身，有余力时再盖一间。乌克兰冬天很冷，因此房屋都是盖成这个样子：方形木头砌墙，墙角以插榫接合。木头钉上厚板条，内外再涂上厚厚的灰泥以御寒气。
大厅是储藏室兼大门，由此直入厨房，是一间白石灰房间，有砖造的炉灶供烹调之用。壁炉和炉灶高出地面约四英尺，在这里就可以烘烤面包，通常是一种极为可口的褐色扁平面包。
隔壁的共用房间摆着餐桌，墙上挂着勋章。这里是客厅，厅内有纸花、圣像和亡者遗照。勋章是这家人从军所得。墙壁是白色的，窗户设有窗板，可以关闭以御冬寒。
厅堂里面有一或两间卧室，视这家人口多寡而定。由于村民已一无所有，寝具是物尽其用，几张毯子和羊皮，只要能保暖就成。乌克兰人很爱干净，家家户户一尘不染。
我们对集体农场的报道不实，以为人人都住在营区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不然。每户人家各有房舍、花园和兼种花草的果园，有一大片菜圃和养蜂场。这些园子面积约在一亩左右。由于德军将果树悉数毁坏的缘故，现在都是新栽的苹果、西洋梨和樱桃树。
我们首先到新建的经营会馆拜会，迎接我们的是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胳臂的经理，以及刚刚解甲归田、仍然身着军装的统计员和三名农场经营委员会的长者。我们表示，我们知道收获时节很忙，但希望能亲眼看看收获情况。
他们提到今昔情况之别。德军刚来的时候，这个农场有七百头有角牲口，现在所有牲口总共不过两百头。以前有两台石油大发动机、两辆卡车、三部拖拉机和两台打谷机，现在只有一台小发动机和一台小打谷机。他们没有拖拉机，要犁田时得到附近的拖拉机站借一部。以前他们有四十匹马，现在只有四匹。
本镇伤亡包括战斗年龄段死亡五十人，另有五十人属于各种年龄段，伤残者不计其数。有些小孩子没有腿，有些失明。可是，本镇极需劳动力，每名男丁都分派一份他做得了的工作。只要是能工作的伤残者都得上工，这也给他们一种重要感和在农场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以在伤残人士间鲜有精神病患。
他们充满笑声、玩笑和歌声，绝不是悲伤的人。
农场虽种了些小麦、粟和玉米，但碍于土松多沙，仍以胡瓜和马铃薯、西红柿和向日葵为主要作物。葵花籽油广为使用。
我们先到妇女和儿童采收胡瓜的田地参观。他们分成几个大队，彼此比赛，看看谁采的胡瓜最多。田间散开一排排的妇女，谈话歌唱，相互吆喝。她们身穿长裙和工作衫，系头巾，没有人穿鞋，因为鞋子太贵重，不适合下田穿。儿童只穿长裤，小小的身躯在夏日太阳下变成棕色。田边沿路摆着一堆堆采好的胡瓜，等候卡车来装运。
有位头戴芦草花帽、名叫葛利斯查（Grischa）的小男孩，向母亲跑过去，口中惊诧地叫道：“美国人长得跟我们一样！”
卡帕的相机引起一阵骚动。妇女们先是向他吆喝，接着便跟全世界的女人要拍照前一样，端端头巾和整整上衣。
卡帕选了一位面容迷人、笑声很大的妇人来拍照。她是村内巧嘴儿。她说：“我不只是伟大的工人，还当过两次寡妇，现在很多男人都怕我。”她在卡帕镜头前挥动胡瓜。
卡帕说道：“莫非你现在想嫁给我？”
她头一仰，哈哈大笑起来。“瞧你！”她说道，“上帝在创造男人之前若是先跟胡瓜商议一下，世上肯定会少些不幸的女人。”全场哄堂大笑，讪笑卡帕。
她们活泼亲切，又让我们品尝胡瓜和西红柿。胡瓜是很重要的蔬菜，腌制之后的腌瓜可以吃上一冬。绿西红柿也可以腌制，在寒冬和大雪来时当作沙拉。这些加上包心菜和芜青，就是冬天的主要菜蔬。她们虽是言笑晏晏，并向我们吆喝，手上的工作却是没有停顿，因为，这是1941年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好收成，比去年好上百分之七十，她们由此获得很大的希望。
我们移往花草牧地，只见到几百个蜂箱和一个养蜂人所住的小帐篷。蜜蜂在苜蓿牧地间忙碌着，空气中充满了轻柔的嗡嗡声。大胡子养蜂人带着护面网快步朝我们走过来。我们套上网子，两手插进口袋。蜂群在我们身旁嗡嗡怒叫。
养蜂老人打开蜂箱，让我们看看里面的蜜蜂。他说，他颇为自豪于自己养蜂三十年。多年来，他养蜂却对蜜蜂所知不多，但现在他会自行阅读和研究。他说，他有六只新王蜂，这是他最大的一笔财产，还说它们是加州蜂。从他的描述来判断，我觉得应该是意大利黑蜂的加州变种。他说，他很高兴有这批新蜜蜂。他说，它们抗霜能力较佳，在采蜜季节里可以提前工作和延后收工。
他带我们进小帐篷后合起门帘，切下几大片风味极绝的黑面包，抹上蜂蜜请我们吃。帐篷外蜜蜂的嗡嗡声清晰可闻。后来他又打开蜂箱，若无其事地抓出几把蜜蜂，这是绝大多数养蜂人的能耐，但他警告我们，蜜蜂不喜欢陌生人，千万不要脱去护面网。
我们从养蜂场转到正在打小麦的田里。这里设备严重不足，只有一台单汽缸旧发动机带一台旧打谷机，吹风机得靠人力转动。在这里，我们再次注意到男丁不足的现象。女人比男人多出太多，而且在场的男人里有不少是伤残者。操作石油发动机的技师，一只手五指全失。
土质不佳，小麦产量也不高。从打谷机出来的谷粒落在一张大帆布上，帆布周围有儿童守着，把溅出和掉落地上的谷粒放回去，因为粒粒皆珍贵。乌云堆卷了一个早上，这时开始稀稀落落地下起雨来，众人赶忙用布盖住麦堆。
