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二十三，天刚亮，那头队里的屠夫刘伯伯就提着他的杀猪提篮过来了。父亲搬开砌猪圈的两块大石头，母亲提着空潲桶在猪圈豁口外，啰啰啰地唤猪出栏。父亲手拿一面簸箕站在一旁等候。
饿了一天的肥猪立刻做跳跃状，肥笨的身体一弓就跨出猪圈。饥肠辘辘的它嗅着母亲手里的潲桶一步一步走去祠堂门前的空坪。
父亲叫了堂伯和祠堂旁边的二拐子一起来帮忙。大肥猪很快就在屠夫娴熟的宰猪大法中停止挣扎。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又响起来，我连忙舀水加入猪血盆里。
被刘伯伯吹得胀鼓鼓的大肥猪现在看上去更肥更大。父亲提着已烧滚的开水壶淋洒着趴在两个木澡盆上的肥猪，淋完一壶，又装一壶接着淋。刘伯伯拿着专门刨猪毛的刀一下一下地刨，刨一会儿，手臂酸，他停下来洗洗沾满猪毛的手，从衣兜里掏出旱烟卷。父亲见了猛的喊我：“老大！去里屋抽屉拿包烟给刘伯伯。”
“嗯。”
我和二妹靠着屋檐下的木柱子看他们刨猪毛，这时候，见表姐夫柳云飞带着一个小伙子笑盈盈的走过来。柳云飞撸起衣袖，拿起搁在木盆里的刀，也有模有样地刨毛。刨一会，把刀递给身旁的那个小伙子。好陌生的面孔，是堂伯家的亲戚吗？他们俩有说有笑的轮流刨猪毛，不知为什么，刨猪毛的他们竟然还时不时的瞄向我们。心里开始觉得有些纳闷。
刨好毛的猪被刘伯伯用个大铁钩挂在靠墙的长木梯上，开膛破肚清理内脏，过了一会儿，半边猪肉被抬到临时架起来的门板上。这时候的母亲在灶房里忙碌地做杀猪饭，我坐在灶前的小马凳上帮母亲烧火。带弟和增增好奇地在外面看杀好的猪。
父亲的心情看起来很不错，他笑着对母亲说：“多淘点米，等下他们也留下来吃早饭。”
一锅新鲜的杂烩汤、两大碗辣椒炒猪肉、一大碗酸豆角炒小肠、两碗红红的辣椒末炒大白菜。热腾腾的杀猪菜一一端上桌，父亲出去请来帮忙摁猪的邻居二拐子和堂伯，四爷爷也一并请来。刘伯伯搁下切肉刀。他们几个弯着腰在门口石凳上洗手，父亲把柳云飞和那个陌生的后生也请进屋。
带弟和增增盛了饭夹好菜就围坐在火炉边，吃得津津有味。我端着碗就溜出去，主动去看住木板上的猪肉，我得看好，别让馋嘴的狗偷吃。窗户里面的他们，几个大人在饭桌那喝酒吃菜，客气地寒喧着。久不久，父亲喊道：“你们几姐妹，谁过来帮手添饭？”
你推我让的无人愿意去，父亲只好喊：“带弟，你来。”
母亲嗔怪地说“几只窝里鸟，出不得众。”
我在外边偷偷笑，还好我出来了。
过了一会儿，二妹也端着饭出来替我。已吃好饭的我把空碗放入灶房的洗米水盆，便进里屋烤火。饭桌上的他们还在吃吃说说。柳云飞一见我进屋，他也摞下筷子说吃好了。他进来里屋悄声问我：“你在广州有照片吗？拿出来看一下。”
“照片？有啊。”我拿出一个影集。这是我们姐妹俩这两三年去照相馆照的相片，整整厚厚的一本影集。他慢慢地翻看，看完了说：“表妹好漂亮，给我拿两张吧。”
“你要照片？”
“给他拿回家。”柳云飞用最小的声音说。
然后，他从影集里抽出他认为最好看的两张，塞进衣兜里，笑眯眯的步出房间。
吃饱喝足的他们一个个走出屋子，陆续有邻居过来割猪肉。父亲让我拿本子站在一旁记数，谁买几斤肉，给多少钱，赊账的更要写得清清楚楚，方便父亲计总数。父亲让刘伯伯给那个陌生的后生先称。小伙子谦让着说：“不着急不着急，先称给他们吧。”
父亲客气地说：“那不行，你这么远过来，当先称。”
刘伯伯切了几斤他指定位置的猪肉。他付钱时，父亲与他为了五毛钱的找零在那瞎客气地推来推去，小伙子推开父亲捏着零钱的手说：“五毛钱，小意思，不用找了。”
父亲手里的那张五毛钱的票子又塞进他手里，说：“亲兄弟明算账。该多少就是多少。”
“这么客气，还在您老家吃饭呢！五毛钱就不用找了。”
“吃餐饭算什么？你们一大早就过来帮忙刨猪毛。还别说和你屋里是亲戚，就算不是亲戚，吃餐家常便饭也没关系。”
这时的刘伯伯望着推来让去的他们，带笑的说：“吃饭是吃饭，找钱是找钱。该找的还是要找，年轻人这么客气？”
