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鄱阳文化的成熟期
我以前曾经说过，宋元两个朝代是鄱阳文化的成熟期。我为什么这样说，根据是什么？如果我们从大历史看，也就是说把历史的视角放大，看看长江流域的文化状况，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经济水平高于北方，文教事业空前发达，加上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重心，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南移，长江流域文化，才开始走进文化的成熟期。鄱阳地处长江中游地带，又与两宋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的长江下游紧密相连，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尽管有着得天独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但绝不可能高于或先于这个文化带，她同样只能同时或同步进入这个阶段。
我们知道，北宋政权是在公元960年太祖建隆元年正式建立的。这个王朝，是开国皇帝赵匡胤，用政变手段，从后周手上夺取的。赵匡胤原是后周柴荣的部将，他在将士的拥戴下，黄袍加身，当上了皇帝，演绎了历史上“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可是，北宋建立政权之后，并没有结朿割据分争的局面，直到公元979年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中原地区和南方才基本上统一。不过，这种统一是有限的。从全国范围看，北有契丹族的辽政权，西北有党项族的西夏王朝。此外，还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等不在宋朝的版图中。可就是在这种畸形格局下，形成了统治危机来自北方，物资供应基本上依赖江南的局面。这就使得江南地区，在人民加重负担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实际上就是文化水平提升的充分表现，所以说这也是鄱阳文化的成熟期。那么，鄱阳又有哪些具体的事情可以表明，她在这段时期的文化成熟呢？
我认为有至少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鄱阳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远的不说，以鄱阳州学为例，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的学徒，也就是生员达一千多人，居江西各地第一，由此可见当时鄱阳的办学规模。至于鄱阳乃至饶州地区，对求学的重视程度，鄱阳人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饶州风俗》中说：“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为什么会有这种风俗？我认为这是儒家教育观，渗透进人们思想的结果。“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了人们的追求。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教育的地位大大提高。两宋期间，江西有进士5442人，其中北宋1745人，南宋3697人。当时，江西有68个县，按平均数每个县应该是80个人，鄱阳占了多少呢？北宋56人，南宋59人，共计115人，按80个人的平均水平，鄱阳多出35个人。这时的鄱阳，不但有州学、县学、书院，还有私塾。这种教育结构，有如现在办学模式，不但有公办学校，还有民办学校。书院、私塾，就是民间开办的教育场所。可以说在两宋期间，鄱阳的教育触角，已经伸进了农村。南宋末，有位叫张采的人，他就是迄今有记载的，鄱阳开办私塾的先行者。
第二、教育催生了人才的迅速成长。在唐朝，鄱阳仅有吉中孚进士及第。两宋不同，不但有那么多的进士，而且还出了状元。这还不算，担任尚书、节度使的有5位，侍郎、刺史的3位，也就是说省部级的共8位；知府、郎中这些地级官员有10位；县级官员占进士比例的五分之四。更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在两宋朝廷任宰相、副宰相的25位江西人中，鄱阳又有两位。这些政治家们，不仅成为了两宋南重北轻文化结构的核心，更为加快鄱阳文化的成熟步伐，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以刻书和藏书为例，此前在典籍上，很难找到鄱阳刻书的记录，到了南宋不但始有官刻，而且还有私刻。官刻如：1165——1173年南宋孝宗乾道年间，俞诩饶州鄱阳郡斋刻本，范仲淹撰《范文正公集》20卷、《别集》4卷、《尺牍》2卷；1167年南宋孝宗乾道三年，有饶州刻本，范纯仁着《范忠宣集》；1186年孝宗淳熙十三年饶州刻本，陈襄着《古灵先生文集》；1208——1223年南宋宁宗年间，饶州鄱阳郡署刻本，史定之纂修《饶州志》两卷；有饶州刻本，赵士輵、耿延年编《皇朝考科录题名》；1223年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饶州鄱阳郡斋刻本，洪迈选编《万首唐人绝句》。私刻有李传叙刻本《晦庵续录》。这些刻本，不只体现了鄱阳印刷业的发达，同时折射出鄱阳刊刻技艺的很不一般。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就受到皇帝称赞。此外，从另一个视角看，书籍的大量刻印，对文化的发展作用极大。在藏书方面，据南宋着名词人、笔记体作家周密的《齐东野语》说：“宋承平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番阳吴氏……皆号藏书之富”。近代学者张金吾先生说：“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从这种文化现象中，我们可以窥视当年鄱阳的读书风气。