几位男子发生争吵，从波尔塔茨拉低声向我们翻译听来，好像是在争谁可以邀我们吃个午餐。其中一位说他家的桌子比较大，另一说他老婆早上刚烘烤了面包。有一位表示他家刚落成，房子还是新的，该由他做东，众人表示同意。可是，这人餐具不多，因此其他人应该贡献杯盘和木匙。一敲定以他做东，他家的女人忙撩起裙子，快步回村。
我们从俄罗斯归来之后，最常听到的批评可能就是“依我猜想，他们是表演给你看的，他们是刻意为你安排，并没有让你看到真实的情况”。这个村庄的人的确是在表演给我们看。他们的表演跟堪萨斯州农民为客人表演的是同样的戏码。他们跟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同样的事，难怪欧洲人会说“美国人专拿鸡毛蒜皮的事做文章”。
他们真的是为我们表演。从田里弄得脏兮兮回来的他们，沐浴更衣，换上最好的衣服，妇女翻箱倒柜找出干净的新头巾，洗了脚穿上靴子，换上刚洗过的裙子和上衣。小女孩采来花朵插在瓶中，摆到整洁的客厅里。小孩子分别代表各家送来水杯、木盘和木匙。有位妇人送来一瓮特制的腌菜，全村献出伏特加酒。有位男士送来一瓶专为重大节日保留的格鲁吉亚香槟。
厨房里，女人家也在表演。新灶烧旺火，烘扁平黑麦面包、煎鸡蛋、罗宋汤烧得噗噗作响。屋外大雨倾盆，反正他们也做不了庄稼活儿，我们并没有妨碍收获时节的工作，是以并不觉得过意不去。
客厅一角有一幅《圣母与耶稣》圣像，镀金像框搁在手工的蕾丝罩蓬下。圣像很旧，想必是他们在德军来时把这些东西埋藏了起来。另一幅是曾祖父母的放大淡彩照片。这家人有两个儿子从军捐躯，他们身着军装的照片就挂在另一面墙上，看起来都很年轻、严肃和很有乡土气息。
几位男士走进客厅，只见他们衣着整齐，漱洗一新，刮了胡子，也穿了靴子。他们下田时是不穿鞋的。
几位小女孩兜着一围裙的小苹果和西洋梨，冒雨跑过来。
主人年约五旬，颧骨甚高、金发蓝眸，两眼间隔略宽，脸上有风霜之色，身穿短上衣，腰系游击战士宽皮带。他面孔有点扭曲，似是曾受过重伤。
午餐终于上菜。本身就是一道菜的罗宋汤、熏肉煎蛋、生西红柿加胡瓜、洋葱丝、黑麦甜饼、蜂蜜、水果和香肠同时摆上桌。主人斟上辣椒伏特加，也就是以辣椒粒浸泡伏特加，增添芬芳气息。接着，他叫老婆和两名媳妇同席，也就是那两位为国捐躯儿子的遗孀，分别给她们一杯伏特加。
主人的母亲先敬第一杯。她说：“愿上帝赐你们好事连连。”我们都敬她。我们大快朵颐，果然很不错。
主人提议敬酒的对象，是我们已相当熟悉的——愿全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奇怪的是，很少对个人敬酒。敬的往往是大事，不是个人的前途。我们祝愿他们全家健康，农场繁荣。餐桌末端那位大个子男士站起身来，为纪念罗斯福干一杯。
我们逐渐理解罗斯福死后名声的特性，以及他的亡故所具有的重大悲剧意义。我不禁想起以前听过的一则故事。林肯死后不到一个星期，他的死讯甚至已深入到非洲内陆；有些是击鼓通告，有些是脚夫奔走传报。消息不胫而走，世界性的悲剧于焉形成。在我们看来，不管讨厌罗斯福的人怎么想如何说，都不打紧，乃至罗斯福本人为人如何，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的名字已在全球成为智慧、仁慈和理解的象征。在全球各地的小人物心目中，他早已超脱人类的范畴，成为一种原则，那些攻击他和攻击他死后名声的人，徒然使自已沦为小心眼、贪婪、自私和愚蠢，丝毫无损于他的盛名。罗斯福的声名已非这些小心眼和脏手所能企及。
午餐过后是我们逐渐可以预期的时间：发问时间。只不过，这次是农民问美国的农民和农场的情况，对我而言可要有趣多了。此外，我们也再次发现各民族彼此怀有奇怪而复杂的想法。“美国农民怎么过生活”是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我国的民众很难想像包含从极地到热带各种气候、拥有许多不同种族与语言的苏俄，农场会是什么样，设在什么地方。
这里的农民说的是乌克兰语，甚至连俄语也不会说。“美国农民怎么过生活？”他们问道。我们尽其可能地解释，说美国跟苏俄一样，有各种不同的农场，有五亩地、只有一头骡子干活的小农场，也有经营模式跟苏俄国营农场相似的大合作农场，只是不由国家所拥有而已。还有一种跟本村极为类似的农场共同社会，除了土地不是共有之外，社会生活大致相同。在美国，一百亩河谷低地抵得上一千亩劣质土地。他们自己就是农民，倒是很清楚这一点，只是不曾这样看待美国而已。
他们想了解美国农业机械的情况，因为这才是他们最需要的。他们问到收割打谷两用机和播种机、采棉机和施肥机、新作物开发、抗寒谷物与抗锈斑病小麦、拖拉机及其售价若干。自营小农场的人买得起拖拉机吗？
在餐桌末端那位农民很自豪地告诉我们，苏联政府如何贷款给农庄，如何以极低利息借钱给想在农场上盖房子的人。他说，在苏联政府之下，农业信息唾手可得。
我们说，美国的情况完全相同，这一点他们倒是闻所未闻。他们没听过农业贷款，也不知道农业部所从事的的大事业。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新闻。事实上，他们似乎认为这套制度是他们的独家发明。
对面路上有一男一女冒雨工作，扛起木头供刚砌好墙的屋子作屋顶之用。路上，儿童从牧草地把牛赶回牛厩。