真搞不懂他们在客气什么呢？显得不好意思的他接过那张五毛钱，拎起他买的猪肉，腼腆的笑着讲一番客气话后，便朝着德英婶子屋后的小路那边走去。
我凑近母亲的耳朵小声的问：“刚才那个买肉的年轻人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他怎么没和柳云飞一起走？”
“他就是坢冲夏老师的儿子，干外婆说媒的那个。”母亲笑着低声告诉我。
“啊？就是他呀。那他今天来买猪肉干什么？”
“一来看你，二来也是让我们见见他。”
哎呀！母亲也真是，不早告诉我。丑死人了。还以为是堂伯家的亲戚呢？很奇怪的感觉，他就是晓芳的哥哥。心里庆幸着，幸好有二妹在，我们俩站在一起，或许他不知道谁是谁呢？这样想着，就觉得没那么尴尬。
下午，干外婆来了。她又在说给我做媒的事，父亲进进出出的收拾着杀猪后的残局。干外婆跟进跟出的一直嘀咕。嘀咕好一阵子，干外婆又迈进里屋来，把我叫到一旁小小声的说：“人还是可以的吧，做事很细心的哦，在家煮饭炒菜，灶台抹得干干净净嘞。他家是红砖屋，你也是晓得的啦。家里的粉刷都是他自己搞的呢。做事很勤快，你跟着他，不会吃亏。”
听到干外婆说搞粉刷的事，我想起刚上初中时，常听晓芳说，周末在家帮忙和灰沙、挑灰沙。她哥哥自己粉刷墙壁。我只是由着干外婆说，也不应她，也不说什么。她看着沉默的我又说：“你爸爸嫌他年纪比你大几岁，又嫌他个子矮。男的大几岁有什么关系，人家大十岁的都有。个子矮点与你才般配，你个子也不是很高，个子很高的和你也不一定相配。他爸爸也矮，可对他妈妈很好的嘞。他爸爸月月领工资，将来退休也有退休工资，老了也不用你们负担。你自己的婚姻大事要自己作主。”
我想起他爸爸曾经是我的物理老师，又想起与晓芳过去的不愉快，心里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如果真的那样，天哪！我该如何面对？如何面对我的物理老师？如何面对同桌的晓芳？就这两点都令我很为难。我和晓芳之间的事，我也不方便说。不知道晓芳在家是否有提起过呢？
“我要给我的老师当儿媳妇？这……”我不知道怎么说好。
“这有什么关系？夏老师一听说是你，举双手赞成，说你读书好，人也老实。她妹妹也赞成。他妈妈就没见过你。”
我的脑袋里有些乱，理不过来了。我总想着老师变家翁？同桌变姑姑？这实在转不过弯来。
“他们家都准备好了，已择好交手巾的日子。要是你同意，就二十八过来。”
交手巾，以前听说过八英交手巾，梅表姐处两次对象，交两次，退一次。今年初，琴表姐也交手巾。只是听说过，也没亲眼见过。现在，我的这一天也要来了吗？交手巾到底是怎么个交法呢？有点期待又有点害怕。交了手巾，就算是正式处对象。
结婚好像还是很遥远的事。
干外婆絮说半天，又去找父亲。她跟父亲说二十八来交手巾。父亲一脸疑惑，“这么快交手巾？我们家谁答应的？”
转头没好气地问母亲：“死蠢婆！你同意了？你要把女儿这么早推出去？”
“我没答应，我哪有说同意？不晓得，你问老大。”母亲否认地说。
“我也没答应，是干外婆自己说的。”我说。
父亲望着已离开的干外婆，凶巴巴的说：“还强行做媒，这是要强迫我们吗？太不像话。”
见父亲这么生气，我们也都不敢说话，两个小妹妹也变得安静。
过了一会儿，父亲对母亲说：“三八货！你明天和老大去隆市，送些猪下水去。也顺便把做媒的事说一说，看看她们是怎么个意思。刘华说明年带老大去顺德找工作，是不是他对我们家老大有那个意思？和他们通通气也好。”
母亲嗯嗯地应着。我听了父亲的这些话，觉得莫名其妙，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可是亲老表呀。
自从初中毕业后，村里拿我开玩笑的阿婶阿婆也不少，那头队的老媒婆王老婆婆就说把我配给大我八九岁的和平。又听她们说波崽的小叔叔愿意倒插门，不过她们说，是二妹就行。要是我，他们家还不肯呢。这些饭后闲谈传进父亲耳朵里，气得父亲面红脖子粗。
“有什么资格挑我的女儿？大十来岁的老单身汉，都娶不到老婆的人，有什么资本挑三拣四？居然还嫌弃我家老大？老大怎么了？哪点不如人？”
