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跟我这儿念书的人，学通了的有七十七人。”这些都是有特殊本事的人。其中以德行见长的，是颜回、闵子骞、冉耕、仲弓；善于执政的，是冉求、子路；善于辞令的，是宰我、子贡；以文学见长的，是子游、子夏。而子张有点乖僻，曾参鲁钝，子羔愚直。
其中颜回，是鲁国人，字子渊，比孔子小三十岁。颜回曾经问孔老师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天下就都仁了。”
“克己复礼”，就是一种主动自我约束，主动愿意回到礼（制度章法）所规定的轨道，从而保障他人及自己的权益，实现一种对他人的仁。当时的“三桓”等卿家族势力膨大，向上欺负国君，把君臣间的礼都违背了。孔子要求他们“克己”，不要欲望膨胀，不要越出礼给自己限定的位置（权位），不要去欺负国君。而这样就能照顾别人（国君）的权益，就是仁了。仁就是顾忌自己的权益同时，也捍卫别人的权益。国君反过来对臣子也该如此。君卿都这样了，天下人就都跟着学仁了，君卿的等级秩序就和谐了，而这是孔子所根本追求的政治面貌（不是绝对的保皇）。这虽然是个难以实现的事情，但思路上倒也是对的。
孔子还评价颜回说：“颜回真是贤的。一个盒饭，一瓢水，吃喝这么简单，住在陋巷里，人都为这个郁闷，但颜回却自得其乐。”又说颜回：“颜回看上去很蠢，但从我这儿下课，回家复习复习，往往就发明出新的东西，虽然上课不怎么发言，但颜回不蠢啊。”又说颜回：“有人用他当官，他就去，没人用，就安心在家藏敛自己，那只有颜回和我是这样的啊。”既能好好出去当官，不当官也不眼热。
颜回二十九岁，头发就都白了，后来是早死了。孔子哭的很悲痛。后来鲁哀公问他：“您的哪个学生最好学？”孔子说：“有个颜回，最是好学，而且不迁怒，不二过（重复犯错）。只是不幸短命啊。如今就没有好学的了。”所谓不好学，可能是指对做学问不热心，而只是借之当敲门砖，更关心着当官。
闵子骞德行也不错，比孔子小十五岁。孔子说：“闵子骞真是孝啊，他对爸妈和弟兄们，那是没的挑剔了。”闵子骞也不爱当官，就是当官，也不肯事奉昏君。有人喊他来当官，他说：“你再来找我当官，我就去汶水上了。”汶水是鲁国北方边境，那就是要逃跑了。
冉耕，字伯牛，孔子也觉得他有德行。冉耕临死，孔子去看望他，握着他的手说：“这是命吧，这么好的人，却得了这样的病。”
仲弓曾经问孔子，怎么办理政事。孔子说：“出门，就要跟遇上贵宾似的，调用民力，就跟出席大的祭祀似的。让百姓在国中无怨，在家中也无怨。”总之是要恭敬谨慎了，最后把国家弄好，百姓无怨。
孔子觉得仲弓是有德行的，说：“仲弓可以使之南面。”意思是当国君的料。国君不需要太有能力，能恭敬有德就行了。
冉求比孔子小二十九岁，政治能力颇强，毕业后当了鲁国执政卿季孙家的家臣宰（大管家），这是孔子学生中，官做得最大的了。由于季孙主政，冉求实际是参与国事。季孙氏掌门人季康子问孔子：“冉求称得上仁吗？”
仁是孔子的最高要求，轻易不会以此许人，孔子说：“一千户的城邑，百乘的卿大夫家，冉求可以去治理它的赋税。至于仁，我就不知了。”又问子路仁不？孔子说：“跟冉求一样。”
既然如此，那就不是德行的代表，而是有政治能力的学生了。
冉求问孔老师：“听说了正确的道理，就要去履行吗？”孔子说：“是的，要去履行。”子路也问同样的话，孔子说：“你父兄都在，怎么可以你去先行这大道理呢？”意思是，父兄不愿改变，轮不到你去行之。别人奇怪，问孔子为什么对同一个问题，回答的不一样，孔子说：“冉求这人性格退让（后来也总由着季孙氏，对主子不能匡谏），所以鼓舞他前进，子路脾气太压人，所以教他退后些。”
看来，没有绝对的道理，要因人而办。
子路性子鄙陋，喜好勇力，子路曾经问孔子：“君子好勇吗？”孔子说：“义比勇更重要（难怪叫义勇军），君子好勇而没有义，那就会作乱，小人好勇而没有义，那就会当盗贼。”这里的君子小人，还不是后代的道德的概念，是地位的概念。
宰我是个善于言辩的人，他曾经就“三年之丧”进行诘问，问孔子说：“为父亲守丧三年，是不是有点过长了？君子如果三年守丧，不去搞礼了，国家的礼必然就坏掉了，三年不去搞乐了，国家的乐也崩乱了。年底人们重新钻燧取水，一切更始，所以守一年也就行了啊。”