换上干净头巾的妇女依旧在厨房门口听我们的交谈。话题转向外国政治，问题犀利。
有位农民问道：“若是苏联政府贷款和军事援助墨西哥，公然宣称意在阻止民主制度扩散，美国政府会怎么做？”
我们沉吟片刻，说道：“依我们推测，我们会宣战。”
那人说道：“你们也贷款给我们的邻国土耳其，以阻止我们的制度扩散，但我们并没有宣战。”
主人说：“我们认为，美国人很民主，你可否向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美国政府会有（西班牙）佛朗哥和（多米尼加）特鲁希略反动政府、土耳其军事独裁政府、希腊腐败专制政府这种朋友？”
我们所知不多，对制定外交政策的人也没有信心，回答不了他们的问题。因此，我们转而告诉他们美国国内常提到的问题：共产政党支配巴尔干半岛、质疑和谴责苏联在联合国动用否决权、苏俄新闻界谴责美国等。
这些问题似乎可以彼此扯平——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对本国的外交政策了解不多。这些问题没有敌意，只有疑惑。最后，主人站起身来，举杯说道：“这些问题终究得有个答案，而且必须尽快找出答案。且让我们干一杯，希望早日找到答案，因为世界需要和平，极为需要和平。”他指着那两位忙着扛起横梁盖屋顶的男女，说道，“自1941年以来，那两个人今年冬天第一次有个房子住。他们需要和平，需要有自己的房子。他们家三个孩子还不曾住过屋子。世上不可能有那么坏心的人，想把他们赶回地洞。他们一直住在地洞里。”
主人开了香槟，倒了点珍贵的酒在我们杯里。全场变得很安静，我们举杯，没人响应，我们只得无言地喝掉香槟。过了一会儿，我们谢过主人的招待，驱车离开这战争伤痕累累的乡村。我们不知道主人的话是否正确，是否真的没有人会毁掉那些新建的小屋，把儿童赶回地洞。
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得晚，醒过来后略微讨论了昨天在农场的情形，卡帕再把已曝光的底片整理一下。中午我们应邀到柯涅丘克夫妇家做客，他的夫人万妲·瓦西利乌斯卡（Wanda Wasilewska）是波兰裔女诗人，在美国也小有名气。他们的房屋后面有大花园，颇为赏心悦目。午餐在大葡萄树绿阴扶疏的阳台上进行，阳台后是一方花圃，玫瑰与花树争妍，后方则是一大片菜园。
午餐由瓦西利乌斯卡一手张罗，既可口又多样。一道用茄子做的蔬菜鱼子酱、一道第聂伯河鱼加西红柿酱、味道怪怪的加馅蛋，配上一瓶陈年伏特加，酒呈黄色，口感甚佳。接着是味浓色淡的鸡汤和小炸鸡，这炸鸡跟我们的南方炸鸡很像，只不过他们是先沾面屑再炸罢了。接着是糕点、咖啡和饮料；最后，柯涅丘克从银盒里取出厄普曼（Upmann）雪茄。
午餐精彩，阳光温煦，花园可喜。坐谈于雪茄和饮料之间，话题转向苏美关系。柯涅丘克曾以文化代表团员身份赴美，不意一到纽约，他和代表团全得捺上指纹，并登记为外国官员身份。强令捺指纹的举动令他们大为光火，没有进行访问便束装返国。因为，正如柯涅丘克所说的：“就我们而言，只有犯人才要捺指纹。我们没让你捺指纹，也没有拍照存证或强制登记。”
当时我们尽量设法向他解释说，根据我们的规定，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被视为政府工作人员，而外国政府人员必须依法登记。
他答道：“英国也有个社会主义政府，你们既没有要每位英国人都登记，也没有要他们捺指纹。”
由于柯涅丘克和波尔塔茨基都当过兵，于是我们便问到本地区的战斗情况。波尔塔茨基提起一段难忘的往事。他说，他跟一支俄罗斯巡逻队奉派前去攻击一处德军哨站，因为路途遥远，加上大雪纷飞，寒意袭人，好不容易要展开攻击时双手、双臂和双腿已经冻僵。
“我们手无寸铁，只能靠一样东西打仗，”他说，“就是我们的牙齿。后来午夜梦回，余悸犹存。”
午餐后，我们到河边雇了一艘小马达船，在基辅崖下兜了一圈，再到对岸有好几百人或戏水或躺着晒太阳的沙滩。穿着花式泳衣的人们，在白沙滩上晒得皮肤由白转棕色。河面上有几个小风浪舨来回滑行，也有满载客人的游览船。
我们脱掉衣服，只剩一条短裤便跳下船游泳。河水温热怡人，星期天其乐融融。崖顶和市内各处花园人潮汹涌。崖顶有管弦乐演奏，年轻情侣携手漫步河岸。
傍晚时分我们回到崖顶跳舞的地方“里维耶拉”，观看夜色落在广袤平坦、粼粼银波迤逦而去的乌克兰。
今夜是星期天晚上，跳舞的人也多了，有些跳得几乎像专业舞者。乐队依旧奏着平日的吉卜赛、格鲁吉亚、俄罗斯、犹太、乌克兰歌曲，还特别为我们演奏In the Mood改编曲，只是奏得支离破碎，全曲过了三分之二我们才听出来。不过，这一曲倒是演奏得劲头十足。
露天舞台四周环绕着茂密的显花植物树篱，树篱有个小洞，洞里躲着一位小男孩——小乞丐。他爬出洞外，走到餐桌旁讨点小钱看电影。
经理上前说道：“他很有钱，是我们最固定的老主顾。”
经理温言赶走小男孩，但他一走开小男孩就回来，讨到电影票钱。
人越来越多，俱乐部越来越拥挤。10点钟左右，一群年轻人开始冲、撞、跑，打起架来。不是为了女孩子争风吃醋，而是为了乌克兰人极为看重的足球大打出手。基辅人对自家足球队的情感，一如布鲁克林区的人对棒球队一般，十分强烈。这一架打到场子外，过了一会儿便安静下来，众人走到桌旁喝杯酒，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穿过林阴大道回旅馆，只见有好几百人仍然坐在那儿听管弦乐。卡帕央求我明早别再问他问题。