我心里很明白，她们在说什么。是啊！九七年那场病，村里人多少都有点避忌，当面不曾说我什么，但背后呢？
原来我也是她们眼里的病人。想起这些，心里隐隐作痛。
姨父和姨母听了母亲的叙说，并未有什么反对的意思。姨母只是疑惑：“夏老师的大儿子应比刘琴还大一岁。”她想起她们结婚的那时候，姨母想了好一会儿，肯定地说：“比刘琴大，不过男的大六七岁也无所谓。”
姨父说琴表姐结婚时，去过一次他的老工友夏老师家里。
“房子是红砖房子，还有一套红色的新家具，应该是给大儿子结婚筹备的。”
姨父分析了夏老师的家境，他似乎也很满意这桩亲事。姨母也不反对。
只是，如果我们真的同意，交手巾那天，他们也不打算回去。
看着挺个大肚子的琴表姐，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母亲问：“什么时候生？”
“快了，预产期就在正月初三四呢。”
“哦，胎位正吧？”
“检查了，都正常。”
听琴表姐说华表哥要大年才回来。母亲笑了笑，说我们正月初三来拜年。
我和母亲坐了下午的班车回家，父亲询问今天在隆市的情况。他听了好像有些失望。
“肯定也是介意老大那场病。唉！问过就明白了。”
看父亲这么失然的表情，我笑着安慰父亲：“没关系，我也没那想法，而且也是近亲。”
现在的我不是好好的吗？他们她们为什么就那么介意过去的事呢？
想起那个他揣着我的两张相片那开心的样子，平静的心田不免泛起一圈圈涟漪。他，借着割猪肉来察家的他，是我的白马王子吗？我心里幻想无数次的那个他，就是他吗？可是父亲坚决反对的哦！二十八，年二十八，还有三天。他会来吗？
心里有某种期待，却又有些担忧。具体在担忧什么呢？又说不清楚。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内心充满矛盾，不知该怎么办？唉！不想了，看缘份吧，看老天爷怎么安排。
二十五，父亲，母亲和我。三人一起去蒸市街上赶集买年货。母亲带着我去供销社，买了一对鸳鸯花纹的枕巾。只是预备着，不敢告诉父亲。成了就交这个为定，不成就自己用。关于交手巾的事，我也从未亲眼见过，也搞不懂双方到底是交什么。干外婆贴着我的耳朵细声说，买一对枕巾就行。
我问母亲以前与父亲相互是交换什么，母亲说早就忘了。
回到家，趁父亲不注意，悄悄地把装枕巾的红胶袋藏进木衣柜子里。心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我又做了一次小偷。
阴冷阴冷的天，暖暖的冬日是那么珍贵，只是晌午时分才现一阵，又躲进灰色的云层。父母亲继续忙过年的一些琐事。我们四个围着煤炉，盖着一件母亲的旧棉衣烤火，身上暖烘烘的，坐着就不想动，这样一坐就是一下午。
晚上，我们四姐妹钻进被窝里，嘻嘻哈哈地用冰冷的脚互相蹭着玩。
躺在那边床上被窝里的父亲说：“明天二十七，松家冲的人真是搅心。老大！你真愿意……”
父亲一点睡意也没有，絮絮叨叨，絮絮叨叨，一直说个不停。听久了心里烦死了。
“不知道，唉！算了算了。不交就不交。不嫁了，在家里打一辈子工算了，谁也不嫁。烦死了。”我不耐烦的说。
父亲听到我如此不耐烦的回答，他也很生气。
“这叫什么话？谁让你在家打一辈子工？只是你还小，带弟和增增上学，想你迟几年再处对象，多帮帮家里。他家肯定是急着结婚，大你六七岁哪。”
“知道了，知道了。你明天去干外婆家辞了吧，叫他们不要来。”
父亲见我的语气软下来，他也放心了。
“那好，明天下午去。”
唉！终于可以睡觉了。
二十七的傍晚，父亲急匆匆去干外婆家。
回来时，我很着急的问：“怎么样？辞妥了吧？”
“反正我是辞了，要他们打电话给坢冲。”
这是辞妥了么？也没个准信呀。心里乱乱的，有些害怕明天的到来。明天，明天会是什么样呢？父亲会和他们吵架吗？到时一定很难堪。我这样揣测着。
二十八，这个不平常的日子，令我的心乱了好些天的日子。
睁开眼，窗外已大亮，我恋恋不舍的钻出热乎乎的被窝，拿着冷冰冰的衣服赶紧套上身。把屋里屋外仔细的扫个遍，屉柜上乱糟糟的也赶紧整理，摆放整齐。中间屋里空着的木床上，也叠放整齐，门后角落的扁担、锄头也紧靠墙壁竖得整整齐齐。