第三、两宋中重要的政治家在鄱阳的任职，给鄱阳文化的提升，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鄱阳人在叙述自己的历史时，总喜欢用“颜范遗风”来总结。何谓“颜范遗风”，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颜指颜真卿，范为范仲淹，两位古代有名的人物，他们都在鄱阳任过职，又都给鄱阳人留下了浩然正气。不过，历史对于颜真卿的评价，只是“唐大臣、书法家”这么个定语。而对于范仲淹则以“政治家、文学家”称呼。事实上，范仲淹对于鄱阳的影响，远远大于颜真卿。范仲淹的在州之北办学，20年后定出状元的预言，造就了彭汝砺的状元及第。当然，又正是颜真卿、范仲淹的政治品性，才给“苏武第二”的爱国者洪皓，以巨大的人格影响。尤其是范仲淹和及后在鄱阳任过职的王安石，他们的从政风格和民本思想，都给后来任过宰相的洪遵、洪适很大启示和教育。甚至可以这样说，从两宋起，鄱阳从政的人渐渐多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两宋时期鄱阳的文化，已经突破了隋、唐和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盲区。并为后来鄱阳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文化广纳和博取
对于将宋元定为鄱阳文化的成熟期，之中还有一个要的因素，那就是进入宋代以后，鄱阳行政建置和隶属关系的变化，以及南宋朝廷南迁的影响。又正是这些因素，才使我们有机会，广泛接纳和博取先进地区的文化，丰富我们自身的文明与进步。
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因素呢？因为我们的先辈和后来的乡贤，每谈到我们的文化，都习惯以“吴风楚俗”来概括。那么，吴风到底从什从时间，真正成为鄱阳文化的内涵？我想，两宋应该是重要时期。此前，我曾简单追溯了一下鄱阳从先秦到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的历史，从当时的历史进程看，除隋唐之外，鄱阳一直处在吴楚交融和吴头楚尾的环境中。其实，从先秦到汉朝的鄱阳，这块地方就是楚的属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设立36个郡，鄱阳属庐江郡，其时江西大部分地区属这个郡。不过，郡治所在地就在鄱阳，可以这样说，秦朝时鄱阳是江西的首府。进入西汉，刘邦废庐江设豫章郡，郡治由鄱阳移至南昌。豫章郡所辖范围，包括湖南长沙等大片地区，到三国东吴统治时，基本还是这些地方。唐初立十道，后为十五道，鄱阳属江南西道。五代十国杨吴和南唐时期，其统治的范围，差不多和三国孙吴相似。所以说在两宋之前，鄱阳一直归属楚文化带。我们知道，楚族源于中原，楚文明源于中原文明，鄱阳文化的基础，还是华夏文化。
公元997年北宋至道三年，太宗改道为路。公元1018年宋真宗天禧二年，江州（今天的九江）、饶州、信州（今天的上饶）、南康军（今天的星子、都昌）属江南东路，与长江南岸的江宁府（今天的南京市）、宣州、歙州、池州、太平州、广德军（均为今天的安徽所辖），共同为一个大行政区。这种状况差不多维持了350年，直到朱元璋建立明政权才结朿。
公元1127年北宋钦宗靖康二年，宋徽宗第九个儿子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天的河南商丘正式登位，改号建炎，这就是南宋的高宗皇帝。南宋偏安王朝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是种耻辱，但在鄱阳文化史上，还是留下了一份灿烂。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至少接纳了两个方面的文化，一个是中原文化，另一个是吴越文化。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这时候的中原文化较之先秦的中原文化，己经大相径庭。中原文化经过汉、魏、西晋、北朝、隋、唐等朝代，在数百年间的苦心经营，早己进入了成熟期。恰恰相反，长江流域的绝大部分地区，文化仍在发展阶段，而这个时候，广纳和博取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北宋到南宋，从文化需求看，这正好是长江以南的中下游地区，更大的补充与输入期。
