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哲学所谓“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时间的和历史的存在”的困境，其含义是指人类的存在始终要受到生理的、遗传的、环境的和所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一句话，人类的局限性就在于人类存在的时间性。在西方的学者看来，这既是哲学，也是宗教的起源。
宗教起源于巫术，并经历了泛生信仰、泛灵信仰、多神教、一神教、世界性宗教等一系列由简单到复杂、同时存在的发展演变。宗教本身具有控制、整合社会，调节心理，提供意义等功能。自笛卡儿以来，人的心灵与外部客观世界之间的二元分裂现象就一直深刻地影响到思想、科技、哲学诸多层面，古代社会神人一体的超验传统遭到了破坏。简单地说，宗教原有的解决生命有限问题的整套方案，在西方近代哲学兴起之后，忽然不起作用了，哲学的中心集中到知识。但是，知识论研究一旦深入到人所受生理、遗传、环境、意识形态等各种“局限”之处，却发现人的焦虑根源是在于“时间”和“历史”的限制性，所以20世纪的西方现代哲学又以反笛卡儿主义为特征，“时间”和“历史”成为现代哲学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存在主义的哲学中，对人“存在的分析”，引发了对存在、时间本身的描述和对死亡的哲学思考，人的时间性问题几乎居于现代西方思想的核心地位。尤其是海德格尔，公开主张哲学重新回到希腊，回到前苏格拉底的时代。他把哲学描述成对死亡问题发出的回应，他认为“生存论分析工作的一切努力都在于一个目标：找到回答一般存在的意义问题的可能性”。（《存在与时间》）可是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不容易跨越生死之间的鸿沟，希腊哲学中也就无法找到消除时间局限性的办法。因为在西方哲学和认识论中，时间是无始无终的理性的一条直线，一切都在不停地消逝，除了时间与空间，没有任何存留的东西是永恒的，除了此时此刻的“现在”，一切都是历史。东方的古代民族文化和哲学对此却有一套解决办法，它们往往是以宗教和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用现象的循环往复出现，如“六道轮回”说，来富有情感地解释世界，使人们寄希望于来世，藉以化解“存在”的困境，保持在现世中宁静、容忍的态度。
瑜伽、萨满与神秘主义
“神秘”一词在现代宗教、哲学的语境中有负面的、超自然主义的、个人化的宗教体验的意义，Mysticism本身就是理性主义给那些“体验与神交往者”的行为和学说下的定义，在科学兴起后它就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今天的文化人类学更倾向于把“神秘主义”（Mysticism）当成满足某种心理需要、减少焦虑的一种手段。但是神秘主义在多数宗教中并不是指怪诞、玄妙，而是指神具有不可言说的秘密，需要修炼者自身通过仪式、象征、诠释来参悟。例如在基督教的神学中，“神秘主义”不是指怪力乱神的东西，其代表人物狄奥尼修斯在《神秘神学》中就告诉修炼者，不要将他们与神合一的追求告诉那些“以为靠理性力量就可获得对那隐于幽暗之中者的直接知识”的未入门的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神，更不用说告诉不信神的人了。
神秘主义的核心是通过修行（探究神所隐藏的秘密）而与神（上帝等）融为一体，所以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并不认为节欲内省的修炼是反社会、反人类的。荣格用超验的潜意识来解释宗教和精神病，认为人类时时、处处自发地产生宗教的表达形式，而潜意识与之有着内在的联系。荣格本人的哲学因而也被看成有神秘主义的倾向。
埃里亚德（MirceaEliade）在《不死与自由---瑜伽实践的西方阐释》一书中，围绕“不死与自由”这个主题研究瑜伽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原来的目的是为西方哲学提供东方文化解决“存在”困境的一种参照。他基本是以西方学者的知识背景来观察瑜伽的，其方法是采用现象学的方式，并追随荣格把宗教现象看成是与人类所希望理解的宇宙含义和潜意识的追求，认为两者都在神秘主义的历史中占有地位。尽管他不用诸如“野蛮”、“低级”、“落后”的价值判断，也还是说到：“（瑜伽）方法包括一些不同的技术（生理的、心智的、神秘主义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是反社会的，或者，确实也是反人类的。”他的理由就是瑜伽所要克服的欲望正是人类的本性。