一番收拾下来，屋里看起来亮堂不少，只是挨着灶房的屋子里，楼梯下一大堆煤渣，母亲说要留着来年暖谷种，不让清走。烧柴的土灶空置着，现在煮饭炒菜都用煤炉。木板楼梯上放着油罐盐罐，锅盖铲子，感觉乱乱的，也没法收拾。母亲就觉得没什么，她说我们家就这样，能怎么弄呢？
我拿出小镜子，细细端详着镜中的自己，碎碎的留海刚刚齐眉，恰好遮住有些稀疏的眉毛，脸上的疖子疤也完全看不出来，不需施一点脂粉，却也照样眉清目秀。大大的眼睛更添几分自信，在厂里的这三年，我长高了，皮肤也变白净，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又矮又小的丑小鸭。左右晃动着小镜子，打量着夹在后脑勺的花发夹，手指梳了又梳有些少的麻雀尾巴似的头发。青蓝色的麻料外套，脖子上围着新买的白色碎花小围巾，黑色的西裤，黑色的厚底皮鞋。虽然这身衣服不够时髦，但看起来也利索大方。嗯，就这样吧。
怦怦乱跳的小心脏，无法安静地坐下，这屋踱去那屋，眼睛瞄着格子窗外的小路，耳朵也敏锐地听着祠堂门前的声音。会来吗？今天会来吗？虽然父亲去推辞，但是干外婆说得那么肯定，父亲的临时推辞有用吗？如果他真的对我一见倾心，那肯定就会来。真来，父亲会怎样？我是不敢点头，看父亲的意思吧。随缘。
八点多钟的时候，父亲说，这么晚了，没来就不会来了吧。母亲说，不来，我淘米煮饭了。
刚说完两三分钟，母亲上楼盛米还未来得及淘洗，就听到祠堂门口响起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好响亮，这起码是一箍大地红的鞭炮，一直响。
父亲说：“肯定是他们来了。”虽然父亲一直不赞成，但也不得不拿出一箍大地红走出去。
我站在里屋，透过窗格，看见好几个挑着箩筐的一行人朝我家走来，四爷爷也闻声跟过来。父亲向正在玩鞭炮的小安弟借香火点燃那箍大地红。干外公、干外婆来了，晓芳的双胞胎姐姐晓静来了，他也来了，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子。三担箩筐放在挨着灶房的屋里。门栓上挂着两尾大草鱼，鱼嘴的草绳子里夹着红纸片，箩筐里也盖着红红的红纸。母亲连忙喊躲在里屋的我和二妹赶紧拿杯子倒茶，父亲就和他们互相敬递香烟。看着满屋子的人，我有些慌乱，堂伯也进屋来，满脸笑着说恭喜恭喜。他们在中间屋里围着八仙桌吃茶敬烟说着客气话，父亲也陪着笑脸招呼。刚坐下的干外婆起身出来，她对母亲说：“舅母娘！赶快把网兜里的鸡放出来，憋久了不好。”
母亲掀开箩筐里的红纸，提起绑着翅膀和双脚的一对鸡，拎到灶房门口的地上，解开绳子，母亲惊呼：“母鸡不动了，恐怕是死了。”红毛大公鸡被关进鸡栏，黄毛母鸡却一动不动，母亲掰开它的嘴喂水，还是不动。父亲闻声走过来，望着地上的死母鸡，脸唰地就拉下来，阴沉沉的比这阴冷的天空还要冷，很不高兴的说干外婆：“我都专门去辞，干外婆你没打电话与他们家讲明白吗？你看看这叫什么事？刚来，就一只死母鸡，这是什么意思？”
母鸡死了，不祥的兆头，父亲的心跌到极点。他更担心，更不赞成。
干外婆忙解释，他们也都过来看到地上的母鸡，也慌忙解释。
“一大早就捉好绑得太紧，又憋了这么久。”
“恐怕是故意的吧，故意送只死母鸡来我们家晦气。”父亲怀疑地问。
“那不是，绝对不是。”他们几个都极力辨解。“怎么可能？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大家都高兴。一时大意。”
不论他们怎么解释，父亲依旧面色凝重，眉头紧锁。
我也觉得大事不妙，怎么会在这节骨眼上出这样的事呢？父亲肯定是为我的将来担心，一公一母的一对鸡，好端端的却死了母鸡，父亲肯定是联想到我不祥的未来。
他们在屋里说个不停，这时邻居刘燕的父亲也来凑热闹，他笑呵呵地进屋说恭喜。
父亲又从头到尾把干外婆做媒的经过一五一十当着众人的面说一遍，把我们家的实际情况也讲得清清楚楚。说我们不敢高攀，门槛没他家门槛高。