这儿有一种机制对我们大有助益。旅馆和餐厅内都有一本附着铅笔的投诉本，你可以写下任何有关服务、管理或调节方面的不满，而且不用署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督察员前来巡视各餐厅和各类公共服务事业，若是对某一人、某位经理或某项服务的投诉过多，自会加以改组整编。一起投诉没有人太当真，若是同样的投诉重复多次，自然就会引起重视。
苏联还有一种报告书，让我们觉得有点恐怖。这就是印象报告书。不管是参观工厂、博物馆、艺廊、面包厂，还是建设工程，必定要填一份印象报告书写下感想。可是，往往一碰到报告书就不知道自己到底看过什么。报告书显然是专供歌功颂德用的，一旦这批评和印象不是那么恭维，想必会造成很大震撼。至少就我个人而言，印象需要一点时间酝酿，不是立即就能完全成熟。
不一样的农场
我们申请参观的另一座农场，土壤比较肥沃，受德军破坏的程度也较小。第二天早上，我们从基辅朝另一个方向而去。我们所搭的战前的齐斯（Ziss）牌汽车，一开起来就逐渐露出龙钟老态，弹簧弹性不太够，排档吱吱嘎嘎，后座宛如垂死的野狼般呼号。
我们对司机的兴趣越来越浓。在苏联当司机可不是仆佣的工作，而是个薪水高和有尊严的职位。司机全是技师出身，而且几乎都当过坦克驾驶员或飞行员，我们在基辅的这位司机为人严肃，把他那部垂死的车子当成自己儿子般，照顾得无微不至。莫斯科新车还没到，而且谁也不知几时能到，因此，每一辆车都得开到寿终正寝才送到垃圾堆。
我们在基辅的这部车，当作车子没啥了不起，当作热水器倒是相当出色。每隔三英里路就得停车，从水沟、小溪或水塘取水装满冷却器，但不一会儿就又全变成蒸气，到末了司机索性把水桶挂在缓冲器上，以便随时取用。
上午在铺设的路面开了约莫二十公里之后，左转进入平缓起伏的乡村道路。其实只是一重重车轮痕迹，根本称不上是道路，而且由于刚下过雨，要找出最新的轮迹可是大不易。在起伏地面的洼地之间有不少小水塘，白鹭和白鹳徜徉塘边。我们就在水塘间照料我们这辆沸水车，让它喘口气再加满清水。
司机说，他在战时当过飞行员和坦克驾驶员。他最大的本事是随时随地都能睡，不拘时间久暂。车子停五分钟他就睡五分钟，一叫就醒，随时可以上路。他可以睡上十二小时，然后以同样的方式醒过来。我记得我们的轰炸机炮手也有同样的能耐，可以在前往目的地和回程时睡个觉。
我们在中午时分抵达农场和村庄。这个农场也叫谢甫琴科，因此我们便称它为“谢甫琴科二村”。这里土壤肥沃多样，且村镇未遭破坏，跟一村大不相同。德军曾经包围这里，杀光牲口，但没有时间毁村。农场本来饲养有许多马匹，但到最后好不容易俘虏德军时，马、牛、鸡、鸭和鹅无一幸免。这些德军真叫人想不透。猜不透这些可悲、破坏性、恐怖的孩子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想不通他们用的是什么思维方法。
谢甫琴科二村的经理是知名的游击战士，仍然穿着棕色上衣，系军用腰带。他有着一双蓝眸，下巴露出坚决的线条。
这里本是个一千二百余人的大农场，遇害男丁为数不少。经理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重建失去的房舍，可以养更多的牲口，但我们不能让死者重生，无法给伤残者新的胳臂和腿。”
苏联其实有很多人需要装假肢，我们所看到的已装上的却是寥寥可数。也许是还没发展这种产业，但它的确是最需要的产业之一，因为有太多人失去四肢了。
谢甫琴科二村土壤肥沃，地势徐缓起伏，作物以小麦、黑麦和玉米为主，是个欣欣向荣的农场。农民忙着整地准备栽种玉米，以免荒废一年。这里的确是上好的玉米地。玉米长得秆高八九英尺，玉米穗又大又饱满。
我们朝田间打谷机而去。几个大队的农民正在收割小麦。农场很大，但整座农场只有一部小收割机和一部小拖拉机，到处都可看到农民拿着镰刀割麦子。绝大部分的麦子都是人工收割，人工捆扎。农民工作得很起劲，谈天说笑间，手上的工作丝毫没有停顿。他们不只是在比赛而已，今年是好久未见的最佳丰收年，全村的繁荣就靠这个，自然要用心地收割。
我们再到贮藏一袋袋芝麻、黑麦和小麦等作物的谷仓参观。仓里正在分配谷子：很多要上缴，很多要留作新种，剩下的才分配给公社里的人。
本村围绕着一口大池塘展开，池塘里有人在游泳、洗衣服和给马喝水。光着身体的小男孩骑马进池塘游几圈，让马儿净身。公共建筑沿着池塘排开：俱乐部有个小舞台、跳舞场地和座椅；碾磨厂负责本地谷物碾磨；保管账目和信件收发的办事处，有个无线电接收器，屋顶上设有扩音器。全村每户人家的扩音器都连接到这台主机。这儿有电灯也有电动机，可说是个电气化乡村。
每户人家各有菜圃和果园连接起伏的小山丘。住家刚涂上白灰泥，四周菜圃绿油油的，西红柿红通通的，玉米长得很高，果然是个美丽的乡村。
我们做客的人家在山顶上，可以俯瞰起伏的乡村、田野和果园。这户人家跟别人家一样，是乌克兰绝大多数农家的格局，门口玄关、厨房、两间卧室和一间客厅。屋子刚涂上灰泥，连地板都是新灰泥，十分整洁。屋内弥漫着新土的芬芳。
