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是可怀念的。
留学生潮水般涌向东京，到了1905年，已经激增到八千多人。自费生特别多，他们比官费生少受羁勒，因此具有更加强烈的反叛意识。虽然对具体的武器和道路的选择，会有不少人陷于迷误，但是，即使是一时的鼓噪，对于革命形势的形成还是有利的。
这是一群可怕的人物。先后成立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其领袖和中坚分子大都产生在留学生中间。8月，孙中山联合这三个团体，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他们创办机关刊物《民报》，积极宣传推翻满清，废除专制，创造共和的主张。像这样一个以西方的政治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组织，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要颠覆的不只是一个皇朝，而是整个盘根错节的古老制度。濒临覆灭的恐怖，使清朝统治者必须倾聚成倍的仇恨和力量，扼杀留学生运动。他们试图借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掌抵挡这股新生的造反势力。
在晚翠轩，周树人每天密切注视着日俄战争和共和革命的动向；以少许的通信，在仙台和东京之间作感情的洄游，保持着一个革命青年应有的恒温。每到假期，就回到东京来，同朋友一起畅快地呼吸；然后，带着最新的信息，再独个儿回到北地森林里慢慢地琢磨。
应了陈子英的邀约，他丢下功课，一同前往横滨迎接徐锡麟、龚宝铨、范爱农等一行新来留学的同乡。来去匆匆。当他赶返仙台，一场更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已经在东京发生了。
11月1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一共十九条，从翌年开始实行。规程对留学生，尤其是自费生的限制非常严格，其中有一些伸缩性很强的文字，比如第九条：“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什么叫“性行不良”？是泛指堕落的学生，还是特指革命的学生呢？分明是设置陷阱，意在抓捕留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和危险分子。这是不能接受的。任何旨在阻遏中国革命的企图，都必须加以痛击，不管它是来自日本政府，本国政府，抑或来自它们共同缔结的神圣同盟。
自费生率先发起反对运动，他们串联了各校的留学生，分别召开大会，发表抗议演说。12月4日，弘文学院学生向各校发出关于集体罢课的公开信，八所学校立即起来响应。次日，三百名留学生聚集在富士见楼，开会商议具体的行动计划。会议发表严正声明，坚决反对文部省的命令，并制订了《学生自治规则》。规则呼吁各学校一齐罢课，针锋相对提出，以铁腕对付敢于破坏罢课的学生。6日清早，各校门前随即出现了纠察员，他们身佩左轮手枪和短刀，执行集体的使命。为爱国心所感召，7日，京都的留学生开赴东京，汇合到斗争的大波中去。
周树人接到弘文学院的罢课通知，但是，他没有做出响应的表示。
对于日本方面的态度，他并不缺少愤慨。重要的是，在他那奔涌的热血中，渗透着一种具有强大聚合力的物质——思想。他觉得，作为抗议，集体罢课不失为临时性的措施；但是，罢课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因被逼迫而主动放弃的是一个机会，一个吸收科学文化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并不是祖国的广大同胞可以轻易获得的。如果仅凭一时的冲动，那么，将可能失去一切。他仿佛有点悲哀地意识到，在同学的积极活动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广的消极的文化背景。在此以前，虽然他不时地为功课的挤压而苦恼，今天，却毕竟坚持着赶完最后一门课程。
反对“取缔规则”的运动不断高涨。一天早晨，在大森海湾的波涛里，突然浮起一具三十岁左右的男尸。
这是湖南学生陈天华。他曾经以雄文《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激动过千万国人的心；在斗争中，同秋瑾、宋教仁等激进派人物站到一起，力主留学生集体归国。但是，意见并没有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留学生总会的负责人也不肯出面负责组织。这个热血男儿，固然不能忍受日本报纸对于同胞的所谓“放纵卑劣”的污蔑，更不能容忍大家的软弱与涣散，便决心拿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次撞响警世的洪钟。7日夜间，他写好长达三千余言的绝命书，于凌晨投入邮箱；然后，带着一纸挂号收条，几枚铜币，一个悲壮而茫漠的希望，就这样自杀了。
几乎所有的日本报纸，都刊载了这个消息。
——死亡！又一种方式的死亡！这种死亡并非来自躯体内部组织的衰败，而是来自外部的无形的暴杀。周树人，一个医专的二年级学生在苦苦思索：这个无形的东西到底属于什么？灵魂？个人的灵魂还是国民的灵魂？社会？来自哪一个国度？日本还是中国？这仅仅是现实中的偶然呢，还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种方式实行自我完结？这是生命的一次勇敢的呈示，还是懦怯根性的暴露？什么是生命的价值？如果说这是无谓的牺牲，那么，留学生运动的真正出路在哪里？民族的真正出路在哪里？……
激烈得快也消沉得快，坚实的人往往属于沉默者。正当东京留学生发扬踔厉的时刻，周树人仍然辗转思索在痛苦之中。
12月下旬，他趁假期回到了东京。
生命与血，显然比文字更逼真，更生动，更富于鼓动力。陈天华之死把留学生运动推向了最高潮。这时候，归国人数激增，连盛极一时的弘文学院，也不得不关闭麴町、真岛、猿乐町的分校了。
在第一艘归国船刚刚开行之后，许寿裳等群起组织了“维持留学界同志会”，主张忍辱负重，反对放弃学业。从此，留学生分成归国和复课两派，展开了日趋激烈的笔战。每天，留学生会馆都有纠集在一起的人群，张贴海报，甚至互相辩论。反对日本文部省的斗争，开始转化为内部的大纷争。
在浙江同乡会的一次集会上，同样发生了两派的争执。
身穿男服的女校学生秋瑾率先发表演说，敦促同胞归国。胡道南等她说完，站起来表示异议。她便从靴筒里拔出倭刀，往讲台“咚”地一插，喝道：
“如果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周树人始终没有说话。
对于秋瑾，作为一个年轻母亲，能够冲破家庭的束缚而远游求学，无论如何是可佩服的；而且，在留学生运动中，她也的确体现了为传统的中国妇女所缺乏的勇气。但是，为什么一定得放弃官费条件而贸然归国？归国以后又将怎样行动？依靠谁来组织这样的行动？中国中国，中国一片荒寒，期待的只是饱满的种子。如果未及成熟便急于播种，谁能预料，到底会生长些什么？……
会后，他掏出一元钱，作为捐款交给了“维持会”。他知道，奉献非常菲薄，但也总算是反对冒进的一点象征性表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