干外公干外婆就嗯嗯地一一回应。干外公堆着笑容打圆场：“舅舅！你看来都来了，也是一片诚意，大家原来也是沾亲带故，现在就更加亲上加亲，是好事是喜事啊！你说的，他也听到了，会帮忙一起照顾两个妹妹。这个你放心。”
他的叔叔也笑着说：“以后做个新门槛就行。”
我在里屋听得一头雾水。他们商议好一会儿，父亲提出我们家的种种困难，他想让他们知难而退。
可是，挑着箩筐，放着鞭炮喜气洋洋来到的他们怎么好意思就无功而返呢？他们也落不下这个面子。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无论父亲说什么，提什么难题，他们都答应。父亲也不好硬赶他们出去，只好听干外婆的指示，让母亲拿来家里长方形的木茶盆，要我重新斟几杯茶，端给他叔叔，他堂哥。端茶给他的时候，他接过茶，在茶盆里放了一个大大的红包。
我退回里屋，红包放在电视机前的柜子上，拿着木茶盆放到外屋的碗柜下。干外婆跟过来低声对我说：“那个红包，你赶快收好呀！现在人多手杂哦。”
我立即步去里屋，收起那个鼓鼓的大红包。他从衣兜里拿出一个精致漂亮的小布袋子，说想现在就亲手帮我戴上金項链。干外公马上就笑着说：“你看这年轻人多懂事，比我们还想得周到，这可是他自己早就备好的，我们都不知道哪。”
父亲带笑的说：“还买了金項链？那你戴吧。”
他一边拉着小布袋的拉链，一边笑着走到我身边，拿出一根黄灿灿的心形吊坠項链戴上我的脖颈。然后把那个小袋子也塞到我的手里，小声的说：“收好它。”
金項链，我也有金項链。这出乎我的意料，我坐到外屋的火炉边，七岁的小增增盯着我的脖子看，嘴里就缠着问：“怎么没有金耳环和金戒指呢？琴表姐有金耳环金戒指，也有金項链。大姐姐怎么才一样啊？”
天真可爱的增增稚嫩的声音仍旧一遍又一遍地追问，我们几个都把手指竖到嘴边对她小声的：“嘘！别出声。”
好奇的增增仍是更小声的问着，我们尴尬的笑着不回答她。
干外婆叮嘱母亲煮六十六个红鸡蛋，把箩筐里的礼物也对半着分成两份，一份给他们退回去，一份留下。母亲弄好这些，就赶忙做饭。
等他们一大桌子人吃了早饭，又斟一轮茶。客气地说了一会，他们就起身准备离开。父亲又抱出一箍大地红，刘燕父亲和堂伯很主动热情地挑起箩筐迈出我家门槛，一路送他们去到祠堂前。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一阵接一阵，响了许久。
父亲送着他们下了祠堂前的石阶就折转身回家。笑着说：“辞也还是辞不掉。今日也是凑巧，我拿鞭炮没打火机也没火柴，正好碰到小安弟玩鞭炮，向他借的火。一对鸡，死了母鸡，本来也是万分不好的预兆。谁知倒添了不请自来的刘燕父亲，也算是添丁添喜，希望老大以后没什么事才好。今天的巧事也是多。”说完这些，父亲忍不住问母亲：“今天他们挑了些什么礼物过来？”
母亲指着自己家的箩筐说：“都在这里。除了鱼、肉、鸡全收，苹果橘子都对半退，两条白沙烟退一条，两对金六福的酒也退回一对。还煮了六十六个红鸡蛋。”
父亲望着箩筐里剩下并不多的水果问：“就这些啦？咱岭水村少说也有六七十户，就这些也不够派送嘞。我都说他们家小气的啦，明知道这么大个村。人家以为挑了三担，好多东西。也就挑着显摆，好看？实际就这么点东西。”
“不够派送就不送。”母亲说。
“死三八货！水果这么少，你还蠢到退一半回去？现在还有五斤吗？松家冲一口一个说作准备，作了什么准备呀？”父亲又瞥一眼箩筐，责怪地说。
“现在村里男的女的处对象都兴派送水果、饼干、喜糖。这回又要听她们讲闲话，说我们都吃进自己肚子里。”母亲苦笑地说。
是啊！又有闲话听了。现在的人越来越爱面子，不管男的女的一旦交手巾，第二天傍晚准是母子或母女挑着一担糖果挨家挨户派送，我们也收过好多次。是干外婆欠考虑。这样一来，父亲母亲脸上也无光。我也觉得羞愧不已。
父亲让我拿出那个大红包。
“老大！拆开来看看，看夏老师家有多大方呢？”
我从衣柜里拿出红包放在床上，打开包着的红纸，里面一沓钞票，还有一封红包。我数了数红包里的票子，递给父亲说：“这一千二百块是给父母的红包。”我又掏出衣兜里的两封红包说：“这两封六十块是给隆市和氽冲的。”