先说两宋时中原文化的传播，我想有三个方面给鄱阳带来了提升：第一、语言。我们的语言，在两宋时得到很大规范，不但在语音上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语词上同样保留了很多的习惯用词。先说语音，成为乡戏的饶河调，至今的道白还是保留着中州音。中州音又称汴音，汴是指汴梁，北宋的首都，今天的河南开封。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当时的开封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汴音尤如今天的普通话，是全国的通用语言，所以为全国各地接收。众所周知，我国地大物博，语言较为复杂。洪迈在其《容斋随笔·南北语音不同》一文中说：“南北语音之异，至于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属，虽人所常用，固有不识者……”可见语言障碍给人们带来的诸多不便。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我们逐渐接受汴音的呢？当然不是像现在推行普通话那样，实行语言规范化。移民，移民是汴音渗入鄱阳方言的重要管道。元代虞伯生说：“故宋南渡，阻江以为国。鄱之余在江之东、西之间，重湖之表，郡完地博，土沃而民安，去临安近而无险，是以贵臣大家而居之。”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以前朝代的移民身份，那时多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这次不同，“贵臣大家”，有钱有势的，这对文化改变的力度，应该有明显不同。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习惯用语，至今与两宋“话本”的用字相同。比方说“官”字，有“老官”、“小官”“新郎官”，它们的词源，都来源于评话的“官人”；称姑毋为“姑娘”，脚跟不着地谓之“跕脚”，说他和指去为“渠（音且）”，说疟疾为“打脾寒”，带头为“牵头”，以及农村保留的习惯用语“日下”等等。第二、风俗习尚。先说饮食，面食在宋室南渡前，鄱阳并不流行，南渡后成为仅次于稻米的主食；春不老煮黄伢头鱼，这也与南渡后兴起的时尚菜有关。不过，当时的鱼不只限于黄伢头，菜也不是春不老，但毕竟源于菜齑煮鱼；再说节日，如寒食、鞭春、端午、七夕、重阳、腊八等，追根寻源，都与南渡有关。还有不少用具，我举一个例子，卖鱼的木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见过，45岁以上的人会有印象，以前卖鲜活鱼，用木盆盛水养着卖，不像现在用塑料盆。最早记载木盆的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里的东京指的就是汴梁。他在《鱼行》”一文中说：“卖生鱼则用浅抱桶，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叫卖”。这不和50多年前，鄱阳鱼贩子卖鱼同出一辙吗！所谓“浅抱桶”，实际上就是木盆。以前我们很多的家俱，都是用木料经过竹篾箍匝而成的，这种箍匝，犹如抱状，所以古人称作为抱桶。第三、宗教，永福寺塔的建造和延祥观之名。虽然，鄱阳有塔，最早始见于唐朝，但远远没有北宋时的永福寺塔；仙坛观在宋时称作“延祥观”，庙名与汴京的延祥观同名，总不能说它是沿用了我们的观名。
上面浅谈的是中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吴越文化呢？我认为这个时期，是我们接收吸纳吴越文化的重要时期。别的不说，我们有兴趣去研究下，洪适的“盘洲”和洪迈的蠙洲“野处”的相关资料，我想里面一定有不少这类的东西。在这里，我顺便谈点我对吴越文化的理解。
我们知道，吴地的先民是勾吴族，算是古百越族的一个分支。吴地开发较早，接收华夏文明的浸润较深，加上身处太湖流域平原，经济富足，生活安定，以至养成求稳怕乱的守成心态。越人的情况不同，他们处在山区与海岛的“地狭民贫”的环境中，这就迫使他们致力以奋斗求生存，冒险和开拓进取精神比较强。鄱阳纳入江南东道之后，因为行政隶属关系，与吴地交往无形中多了起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两宋时期，吴越有两个代表人物在鄱阳任过地方官。一个是苏州吴县人范仲淹，一个是温州乐清人王十朋，加上我们的洪氏父子四人，长期在江浙任官，在潜移默化中，吴越之习能不渗透进鄱阳的文化之中。
两宋时的社会经济状况
首先，我们从两宋时鄱阳的人口情况，看看当时的社会状况。宋代由于赋役政策造成的不良后果，《宋史》中的户口数，给后人带来了很大疑团，即人口的增长，户与口不能成正比。当时，鄱阳有户一万，人十三万口。然而，宋代在人口统计过程中，采用了主户、客户登记法。也就是说，凡是有土地的人称作为主户，不占土地的称之为客户。客户中大多数是佃农，一部分是贫民，而且主客户都在发生变化。太宗太平兴国时期，鄱阳的客户，约占人口总数的39·4％，到神宗元丰年间，减少了9个百分点。这种下降说明，丘陵山地得到开垦。但是，贫富差距还是很大，“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比方说，我们鄱阳有位叫甘绍的人，就“积财钷万”，结果遭到“群盗所掠”。尽管如此，农业生产还是比较兴旺。作物品种增多，耕作技术提高，仅水稻品种接近10个。那时候，鄱阳各地普遍栽培早稻和晚稻，不过是一季稻不是双季稻。除水稻之外，还开始种麦和五谷杂粮。因为粮食多，南宋高宗绍兴中期，知州程迈奏请朝廷：“蠲舟车征算，增米价以来远商”。这项免征车船税的建议，使得我们鄱阳一下子收到大米60余万斛。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鄱阳的粮食生产，己经非同一般了。否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是无法收到这些大米的。
茶叶在两宋时一度是鄱阳农业的主要产品，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九之二至三《中兴会要》所录，“户部左曹具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诸路州军县所产茶数：饶州鄱阳、浮梁、德兴十三万五千五百五十五斤三两”，这里不但特别标出了鄱阳，而且三个县的总量，已居江西各县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