主人是个壮硕、笑口常开、年约五十五到六十岁的男子。他的老婆玛穆琪卡（Mamuchka）人如其名，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勤劳的女人。
他们迎我们进屋，把客厅让给我们使用，但见四面墙呈浅蓝色，桌上有几个瓶子用一张粉红色的纸盖着，里面是各色纸花。
这个村子显然比谢甫琴科一村富庶。圣像比较大，而且以搭配墙壁的浅蓝色蕾丝罩着。这一家人口不多。他们只有一个儿子，淡彩照片放得很大，就挂在客厅墙壁上，而对他们只提过一次。
那位母亲说道：“他1940年生化系毕业，1941年动员入伍，1941年殉职。”
玛穆琪卡神色凄楚，这也是她惟一一次提到他。他是她的独子。
墙边有一台胜家牌（Singer）老裁缝机，上头盖着薄棉布，一张窄床挨着另一面墙，上头有条当棉被用的毯子。客厅中央摆着一张长桌，凳子排在两侧。屋里很热，窗户又打不开。我们心想，若是不太失礼的话，我们宁可到仓库里睡。夜里屋外清凉怡人，待在屋里我们准会闷死。
玛穆琪卡是村内著名的厨子，手艺也着实不错。她做的菜令人叹为观止。晚餐首先上桌的是几杯伏特加、腌菜和自制的黑面包，以及玛穆琪卡很拿手的乌克兰烤肉串，还有一大碗西红柿、洋葱和胡瓜，以酸樱桃作馅、淋上蜂蜜的小炸饼。这是民族料理，极为可口。还有鲜奶和茶，接着又是伏特加。我们吃得太多了。我们大啖小樱桃蜜饼，吃到两眼差点没凸出来。
天色渐暗，我们心想这应是今天最后一餐。
薄暮时分，我们下山穿过村子往俱乐部而去。行经池塘时，有艘船从对面开过来，船上传来奇怪的乐声。一把三弦琴、一面小鼓配铙钹和一面六角手风琴，奏着本村的舞曲。乐手搭船渡过水塘，在俱乐部前面上岸。
这俱乐部是个很大的建筑，小舞台前面有几张桌子，桌上摆着西洋棋棋盘，再过去是跳舞的空间，之后是一排排观众席。
我们到的时候人还很少，只有几位在下棋。据我们所知，年轻人从田里回到家里，吃过晚餐后会先休息一个小时，甚至小睡一个小时，才到俱乐部。
为今晚的戏剧小品所搭的舞台上，桌上摆着几大盆鲜花，旁边摆着两张椅子，舞台后方挂着乌克兰共和国总统的巨幅肖像。那支三件乐器的乐团进来，架起乐器后便开始演奏。年轻人陆续前来，但都是些洗过脸、容光焕发的强壮女子，到场的年轻男子很少。
女孩子相拥起舞。她们身穿亮色调的印染布衫，头戴丝织和毛织的彩色头巾，但几乎一律是光着脚丫子。她们跳得很疯。小鼓和铙钹使得音乐更增快节奏，光脚跺着地板。男孩子在四周围观。
我们问其中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不跟男孩子跳。她说：“他们都是很好的结婚对象，只是战后男人家太少了，女孩子找他们跳舞等于是自找麻烦。何况，他们都很腼腆。”她笑了笑，径自回去跳她的舞。
适婚年龄的年轻男子很少。小男孩倒是不少，只是原本应该到这里跟女孩子跳舞的年轻男子都死了。
这些女孩子的活力着实令人称奇。她们天刚亮就下田，辛苦工作一整天后，小睡一个钟头就准备跳个通宵。下棋的男士依旧在下棋，丝毫不受周遭的嘈杂干扰。
另一方面，演戏的团体在舞台上准备，卡帕则架起灯光准备拍戏。依我们之见，这些女孩子都不愿因为演戏而停止跳舞，是以音乐一停她们不免就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这虽是一出样板宣传戏，但不失淳朴有趣。故事内容大致如下：有位村姑虽是生长农家，却是好吃懒做，只想涂蔻丹擦口红，进城去颓废堕落。随着剧情推展，只见她和另一位好女孩争吵——此女是大队长，以在田间工作表现杰出备受尊敬。只想涂蔻丹的女子邋邋遢遢，一望而知不是规矩人，另外那位大队长则是站得笔直，两手紧贴腿侧，侃侃念着台词。第三个角色是一位英勇的拖拉机驾驶员，有意思的是，他是如假包换的拖拉车驾驶员，而且，这出戏演了一个半小时，他都在修理白天开了一整天的拖拉机。这位拖拉机驾驶员惟一的演出是，边说台词边抽烟，在舞台上来回踱步。
拖拉车驾驶员爱上只爱涂蔻丹的女子。他真的爱上她，而且是爱得失魂落魄。事实上，随着剧情的发展，就在他几乎要放弃开拖拉车和帮助别人改善经济的工作，搬到城里租间公寓和那位涂蔻丹的女子同居时，那位站得笔直的大队长对他晓以大义。
无济于事。他心烦意乱，他深爱这邋遢不规矩的女子，不知如何是好。究竟是该放弃自己所爱的女子，还是跟她到城里，当个小瘪三。
那颓废女子下了舞台，只剩大队长和拖拉车驾驶员。大队长以柔媚手腕告诉拖拉车驾驶员，说那女子并不是真的爱他，她之所以想嫁给他，只因他是出了名的拖拉车司机，要不了多久就会对他生厌。拖拉车驾驶员根本不信，队长于是灵机一动，说道：“有了。你佯装跟我温存，等她瞧见我们在一起，你自会知道她爱你有多深。”
拖拉车司机采纳了这个点子。蔻丹女再进场，赫然发现拖拉车驾驶员搂着大队长，哎呀呀，结果出乎观众意料，因为这邋遢女子竟然决定要当个社会主义经济工人。她决定留在农场上。她把气出在大队长身上，说道：“我要自己组织个生产大队，可以出名和受勋的人不只你一个。我自己要当大队长和佩勋章。”
拖拉车司机的恋情和农场的经济问题迎刃而解，这出戏也在人人满意、皆大欢喜之中收场。