宰我以孔子看重的礼乐，来攻击守丧三年之不合理。三年不从政，自然礼乐都顾不上，国家怎么搞啊。
孔子说：“如果不守丧三年，你对父母能心安吗？”
宰我说：“我心安。”
孔子说：“你心安那你就这么办。君子丧了父亲，吃什么好吃的，都没味儿，听什么音乐，也乐不起来，住在好房子里也难受，所以主动三年不吃大肉不听音乐住茅草房。你能不在乎，那你就这么办。”
宰我出去了，孔子说：“宰我真是不仁啊。孩子生出三年，才能免于父母怀抱，父母为孩子受了三年的罪。所以，三年守丧，是天下的通义啊。宰我对父母有这三年之爱吗？”
宰我看来是个功利主义者或者说布衣的实用主义者，对贵族的三年之丧的精神价值，不在乎，只是觉得不实用，对国和家的现实不利。若从实用角度看，他说的有道理。
从短期利益和眼前利益来讲，三年守丧，确实是愚蠢和耽误事。但是从长远来讲，三年之丧有它的好处。行三年之丧这种孝道，培养了人“慎终追远”的心态，能够思量自己的幸福和一切，都是父亲和祖先乃至从前的伟人和圣君给的自己，人们都能怀着感恩的心态，这样的好人，自然不会非要生产“有毒牛奶”和铬超标的“胶囊”了吧。对死了的人都怀着尊敬、留念和感恩的心态，对活人，当不至于为了谋利而不择手段乃至为了赚钱而漠视人命吧。
所以从理论上说，讲求孝道和三年之丧，虽然有点迂腐，但儒家的用意，也不是全无道理，它也许可以陶冶风俗，淳厚人心。只是用行政手段和社会舆论，强制来执行这个，就未必尽能收到儒家所期望的效果。所以孔子也没有强制宰我这一。不过，他说宰我是不仁的了。宰我这个不仁的人，不知后来有没有生产铬超标的“胶囊”，如果是那样，就真是不仁了。对父母都不怎么关心的人，能关心他人的健康吗？
宰我还喜好白天睡大觉，孔子检查宿舍的时候看到了，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涂）也。”意思是，白天睡大觉的人，是没出息的了。
后来，宰我做了临淄大夫，跟田常一起作乱，最后自己被灭族而死。孔子耻之。
看来，宰我最后终于是干出“不仁”的事了。对老爹都没仁心，对国君自然敢于作乱了。追求实际利益和功业，如果造反利益最大，就造反，于是就这样了。如同造假药利益最大，就造假药了。
另一个善于言辩的就是子贡了。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
子贡巧口善辩，孔子不太喜欢，常故意压他。孔子有一次问子贡：“你和颜回谁更行啊？”子贡说：“颜回闻一知十，我只闻一知二。”意思是说自己笨。大约子贡总被孔子说，而又知道孔子最喜欢颜回，于是故意讲自己跟颜回没法比。子贡并不硬跟孔老头子计较。
子贡毕业的时候，请孔子给自己做个鉴定，问孔老师：“您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孔子说：“你就是个器。”意思是说他太入世，是“器皿”，而不是“思想家”或者“政治家”。器皿就是只能有个功用，算是个专业人员，比如会编程序，会开汽车，会熬鲍汁凤爪。也就是念了半天书，最后只算是技校毕业。子贡问：“那具体是什么器啊？”孔子说：“瑚琏。”
瑚琏是宗庙里边给祖宗上贡时装稷米的物器，算是礼器，类似青铜簋，那在器皿里边，还是比普通铝饭盒高级的。所以子贡至少是个高级软件开发工程师。虽然不是“君子大家”，但也不错了。
子贡还喜欢做买卖，善于囤货转卖，家里资产累计千金。最后死在齐国。
以上就是孔子的徒弟中最知名的几个。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孔子的这些徒弟，在思想和作为上，已经与孔子有差距。那么他们传递的孔子教义，不可避免地会带上自己的思想烙印。我们想追求孔子的真思想，是不容易的。何况我们看到的对所谓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等）的解释，还不这些徒弟们亲手弄的，而是汉朝的儒者弄的，就更不敢说是孔子的原意了，这一点，后代如宋、清的学者，就开始批评汉儒，虽然宋、清学者也不是把握了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