父亲扳着手指数：青花、带弟、增增、四爷爷、干外公、伯伯、大娘、舅舅。刚好是八封红包。
“你们的都是六十吗？”父亲问妹妹。
“都一样，是六十。”三个妹妹齐声应。
“哦。”
我和二妹一起数那沓最厚的票子，那就是我用一对鸳鸯枕巾交换的手巾钱。他们都站在床边看着我们俩数，一会数好了。大红包六千六百块。今天的数字都跟六有关，他们说，预意六六大顺。连酒也是金六福酒，也带有六字。
想着这些天的前前后后，确实不顺，今天还出差子，差点就黄了。顺，顺就好。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把红包交给父亲。
六千六百，这个数字并不算多。这两年，听闻交手巾，有的人都两三万，水果也比这多得多。因此，父亲没有高兴的表情，他心里始终无法接受这桩亲事，他还在埋怨干外婆。我也没有异常兴奋，只是有些稀里糊涂的就成了他的未婚妻。有点像作梦，作了一场糊里糊涂的梦，至今脑袋里还乱着，理不清头绪。
二十九的早晨，他又来了，他来送年礼。
父亲估摸着这么一大早，他准没吃早饭，要母亲赶紧下碗面条。他就笑着推辞说：“不用不用，吃过了，不饿。”
“哪有这么早吃的呢？赶紧煮。”父亲吩咐。
很快一大碗面条就端上桌，他用筷子夹着面条歉意的说：“爸爸！您也一起吃吧，这实在是太多，吃不了。”父亲看他真的不动筷子，只好喊我再拿个碗来。
母亲也真是特大方，一大碗满满的面条里藏着三个荷包蛋。可不，把他给吓着了吧。我在里屋偷偷抿着嘴笑。
吃完面条，父亲又喊我：“老大！你削个梨给他吃呀！”
“爸爸！不用不用，刚吃饱。”他有些难为情的笑道。
“我不会削，削不好。”我有些不好意思。用大菜刀削梨，这削不好，怎么拿出手呢？
父亲见我不去，又喊：“老二！你去。”
二妹只得乖乖的削好一个梨递给他。父亲热情的笑着说：“吃吧，吃吧，这也是你昨天送的梨呢。”
父亲出去了，屋里就剩下我们姐妹和他，围着煤炉烤火。他问我这个又问我那个，又低声的征询我：“明年去哪？初几走？”
“明年随华表哥去顺德呢，还不知道初几走？”
“不要去顺德了，跟我一起去深圳好不好？”
“去深圳？去深圳干嘛？不去。”我垂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小小声的回答。
他看着我，继续说。火炉上的旧棉衣底下一双陌生的手不安分的拉着我的手抚摸着，我看看正笑着望我们的带弟和增增，有些害羞地想抽回我的手，谁知他却死钳着不松手。生怕动静过大，惊到她们俩，只好佯装着烤火。
做早饭的母亲在灶房喊我，这回可算是脱手了。原来大锑桶没水，母亲喊我挑水，我叫上二妹，挑着桶出门。窄窄的田埂，又湿又滑，来来去去的脚印踩得更*****挑着空水桶尚且走得这么不易，等下挑满水该怎么走呢？脚上的厚底皮鞋也是滑滑的感觉，挽满水桶，小心翼翼的迈着步子，许久未挑水，何况这还是大锑桶，好重。
走了一段，肩上的槡树扁担压得后颈动也不敢动，想换肩只得停下来。湿滑的脚底，沉重的锑桶，走到河边台田埂时，一不留神，脚一滑，身子往前一倾，失去重心，人和桶一齐栽进水田，幸好水不深。水桶翻了，一身泥水的我，狼狈不堪地上田埂，看着倒泻无遗的井水，欲哭无泪，一肚子气却无处发泄。只好重新拿起扁担和桶折回水井边，二妹忙洗桶，我就双手掸着衣服上的泥水，揩去脸上的水滴和草屑，洗洗皮鞋边的泥巴，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等回到家，继续拿块毛巾摖摖摖。他知道后，望着我说：“冷不冷？赶紧换衣服吧。挑水叫我呀！”
“没事，摖摖就行。”我平静地回应他。
东拉西扯的闲聊着，他又要看我们的影集。看着看着，抽出来两张相片对我说：“这两张送给我吧。”
“你不是已经拿了两张吗？”
“这两张也要，拿回去给他们看，我自己也随身兜两张。”
晌饭后，他要回家，父亲让我送送他。我们一前一后地步向德英婶子的屋后那条小路，默默无语的走着，一直走到少清伯伯的屋外转角处，他停下来说：“你回去吧。”然后从胸前的衣兜里掏出相片在眼前晃了晃，笑着说：“我要天天看着她。”