这是这出戏的情节，但实际演出情形并非如此。拖拉车司机刚在舞台上走四五步，剧情刚要展开之际，卡帕按下闪光灯，拍了第一张照片，整出戏由此大乱。蔻丹女躲在羊齿植物丛后，全场没有再露面；拖拉车驾驶员忘记台词；大队长结结巴巴，努力想接着演，可惜徒劳无功。提词人念一句，演员复诵一句，因此每句台词都有种说法。他们几乎每次都得提词，卡帕激活新闪光灯，再按下。
观众乐不可支，闪光灯每闪一下便疯狂鼓掌。
那堕落女子轻佻的个性全靠她指如蔻丹、佩带一串串玻璃珠与亮晶晶的珠宝来呈现，但是闪光灯弄得她紧张兮兮，一下就扯断珠链，洒得整个舞台都是。这出戏到此完全崩溃。
若不是那位担任提词人的老师事后说明，我们根本不知道剧情内容。幕布终于在喧嚣掌声中拉上。我们觉得，观众虽然看过这出戏，但似乎比较喜欢这个版本，收场后他们还唱了两首乌克兰歌曲。
想跳舞的女孩子跃跃欲试，不多时，乐队重新就位，众女继续翩翩起舞，到末了经理出面劝她们回家安歇。时间已是凌晨2点15分，早上5点半她们就得起床下田工作。她们悻悻然地离去，其实，若是准她们继续跳，她们准会跳个通宵。
我们回到山上时已经是2点30分，正是准备就寝时刻。玛穆琪卡却没有这种打算。她想必是从我们吃过了我们自以为的晚餐告退之后就开始料理，这会儿已是摆开长桌，桌上堆满食物。凌晨2点30分，我们又吃了一顿：同样是几杯伏特加、腌菜和胡瓜、池塘里抓来的煎鱼、小蜜饼和可口的马铃薯汤。
饮食过量和睡眠不足，差点没要了我们的命。屋里很热，让我们很不自在。此外，我们已得知，卡帕跟我占用的是玛穆琪卡的床，于是便自请到仓库去睡。
他们铺好干草再盖上毯子，我们才躺下睡觉。我们原本让门开着，却被悄悄关上——这里是欧洲内陆，想必是担心夜里寒气逼人。我们等了一会儿才起身开门，但又再次被轻轻关起。他们不愿我们暴露在寒气中伤了自己。
小仓库内阵阵草香。黑暗中，靠墙笼子里，小兔子；土墙的另一边，几头猪舒服地咕噜着；母牛吕布卡睡得不安稳。
吕布卡是新牛，不像老牛那般受玛穆琪卡喜欢。她说，她不明白当初为什么会把老牛卖掉。它叫卡图什卡，是卡塔丽娜对它的昵称。她很喜欢卡图什卡，搞不懂为什么会把它卖掉。吕布卡是头好牛，可惜很有个性，产乳量也不比卡图什卡。每天早上，村童会过来把牛带到草原放牧，吕布卡加入牛群，卡图什卡也在牛群中。每天傍晚，牛群回来后会自动回到自己的牛栏，卡图什卡也想进这个牛栏，也想回自己老家，玛穆琪卡跟它聊会儿再把它赶走。
她说：“我一定是得了失心疯才会把卡图什卡卖掉。当然，吕布卡比较年轻，也许可以活得久些，但它没卡图什卡大方，不算是头好牛。”
良夜短得几乎不存在似的，我们刚合上眼，翻个身，夜已消逝。仓库边的牛栏里已有人走动，母牛一一被赶出去，猪只哼哼吱吱巴望吃早饭。我不晓得玛穆琪卡几时睡觉。她已经起来好几个小时忙着煮早餐，很可能根本就没睡。
卡帕起床最费力。他不想起床，好不容易从干草堆起身，就坐在木头上发呆了好一阵子。
这一顿早餐堪称世上绝无仅有，应该详记一笔，先是一大杯的伏特加，接着是每人四个煎蛋、两大条炸鱼和三杯牛奶，然后是一盘腌菜、一杯自制的樱桃酒、黑面包加奶油；接着又是满满一杯的蜜、两杯牛奶，外加一杯伏特加。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我们的确把这些早点都吃光了，它们都很好吃，只是事后觉得有点累和有点反胃罢了。
我们觉得自己起得早，殊不知村民天刚亮就下地了。我们前往收割黑麦的田地。男人手持长镰刀，排成一排大把大把地割；在他们后面是妇女用草绳把麦秆捆成一束束的；在她们后面拾取落穗的儿童，一一捡起麦秆和麦粒，一丁点也不浪费。这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人人都埋头苦干。卡帕四处拍照，他们抬起头微微一笑，马上又低头工作，没有丝毫停顿。这些人以这种方式收割已有数千年历史，其后曾有为时不久的机械化作业，如今在未能生产新机械之前只得恢复人力作业。
我们先到把谷物碾成面粉做面包的制粉厂参观，再到保存农场资料的办事处。
村子边上正在砌砖造建筑，因为茅屋失火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因此认为最好是家家砖造，户户盖瓦片屋顶。他们很高兴村里有泥炭和黏土，可以在自家的地方制砖。他们说，本村完成重建后，可以把砖卖给隔壁的农场。砌砖工程可在入冬前完成，届时无法下田工作，他们就可以造砖。屋顶下一堆堆泥炭正在烧炼。
晌午时分，我们顺道参观一户父母和两名子女的人家用餐。桌子中央有一大盘蔬菜和一大碗肉汤，每人各有一只木匙舀中间的大碗。此外，他们还有一大盘马铃薯片、一大块扁平面包和一壶牛奶。这些人好像吃得很好，而且，从男人家围束上衣的皮带，便不难看出吃得好的进程——皮带上留着往年的痕迹，现在皮带放宽，往年环扣所形成的旧痕迹已二寸、三寸和四寸地一直往后退。
玛穆琪卡想必是一收拾好早餐碗盘后，马上就动手料理。午后4时30分，她已准备好一场盛宴。这是她的小国宴。她对自己的才能颇为自豪，全村也以她为荣，而这可能也是她膺选为我们的女房东的缘故。本村领导都是她的客人。到场的有农场场长、农业专家（他们称为农经专家）和他颇具姿色的夫人——他的老师兼戏剧指导，以及农场经理和男老师，当然，还有房东夫妇和我们。我们原以为已见识过大餐，但比起这回却是相形见绌。桌上摆着一大瓶伏特加，可惜我们对伏特加已望而生厌，胃口也很差。开始是黑面包、腌菜、西红柿和伏特加，接着是乌克兰酸奶罗宋汤，一大碗以同样方式烹调、让佐料渗入马铃薯内的炖肉，还有小面包和牛奶。一盘刚吃到一半，玛穆琪卡又添满，差点没把我们撑死。
