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自信与文化输出上，今天的中国，不但与古代的中国比起来有差距，更与太多国人念兹在兹的当下美国比起来汗颜不安。有中国学者将美国朝野齐心合力、花了很大气力，作为国策国脉向全球推行的美国文化总结为“三片”：一是好莱坞大片，在全球市场上所向披靡，战无不克。《泰坦尼克号》当年在全球创造了18亿美元的票房，在中国创造了3.6亿人民币的票房，打破了宗教、意识形态、文化、语言的隔阂，在每个国家发行都是冠军。《阿凡达》票房则超过10亿美元，比2009年中国所有电影的票房还要高。美国电影的生产量只占全世界的5%—6%，放映时间却占到全世界放映总时间的80%；二是肯德基、麦当劳里的薯片，美式快餐文化把中国的包子、油条、稀饭打得落花流水，中国千千万万孩子恍若一下换了一副肠胃；三是芯片，全世界都在使用美国的CPU，而windows则使得全球的操作系统都要和美国保持一致。现在又加上“太空片”——GPRS的定位系统，时下社会已经快速地装在了四个车轮上，开车若没有了定位系统，大概就等于当年红色娘子军失去了洪常青。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带着自己的博士生，在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花了3个月时间，做了一个调查：20世纪从鲁迅的“文化拿来主义”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究竟翻译了多少本西方书籍？答案是十万六千八百多册。20世纪西方世界究竟翻译了多少本中国书籍？结论是一千多册。十万对一千，差一百倍。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到一些亚洲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2004年，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694种，输出22种。2005年，对美版权贸易逆差是4000∶24。
王教授还了解到，国内一共有6家大的翻译出版公司，如中央编译、上海译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等。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30年庆典作为“成就”的数据为例：30年来，将33本中文书翻译成了外文，大部分是成语故事、唐诗三百首之类。从西文翻译成中文的书则有一千本。此外，从1999年到2002年，仅俄罗斯就有285个文艺团体到中国演出，同期中国到俄罗斯演出的文艺团体只有30个，相差10倍。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进口影片4332部，而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
倘若面对巨大的贸易逆差，商界定会为此惊惶惊呼，政府定会为此干预交涉，说不好，还有两国交恶、乃至点燃战争导火索的可能。但面对如此悬殊的“文化逆差”，国人不说春风满面，舞之蹈之，也是胸怀宽广，迎之纳之。
可以用数字统计的不过是问题浅层，深层的是面对外来文化的五花八门，咄咄逼人，国人对传统文化日益淡漠乃至疏离，很多人的行为举止、生活态度、审美趣味、生活时尚都不再是中国的了，洋人节大行其道便是一例。传统节日在许多城市越过越没有味道，春节的热闹反而不如圣诞，洋节甚至取代了传统节，过情人节不过七夕了。隔海窃喜的韩国人，2007年正式申请端午祭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言接踵而来，韩国还将申报“风水”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另有韩国学者说，汉字是韩国人发明的，孔子和女娲都是韩国人。韩国人是否要在全球逐步确立韩国传统文化凌驾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势？网络上顿时骂声一片，并纷纷建言：传统节日应该放假。这年底，国家出台政策：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中秋放假，春节长假从除夕开始。这一举措，意味着政府期待新的放假政策能让全体中国人得以延续传统文化的气息与精神。这一事件却并没有在理性上引起国民本应深入骨髓的“文化自尊”的被侵犯感。国内一些含英咀华的学者，学术方式也继续呈现出西方化，仍然按照西方的学术话语与范式来诠释中国的问题。校园内外，“中劣西优”的价值取向和“以西为师”的思维模式，因长期的影响和积淀，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年人的“集体无意识”。
可以说，经济上已雄起世界的中国，这十几年里，文化上与经济相比在世界上的地位还低得太多，流行的不乏“迪斯尼”的欢乐、还有哈利·波特世界的迷幻中，人们暂且不觉西风正紧。此种局面在国内将引发国人陷入因丧失文化记忆而导致的身份认同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重大文化紊乱与文化内在焦虑。
中国对外不能输出文化的结果，便是在投掷了大量的财力人力之后——2004年至今，仅中国在全球已建的孔子学院和课堂已超过500家；“中国形象”的自我认知，与外部解读之间仍存在严重脱节：中华民族素以为荣、曾闻名于世的智慧、勤劳、善良的品格，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智慧”往往被西方媒体解读为“重利轻义”和“过于算计”；“勤劳”被视为“无节制地盘剥”；“善良”被指作“缺乏担当”或“软弱可欺”。中国历来外交传统的精髓和基调，是崇尚和平、重文轻武、讲信修睦，可随着中国国力军力的增长，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换，“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如蝉鸣夏，不歇于耳。近年来的事态是，按西方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开始抨击（bash）中国，认为中国的行为过于独断（assertive），甚至有些侵略性（aggressive）”。