那个扭过头回眸一笑的他，就一直烙在我的脑海里。驻足目送他步上后山的小径，直至那个穿着灰色夹克的背影消失不见。
二十八交手巾，二十九送年礼，大年三十的下午，谭会计的小孙子来到我家门口喊我接电话。我很纳闷，这个时候谁会打电话呢？突然脑袋里闪一下，肯定是他吧。拿起电话喂了一声，电话那头还真的是他。
“干嘛呢？打电话有什么事？”
“……没事……就是想你了……”
“……不是昨天才见过吗？……”
“……又想你了……相片就在枕头底下，老看，看得睡不着……”
这么肉麻的话他也能说出口，我拿着电话无语，等他说，他也结结巴巴的不知说什么好，顿了半天，我说：“没事，就挂了。”然后，他说：“好吧！有空再打给你。”
我很想对他说，没什么事就别打，浪费钱，我接一次电话还得一块钱呢。要不然，小谭平咋那么勤快喊我呢，但我说不出口。挂了电话，心里漾起一股莫名的甜蜜暖流。他家装了电话，想打就打，很是方便。小谭平就一天两次的往我家跑，下午跑，晚上又跑。被他这莫名的无聊电话给折腾的无语。每次小谭平都说，你走快点，电话还没挂的呢。我急冲冲的奔去电话机旁，接了电话，电话那头喂了一声，却总是沉默着不说话。
心想着，至于吗？老打电话干什么？初二就要来拜年，才两天而已，家里有电话就打着好玩吗？可知道我老塞钱给人呢。
无雨无雪的新年，虽然觉得寒冷，但也干干爽爽，这样的新年又给人添几分新意。年初二的早晨，暖洋洋的太阳公公也偷懒，都八九点钟了，它还不肯露面。可我家的屋外却响起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穿着灰夹克的他提着礼物来了，一副神清气爽、满面春风的样子。一见到站在门口燃炮相迎的父亲，亲热的连声喊着爸爸，爸爸，嘴里冒出一连串的拜年吉祥话。
母亲连忙端出家里的团盒，又赶忙数四个鸡蛋放入小锅里。
这个才定亲几天的准女婿，一口一声爸爸，一口一声母妈，喊得那么亲热。父母脸上都挂着笑容。父亲陪他坐在八仙桌那喝着热腾腾的红枣茶，有些惊讶地问他：“晓剑！你今天不去石冲老屋？不去你外公家吗？”
“我父母他们去了，今年是头年，他们让我先来给您拜年。”他笑着解释。
“哦，你外公是老长辈，应先去。”
“没关系，外公知道我定亲，也很欢喜。不会怪我。”
听父亲这样子问他，这让我想起父母亲，他们的新婚那年，老固执的奶奶。他们为了年初二先去哪家拜年，大年三十的夜晚还闹矛盾：奶奶非让父母先去她的娘家拜年，而父亲就想先去氽冲的外婆家。气得奶奶新年初一不起床备团盒，也不煮鸡蛋。母亲抱着我去到床前撒娇喊奶奶，奶奶还用被子蒙着头不搭理。逼得父亲只好应允她，奶奶才肯起床。这些陈年往事，母亲讲了好多遍，因为家里的瓜子花生都被奶奶锁在铁桶里，不服软不答应也犟不过她老人家。
现在看到他年初二一早就来我们家，父亲显得很欢喜。
吃早饭的时候，他问父亲：“爸爸！今天一起去氽冲舅舅家拜年吧？”
父亲笑了，但有一丝的犹豫。
“晓剑！你也去氽冲？”
“去，一起去，娘亲舅大嘛。”
父亲在犹豫什么呢？他不太赞成晓剑去。他说，舅舅是单身汉，也不会讲礼节，怕晓剑新年就去触霉头。而且梅表姐的对象去年也未来我们家。
可是他却去意坚决，母亲听了很高兴，说：“有什么关系呢？”
饭后，我们就一道走路去舅舅家拜年。途经附近的小村落，认识我们的老乡都望着晓剑笑，他也笑脸相迎，拜年的吉祥话说个不停，遇上男的就双手恭敬地献上双支的香烟，父亲在旁边乐呵呵的笑着望他们。
晓剑的到来，令舅舅很是意外又欢喜不已。咧开嘴笑呵呵的舅舅非常热情，一边忙着拿团盒，一边吩咐表姐斟茶煮蛋。
拜了舅舅的年，晌饭后回到家，他留在我家过夜，中屋里床上的铺盖，母亲早就准备好。晚饭，母亲又端来满满一大碗的面条放到他面前，面露难色的他连连说：“太多了，这太多了。过年的这些日子也没干活，零食不断，肚子好饱。”
父亲笑着说：“年轻人，一碗面算什么？”
见他十分不愿，真不像在装客气。父亲只好喊我拿碗分出来一些，四个荷包蛋也被夹出来两个。其实，我也没觉得饿，天天肉啊鱼啊，吃得好腻乎。
父亲喊着母亲说：“你也不会炒几个菜给晓剑下酒？”