农场场长稍致欢迎词之后，我们也说了点感谢的话。接着，他们说，我们是第一批到这农场的美国人，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很好奇，不知是否可以请教几个问题，他们想了解一二。我们说，美国很大，我们所知无多，可能有很多问题会答不上来，但我们会勉力以赴。农经专家于是问我们有关庄稼的事：种什么谷物？种在什么地方？是否有种子实验，以及我们是否有实验站？是否有农业学校？他说，在苏联，每一座集体农场都会拨出部分田地做种子和土壤实验，我们是否也有类似的做法？此外，他也问到政府是否提供金钱和咨询协助？这个问题以前就有人问过，每回我们提到我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在农业上的做法，他们都会有点惊讶。接着，农场经理问到美国一户人家维持生活所需的土地是多少，收入与衣食和医疗的相对比例如何；美国农场可能用什么设备、什么机械和养什么家畜；他也问起政府怎么照顾退伍军人。
接着，那位老师问起与我们政府相关的问题，想要知道最高法院的情况，以及总统和国会的选举方式。他问道，总统是否有权把国家引领到战争境地、国务院权限为何，以及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亲疏。
我们答道，我们不认为总统有很大权力，至于是否有额外的权力就非我们所知了。他们也问起杜鲁门的为人，可惜我们并不清楚。房东提到罗斯福，说他很受俄国人敬爱和信任，还说他的死令俄国人也有如丧考妣之感。
他接着问道：“你认识他吗？你是否见过他？”
我说：“见过。”
他说：“愿闻其详，他的言谈举止如何，能否说说他的小故事？”
农经专家问起原子动力的问题，但不是问原子弹，而是美国是否会以核分裂从事有益的研究。
我们说道：“我们不知道，应该会吧。我们认为，在如何应用这个力量，以及如何运用它的副产品做医学研究上，已经做了很多事，目前也有很多实验正在进行中。我们知道，若能妥善利用这种新东西，可以改变世界；若是运用不当，也可以使世界为之改观。”
接着，在场的人纷纷提到农场未来，说一两年内就可以实现电气化和机械化，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们说，新拖拉机会陆续进来，不消多久本村的人就可以吃得好住得好，不必工作得那么辛苦。“一年后再回来，”他们说，“来看看我们的进步情况。我们要开始造砖屋，我们的俱乐部会是砖造的，屋顶是用瓦盖的，生活不会那么辛苦。”
我们那司机很能睡，几乎从一抵达本村就一睡不起。我们摇醒他，他才起身以八汽缸中的四个汽缸来跑他的车子。
我们告辞。农场经理和农经专家跟我们同车送行到十字路。经理请我们寄几张所拍的农场照片，他们要挂在俱乐部，我们一口答应。
回基辅途中，我们在疲惫和吃得太撑之余，在后座睡了个大头觉，根本不知道司机停车添了几次水，或车子出了几次故障。回到基辅，我们下了车上了床，一睡就是十二个钟头左右。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河口看驳船为基辅市场载来南北货。有载柴薪的驳船，也有堆满干草的小船。大批西红柿、胡瓜和包心菜货物沿河而来，在基辅城下卸货；这些集体农场生产的农产品，是运来开放市场贩卖的。我们跟着农产品来到崖顶的市集，小贩坐成一长排，前面各自摆着自家的农产品，小贩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都在田里收成。
我们从市场来到为全城烘烤黑面包的大面包厂。经理让我们换上白袍再进厂。面包厂有部分受损，正在重建和扩建中。据经理告诉我们，本城遭到围困时，面包厂仍然继续生产，甚至炮弹落在厂房时，依旧有面包出炉。
面包堆积如山。面包厂已彻底机械化，搅拌机、揉面机和烤炉都是全自动，大输送链上的黑面包经过烤炉落下，堆在车上送到城里。
他们对这面包厂相当自豪，经理还问我们美国是否有这么好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一件时有所见的事，那就是，俄国人真的以为这些东西是他们发明的。他们喜欢自动化机器，梦想着所有的自动机械几乎全出自他们的技术。对他们而言，自动化代表安逸和舒适、食物充足和富裕。他们喜欢机器不下于美国人，一部新车就可以引来大批人围观，人们带着几乎是崇敬的眼光打量不已。
文学问题
午后接受乌克兰文学杂志专访，这是极漫长又极痛苦的过程。小头锐面、警觉性很高的主编每道问题都有两大段长度，经过翻译之后，待我了解最后一段的意思，早已忘了第一段。我尽可能地回答。经翻译传达给主编，再全文记下。问题都很复杂，而且具高度文学性，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翻译是否能完全表达。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我完全不了解采访者的背景，第二是我的英语相当口语化，学院式英语训练的翻译未必完全理解。为确保我的话不至被错误引用，我请求将俄语翻译再还原为英语。果不其然，翻译并没有贴近我的原意。这不是故意，也不是出于语言翻译的困难度。这不是语言问题，而是思维模式的转换。他们开朗诚实，可惜彼此就是无法密切沟通。这是我最后一次受访，后来便敬谢不敏。我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有一次邀访，我建议先提书面问题，让我有时间思考，再以英文回答和检查译文。由于对方没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也就没再接受采访。