“中国形象”的自我认知与外部解读之间为什么总是严重脱节？
当然是由于西方某些政客与媒体的歪曲、挑唆，但倘若完全归咎于此，那么，与乾隆爷当年视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不屑眼光比起来，当代中国人的认知水准也高不了多少。如何重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兼具人类共同价值与时代主题的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打造中国形象水仙般的清正、凛然之气，雍容、谦和之姿，将燃烧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新时空下传承下去，当是这一代中国人的宿命，也是新一代领导人在如麻如山的国事中无可逭逃的首要抉择。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和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说：“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领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胡锦涛的讲话表明：执政党已经充分意识到，文化是国家的生命线，文化软实力不仅表明了大国崛起的文化身份，而且关系到和平崛起的国家文化安全。当代中国人必须在文化创新和中国价值的世界化上做出努力。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之下，适应着特定的形势和任务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党中央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国家形象的必然要求以及大力改善中国文化现状的必然要求。
中国实现现代化是曲折艰难的，但是相对文化创新而言还是比较容易。一位法国人在2000年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指出，在1820年以前，中国的GDP居世界第一。从1820年开始，中国落后了差不多200年。GDP先是输给了欧洲，然后又输给了美洲。但从1952年到2005年，仅仅53年，中国的GDP就增加了270倍。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的GDP总量是日本的1/36。不过过了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
但在这同样的30年内，与硬件相比，我们在软件上还远未建立起一套既继承优秀传统，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创新系统。中国当前并没有产生“足以影响世界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大国标志，只能是学术思想。”纵然依靠人口之利，运用巨大经济规模，一时亦能翘楚为物质生产大国，但依然是个小国，不能称之为文化生产大国。（王有容《学术中国之文化改革》）
在一个堂堂的文化大国中，文化是真正的灵魂，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之源泉，是综合国力之体现，是国家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定海神针。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新文化将必然体现在民族精神、社会状态、制度机制上，它理应多渠道、多角度、多形式、全方位地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伦理观念、风俗习惯、人生理想等，及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扬弃与革新。它对内能够提升中华文明的自信心，强化中国社会的向心力，在国家层面形成认同、共识，对不同阶层个体均有所助益，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并对生活、生态具有维护性，无论人文生态、教育生态、官场生态、学术生态、职场生态、环境生态、社会生态，皆能透射出道德的光辉，弥散出人性的关怀；对外能够有助于解决全球性问题，参与世界文化体系之构建，并因此产生新型全球化之文化体系，此外，至少在四个维度上可以厘清中华文化和世界的关系，即：
中华文化是什么，什么是中华文化。
这种文化给持有这种文化、与其血脉相连的这个国家、民族、社会带来了什么命运，是悲惨潦倒，还是一片欣欣向荣、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命运。如果带来的是悲惨潦倒，上一代人无奈经历了，下一代人就不会跟你玩了；
这种文化本身有没有让世界值得青睐、尊重、敬仰的独特魅力。所谓“魅力”，即是如钻石般传之于永远的东西，不仅有有效性，合理性，而且有正当性，正义性；
这种文化，以及和这种文化相伴共生的这个国家、民族，一旦走向世界，对人类关心的全球议题，能不能给出智慧，擦出火花，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任重道远，任重道远：为此可能得付出几代人的努力。
但没有别的选择了，这是唯一的选择——
当下世界其他文明的文化在中国已然是涛声阵阵，自身却还刚刚觉悟的中国，要努力打造自身的文化价值体系，散发出文明的活力，使中国不至于与一个百年机遇失之交臂——在当下世界文明的海洋上，有着海鸥追逐海浪般的自由，有着海风扑打船帆般的雄浑，走向镀满阳光的地平线一样的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