“爸爸！母妈！不用不用，我不会喝酒。爸爸您自己喝吧。”他急得慌忙说道。
父亲就着热好的剩菜，小口小口的啜着杯子里的瓶装沱牌酒，还称赞：“这酒既便宜又好喝，香！”
母亲自从结扎后，手臂常觉得麻木，她也学会喝酒，每天也需喝上几口，说是可以活血。父亲每次上街就是一箱一箱地买回家，柜子旁的角落里搁置着一坛用他自配的中草药浸泡的沱牌酒。
一个坐着吃面，一个坐着喝酒，父亲慢慢地呡上一口，又停下来，眼睛朝着黑魆魆的窗外出神又似无神地望着，嘴角浮着笑容。我们端着面条坐在火炉边嘻嘻哈哈地吃。
“爸爸！明天去隆市姨父家拜年吧？”吃完面摞下筷子的他，用征求的眼神望向父亲说。
“你还想去隆市？”父亲思虑着问。
“一起去吧，我也想见见姨父和老表呢，青秀说跟华表哥去顺德哦，问问顺德的情况。我还打算让秀跟我一起去深圳呢。”
“这么快就跟你去深圳……那不行。不着急，我家老大还小。”父亲被他的这一问惊住。
他听到父亲的反对，立刻改口说：“去深圳与晓静一起上班，我没别的意思。爸爸别误会。”
亏他敢说，我多怕父亲会生气。父亲没有马上变脸，但能看出他有多么担忧和着急。
隆市的姨母家里，琴表姐，昨天刚诞下一位千金，我们终于见到表姐夫柳云飞信里说的爱情结晶。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婴儿，干外婆正抱着她，用小汤匙喂黄黄的汁水给宝宝喝，她说是黄连水。说小宝宝嘴唇干干的，娘胎里太多热毒。头上裹着毛巾的琴表姐，半躺在床上喝着柳云飞一勺一勺喂的鸡汤。母亲关切地问：“生得还轻快吧？”
“还好。”琴表姐说。
好几年未见的华表哥，如今高大魁梧，体型明显发胖。晓剑与他一见如故，互相敬烟聊天。华表哥说，初八就走，要父亲也去那边工地上做工，他打算连舅舅也一起带上。在工地上做了一年多保安的华表哥，认识很多包工头。我们听着他夸夸其谈，滔滔不绝地数着他所在的大工地上，建一栋楼房是如何如何的神速。
父亲听了也是半信半疑，问道：“那么快？能行吗？”父亲最关心的还是问工钱，他听了表示工钱有些低，而且大工地上干活，分工很明确。铁工班专做钢筋活，父亲嫌搬运钢筋又重又累。水工班、泥工班，木工班，活儿分得那么细，父亲也不是很擅长。他做惯杂活，且自由。听完表哥的一番解说，父亲思思虑虑的说：“去那里看看再定，不行就仍旧过广州干。”
从华表哥的嘴里，我们听到一大堆新鲜事，他讲顺德是GD省除广州和深圳之外，最富裕的市。他所在的小小北窖镇就有两大名企——美的集团与碧桂园房地产。还有容声和科龙等等。
听他这么一介绍，原来才知道进厂三年的我，简直就是井底之蛙嘛。天天除了上班下班就什么也不懂，只知道一个火车站和一个祥富陶瓷厂。华表哥还问我会不会讲白话——粤语。
我和二妹摇摇头，齐声应：“不会。”
华表哥有些吃惊，他不敢相信地问：“一句也不会吗？”
“不会，听都很少听过呢。厂里老乡多，除了普通话就是讲家乡话。”
“那你们得赶紧想办法学白话，在广州找工作，会讲白话优先考虑。”
“怎么学？跟谁学呢？”我犯了愁。
“买一本学白话的书，也可以听收音机。最好是周围有人说，你要留意听，听多了就能懂，再慢慢开口讲，不要怕人笑，要大胆的讲。”
“那表哥现在会讲白话吗？”
“我呀，会一点点啦。”华表哥笑了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华表哥说，他认识一个北方人杨老板，与他关系很要好。杨老板专门雇人在工地宿舍的棚区出租手机，包吃包住，六百块钱一个月。今年还需要人手，我这次去就是负责帮他看一部手机。听到手机，正听得入神的我顿时懵了。
手机，新鲜玩意儿。台湾老板娘那个像砖头似的黑家伙叫大哥大。厂里曾有一个胖电工，他的腰间就挂了一部小小的手机，可神气了。听闻，光是买一部手机就得两三千块钱，还得每月交月租费和电话费，养着一部那玩意儿可贵了。
手机，我的工作竟然是看住一部摩托罗拉牌的手机，这新奇的工作令我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