我们所到之处，所碰到的问题都有若干雷同之处，后来我们也逐渐发现，所有的问题都出自单一的来源。乌克兰知识分子的政治和文学问题，都是根据他们在《真理报》所看到的文章。因此，过一阵子之后，他们还没开口，我们就能预期到问题所在，因为他们立论根据的那些文章我们已经了然于胸。
有个文学问题在所有场合都会出现。我们甚至可以预期问题出炉的时机，因为，这时提问者必定会目光一凝，身子前倾，定定地端详着我们。我们知道，他们即将要问的是我们对西蒙诺夫的剧本《俄罗斯问题》（The Russian Question）的感想。
西蒙诺夫堪称苏联当前最受欢迎的作家，前不久到过美国一阵子，回国后所写的这出戏，曾经在苏联三百多家剧场同时开演，可能是当时最常表演的戏剧。西蒙诺夫先生这出戏谈的既然是美国新闻，有必要在此谈一下剧本大意。剧本场景部分设在纽约，部分在一处类似长岛（Long Island）的地方。纽约这处地方近似于《先驱论坛报》大楼附近的布利克餐厅。情节大致如下：
有位多年前派驻俄罗斯，且写了一本颇获好评的俄罗斯专书的美国特派员，受雇于某报业大亨，此人乃是冷酷无情、权势通天、作威作福的资本主义新媒体巨子，为人没有原则，没有节操。这位大亨为赢得选举，极想通过自家的报纸，证明俄国人要跟美国人打仗，于是雇用这位特派员前往俄罗斯，并汇报俄国人当真要跟美国打仗。这位大亨提供大笔经费，准确地说，是三万美元，以及只要这位特派员肯干便完全保障他的前途。当时这位新闻人身无分文，又想跟某位女士结婚，并在长岛乡间过活，于是便接下这份差事。他前往俄罗斯，发现俄国并不想跟美国打仗，回国后暗中写了一本书，如实记载与大亨所要听的完全相反的内容。
另一方面，他预支一笔钱在长岛买了房子，娶了那位女子，也获得小小的保障。对于这本书，大亨非但一口否决，甚至让这位特派员找不到出书的地方。这位报业巨子就是有这么大势力，特派员找不到工作，这本书和日后的著作也无处出版。他失去了在乡间的房子，希望生活有保障的妻子也离开他。这时，他的挚友因为剧中没有明确交代的因素，在一次高空飞行中飞机发生故障丧生。我们这位特派员虽是身无分文，郁郁以终，但深信自己道出真相，乃是为所当为。
这就是我们经常被问到的《俄罗斯问题》的大要，而我们通常是这样子回答：（一）不论以哪一国语言演出，这都不算好剧本；（二）演员的言谈不像美国人，而且依我们之见，举止也不像美国人；（三）美国虽有恶劣出版商，但根本不可能像剧中所说的那么有势力；（四）在美国，书籍出版商决不会听命于人，西蒙诺夫的书能够在美国印行就是个证据；最后，我们希望有好剧本谈谈美国新闻，可惜这个剧本不是。这个剧本非但无助于俄国人了解美国和美国人，反而有产生反效果之虞。
由于经常被问到这出剧，过了一阵子之后，我们索性写了一份所谓《美国问题》剧本的提纲，朗读给提问者听。在我们这出戏里，西蒙诺夫先生奉《真理报》派任美国，撰写系列文章证明美国是个颓废的西方民主国家。西蒙诺夫到了美国之后发现，美国非但不颓废，若不从莫斯科观点来看的话，甚至不是西方国家。西蒙诺夫返俄后暗中写下美国不是颓废的。他将原稿交给《真理报》后随即被逐出“作家协会”，丢了乡间的房子，他那优秀共产党员的妻子也弃他而去，最后落得跟他剧本中那位美国特派员可想而知的下场一般活活饿死。
提纲念完，提问者往往噗哧一笑，我们便会说道：“各位也许觉得这出戏很荒唐，其实它并不比西蒙诺夫先生的《俄罗斯问题》所说的美国荒唐。两出剧都不好，个中原因也相同。”
我们这个提纲只引发了一两次激烈辩论，大部分时候都是在一阵哄笑之后改变话题。
基辅有个地方叫鸡尾酒吧，写的虽然是我们看不懂的俄文，发音确实是鸡尾酒吧，而且跟美国的酒吧无异。一个圆吧和几张凳子，以及几张小桌子，有些基辅年轻人夜里到这里，所喝的大杯饮料全叫鸡尾酒，而且全都是极不可思议的饮料。有基辅鸡尾酒、莫斯科鸡尾酒和第比利斯鸡尾酒，奇怪的是，都是粉红色，而且总是有浓浓的石榴糖浆味道。
俄国人调起鸡尾酒来，似乎认定成分越多越好，我们就喝过一种有十二种酒的鸡尾酒。我们忘了它叫什么，也不想记。鸡尾酒是很颓废的饮料，能在俄罗斯发现鸡尾酒吧，倒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而且，基辅鸡尾酒和莫斯科鸡尾酒无疑是我们所尝过最颓废的鸡尾酒。
在基辅的期限已到，我们准备飞回莫斯科。这里的人很好客，很亲切大方，很让我们喜欢。他们聪敏开朗、有幽默感和充满活力，在残破山河中重建新家、新工厂、新机械和新生活。他们再三叮咛：“几年后再回来瞧瞧，看看我们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