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现实主义，曾是中国进步电影的一种传统。陈凯歌的成名作《黄土地》和张艺谋《活着》、《秋菊打官司》等，也曾继承了这一传统，幷博得观众和国内外影评界的好评如潮。约从世纪之交开始，国产商业大片横空出世，总体投入远没法跟好莱坞相比，但大导演们纷纷跻身“亿元俱乐部”，雄心勃勃地要进军奥斯卡——浓烈的色彩，恢弘的场面，炫丽的特技，拥有中国电影记忆里最富丽堂皇、奢侈到几乎不可思议的场景。题材内容上却与社会现实、百姓认知渐行渐远，转向历史的演绎及武侠、魔幻主题，却不碰好莱坞屡屡触及的科幻及未来题材，创作的想象力仅限于古代。无穷无尽的误会，冤冤相报的寻仇，死伤枕藉的斗法；宫廷片充斥着各类权诈机巧，意淫着对权力、性和财富无限扩张的渴望。
奥斯卡颁奖典礼的音乐总监丹尼尔·沃克曾说：“《卧虎藏龙》让我们见识了中国古装电影，但后来我们看到的大部分中国古装电影，一直停留在皇帝和侠客等元素上，尽管画面漂亮，但缺乏新意。”结果是：纷纷折戟，黯然而归。在国内市场上，也大抵是尖啸着上天的烟花，热闹与华丽稍纵即逝，过后在广大观众脑海里一无所有。唯有让我们感动的是，导演们如此执着，败而不馁，铩羽再干，似有一股不拿下“小金人”就去跳昆仑山的劲头，“中国导演在为谁拍电影？”有媒体曾尖锐地指出，大牌导演都在为冲击奥斯卡拍电影，知名导演在为柏林、东京、戛纳等各个电影节拍电影，年轻导演为艺术拍电影，却只有一小部分没钱没门路的导演，在为中国观众拍电影。这个说法听着有些偏激，却是当下中国电影圈无法掩饰的现实。
一方面，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熏陶濡染，是重大的；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在塑造国民价值观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也是最大的。
目前社会生活里存在着诸多熟视无睹、众人趋同的价值误区，如：炫富现象和嫌贫爱富。各地房地产的广告里，“富人的天堂”，“贵族的豪庭”屡见不鲜。有的房地产商公开说：我的房子就是为富人盖的。富人不但实际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而且在话语领域，也敢于赤裸裸地藐视和数落大众。众多电视栏目里，教导怎么嫁给一个有钱人，“白毛女应当嫁给黄世仁，只要有钱，年纪大一些不要紧”。更有《非诚勿扰》中的炫富女，鼓吹“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80年代的时候，大众的偶像是陈景润、陆文婷、乔光朴一类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现在的大众偶像，只要看看各种媒体与街头上的广告，流行杂志的封面人物，即可判断他们是一水的明星，他们玉树临风、笑口常开地站在哪里，明言暗言着身上身下的某种奢侈品。明星和奢侈品之间，现在其实可以划上等号。
时下大众文化的浅薄、浮躁、搞笑、戏说，必然会造成国民价值观念的混乱，进而导致道德伦理的溃散。若人人视金钱为最高价值，看财富为人生成功唯一目标，人们相互之间必然以欲望相见，以利益相较，无从建立正常的信任合作关系，终将扭曲为相互猜疑、彼此伤害的关系。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与冲突事件，表层上有制度的原因，深层的原因则是文化的严重匮乏与价值的扭曲。
今天的“文化”虽然如江南四月的桃花、樱花一样到处怒放，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我们很少遇到温润如玉、耻于利重于义的谦谦君子，还有出自肺腑的大笑大哭，多见肝火旺盛、逐利敏捷如猎犬的朋辈，以及职业的面具，商业的面具，笑里藏刀的面具；我们在城市里罕见有古色味、天籁气、鸟鸣声，聒噪在耳朵里的是太多的搅拌机、推土机的声音。从北京到河南八百公里，沿途几乎看不到一棵树龄超过30年，全是些幼树，我们正在有计划地围歼自然森林，人造出地球上最大规模的水泥森林。我们的先人可为之沉醉的书卷气，也以愈来愈快的速度在消散，曾经门庭若市、经营有方的上海“季风书园”、“万象书店”、北京“风入松”、“第三极书局”、广州三联书店天河店、成都“时间简史书坊”等知名民营书店，近一两年里纷纷倒闭。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在其新著《低智商社会》里说：在中国旅行时发现，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书店却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于是，大前研一有此断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
今天的“文化”只是一个奢谈的字眼，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一种消费、一种娱乐、一种物质的东西。在我们的文明史上，一方面的确没有哪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代更繁华，物质更丰富，生活更方便；另一方面精神上却处于如此混沌不定、河翻鱼乱之中。如同狄更斯的《双城记》开篇一样，“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面前什么也没有，我们面前什么都有。”
今天，足以让国人担心与忧虑的事情的确很多，但没有哪一件事情，比起社会价值观的丧失而更让我们感觉在逼近危机的巨大阴影了。
当下，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中国面临的任务都很繁重，但没有哪一个任务，比起文化的重建来而更显迫切的了！
五 哈利·波特世界的迷幻中
撒切尔夫人最近说，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昔日的“铁娘子”说这话，虽是在批驳“中国威胁论”，客观上为中国解围，但主观上却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看中国。在她眼里，中国在强劲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即便“MADE IN CHINA ”遍布了全球每一个角落，但在精神文化的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国。中国的价值体系不可能参与世界价值体系的建构，在经济强国实现之后，中国人想要再奔文化强国，其距离大约与月球一样遥远。
可以感觉一种欧洲人几乎与生俱来的自身优越感，还有一种对东方的偏见，从撒切尔的骨头缝里冒出来。她的话虽狠，却也逼国人扪心自问：即便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据说十几年后将与美国比肩，中国之所以仍不能称其为世界强国，其要害在于一个真正的强国，不是靠卖服装、鞋子、玩具……给世界贡献多少GDP 就可以的。它还必须有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文化输出的力度，拥有影响和引导人类社会的文化力量。如果我们只有GDP的增长，而没有整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张扬，向世人展现的不过是个爆发户的形象。
中国历史上的确出现过这般世界强国的胜景。光芒四射、泽被天下的汉唐盛世就不必说了，在宋代特别是北宋的一个半世纪里，亦流动着学习和发明创造的浪潮：
这个有时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阶段，见证了考试制度的发展、新儒家思想的诞生、火药的发明、灰泥和雕版印刷术的使用、书籍的广泛发行以及数学、自然科学、天文和地理等学科的重大进展。其中大型纺织机的问世，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未能开辟一个类似英国数百年后经历的工业革命那样的时代，但其意义几乎不亚于后者。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文化修养最高和数学水平最强的社会，其发明创造也是首屈一指的。相比之下，欧洲的文艺复兴才姗姗而来。（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版）
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从神学走出，茫茫无路之际，《论语》等儒家著作中“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等思想，一度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等“人学”思想的来源。直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还指出，作为“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是西方人值得仿效、走出历史困境的“最好的国度”。此后，西方对中国的立场才渐渐由仰视到平视，再经历今日撒切尔式的俯视的过程。
有玩笑说，当欧洲人还像猴子一样在树上吃着野果、荡着秋千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用筷子吃饭了。并非玩笑话的是，在巴黎的人们还像到处可见的猪狗一样在马路上随意大小便的时候，12世纪的北宋首都东京（今开封），已是“举目则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你若不信，请自己看《清明上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