意识是作为证见的，只有当意识摆脱了生理结构和时间性带来的局限之后，即所谓的“解脱”，人才能认识到“真正的、无法言说的自由”。而瑜伽（Yoga）就是通过修炼使人获得绝对自由的目标的技术体系。
修炼瑜伽坐关时，人的意识保持着连续，可以自如地贯通清醒、梦境、无梦境和Turiya四种状态，这种“连续的意识”能使瑜伽修行者体验轮回（Samsara）和解脱（Moksa），化解因时间的局限所产生的苦难。瑜伽派是婆罗门中的六个革新流派（即六师外道）之一，作为修炼的技术起源很早，在《奥义书》、《摩诃婆罗多》中都有提及。吠陀文化、婆罗门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不用科学分析的方式，而是从“梵天”发展出直观的哲学。大体上它以求真为基点，以求善观照社会，靠冥想理解客观变化。求真需要求知，这就形成了印度文化的“唯知识”的特点。现实世界中的“情”和“意”都会成为求真、求善的障碍，只有用冥想修炼的解脱技术方可破除，获得智慧。修炼的具体方法就是打坐、调息和专心冥想，因技术复杂，修炼者需要瑜伽师的指导。
和其他古代东方的文化一样，对鬼神的崇拜居于早期印度文化的中心，所谓梵书时代就是因四部由祭祀鬼神的仪式形成的吠陀经典为名。可以想见，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沟通鬼神的萨满和祭祷神明的祭司必定是主流文化的代表。与祭司靠世袭不同，萨满是以通灵能力取得社会地位。
萨满与瑜伽师也不同。瑜伽是以绝对的专心来获得平衡，它是印度的技术；而萨满昏迷则在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他们作为人神的中介（灵媒），体现了集体仪式的需要，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萨满是精通沟通鬼神的“昏迷（ecstasy）”技术的人。所谓昏迷的技术包括复活、招魂、特异功能和与动物沟通的通灵术等。既是人和神的中介，自然不以个人的解脱为目标。昏迷技术少数是魔法，多数却是在仪式中行之有效的心理暗示。世界各地的萨满都十分注重昏迷技术，用乐舞、各种致幻剂（药、酒、大麻、仙人掌、蘑菇、烟草、苏摩酒Somo）等来保证在需要时出现幻视、幻听。在仪式上，萨满对色彩、声音、舞蹈、法器都无所不用其极，这与瑜伽的修炼者要求绝对的纯净刚好形成两个极端。
在中国文化中，萨满就是巫觋。《国语·楚语》载楚昭王与观射父的著名对话中，说上古“民神杂糅”、“家为巫史”，自颛顼起，出现职业巫觋“绝地天通”后，才使民神各安其位。楚国的先君重和黎就是大巫。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证明了巫觋即为萨满。瑜伽也好，萨满也好，都以各自的技术来追求超时空的快乐。有趣的问题是，瑜伽的苦修和萨满的法力（密宗的金刚乘是为代表）源于吠陀文化，方向却迥异。两者间有借鉴亦有排斥；我国道家和道教一脉同源，也并不等同。两者间有继承也有差异。在萨满文化的背景下，印度与中国一样，瑜伽和萨满既可以看成认识自然的世界观，又可以看成追求知识的方法论。例如瑜伽和道家的调息理论相通，萨满教却又和道教同样地追求炼金术；道家以“无”为宇宙本原，而在瑜伽追求的最高境界“无种三昧”（nirbijasamadhi）是指无任何心智、意识的空白，均表现出了“知识”认识上的悖论。瑜伽的苦行是对婆罗门教的革新，老子要“绝圣弃智”，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同样是对巫觋文化的不耐烦，但是后来道教的丹鼎派和符箓派却把巫觋、萨满的花样发展得更加精致。问题的根源恐怕就是埃氏所指出的，社会存在着对灵魂前生和原初的极乐的信仰，“某些特殊的人---神秘主义者、巫师等等---能够把这种信仰转化为一种个人的体验。”瑜伽和萨满的汇合点就是处于“时间”和“历史”之外的神秘主义。在神秘主义中，萨满巫师的入定可以找回原初的自由与快乐，肉体短暂地飞升与神灵交流；“而得到三昧并成为一个生前解脱的真正的瑜伽行者，却能持续地享受这种无局限处境---即他已成功地完全消除了时间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