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窃的小皮包，像是带走了我的灵魂。心事重重的我幻觉愈发得厉害，慢慢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甚至也不敢开口说话。总是害怕说错话，担心别人会怪责我，或是猜测着他人在背后讲我的坏话。这样的心理使得我思绪混乱，神志不清。甚至什么时间该干什么我也不会了。
耳边像是听见家里两个小妹妹的凄厉哭喊声，又像是听见母亲被人欺辱后的如泣如诉的哀怨声，也像是听见父亲悲伤的哭诉。感觉进入一个既久远又似曾在哪见过的陌生世界，一个鬼哭狼嚎的悲惨世界里。我像被一个恶魔带走灵魂，厂里的这个叫刘琴的十七岁的小姑娘只是一个空壳躯体，没了思想，没了意识。不再张嘴讲话，也不会笑，更不会画产品。连平时认识的人也不认识了。潜意识里只记得两个字“青花。”这是妹妹的名字，唯一留在脑海里的名字。
这样的我无法上班，妹妹意识到我病了，于是，只好帮我请假。空荡荡的宿舍里，寂静的窗外小山丘，风吹树枝树叶的唦唦声，独自一人在宿舍的我，听到这些，耳边传来一阵阵恐怖凄厉的哭喊声，这些声音像魔咒一样缠着我。
下班了，到饭点了，我却依然一动不动，连拿碗打饭也不会了。妹妹打好饭送到我手里。“姐姐！吃饭。”
我木然地盯着妹妹看，却不知道要怎么做。晚上，她们都已进入梦乡。只有我躺在床上，瞪大着眼睛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异常清醒的我连睡也不会睡了。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神使鬼差的起来，倚靠在宿舍的铁门框那发呆，望着空无一人的大过厅发呆。
这样的情形不知过去了几天，彩绘组的人大概都知道了，老板娘也知道了。她们都觉得大事不妙。这是什么病呢？从未见过这样的病人。是神经病吧，我不乱打人骂人，也不搞破坏。是正常人吧，不会照顾自己，也不会工作了。
一天晚上，吃完饭后，她们都要加班。组长和妹妹说：“把你姐姐叫到彩绘组，看她还会不会画？”
木头人似的我被妹妹手拉手去到车间，站在我熟悉的工作台上。妹妹把一张方木凳搬到我的屁股后面，并叫我坐下。组长拿起台面上的小熊花盆，教我画绿色的小草。她拿着毛笔蘸碗里的绿颜料，小熊花盆就在我的眼鼻底下。
“刘琴！就这样画，你看舅母娘怎么画噢，看清了吗？”画好一个，她又拿起一个递给我。“刘琴！你还记得吗？”
我接过花盆，拿着笔定定地睁大眼睛看着，却不知该如何动笔。被组长捉着我的手画小草，她的手一停下，我也停下，只是眼神空洞的盯着小花盆，绿草被我画得不成样子。我真的不会画了。组长望着站在我身后的老板娘摇摇头。
妹妹送我回宿舍后，她继续加班。
眼前这个陶瓷厂，眼前的一群人，我像是都忘了。我忘了我是谁？我忘了我在这里干什么？我也忘了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只有一个人的宿舍像个魔界，像个鬼窟。那些该死的幻觉又来了，凄惨的哭叫声、火车的尖锐长鸣声。我是进了某个打仗的电影里吗？我自己也完全不受控制。发呆的我在褥子底下发现一把小刀片，是画产品出界时刮坯用的刀片。这时的我，却拿起它，盯着望了好久，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说：“活着有什么意思啊？死了好。”我把刀片对准左手腕，望着手腕上一根一根又蓝又绿的血管割下去，像是想起某个电影中的剧情。刀片不够锋利，要不就是皮太厚，像锯木头似的来回拉动刀片，皮终于破了，渗出鲜红的血液。木头人的我居然也感觉到疼痛，我停下拉动的刀片，盯着渗出的血液出神。渐渐的，过了一会儿，伤口的血液凝固。我像是有一点点意识，手腕上伤口不再流血，但是感觉到身体的另外一处的血还在流。（月事来了却浑然不知）总以为自己就快要死了，等身体里的血流干流尽，我也就要走了，我要去一个我不知道的陌生世界。那里没有烦恼，没有世俗的眼光，没有穷富悬殊，也没有冷嘲热讽。
下班的妹妹发现我手腕的伤口，她吓坏了。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她们好几个轮流问我。
“刘琴！记得我是谁吗？……还记得我吗？”
我面无表情地看看这个又望望那个，然后又没反应。
“刘琴！你怎么了？是吓着了吗？你心里有什么事就说出来呀，你说出来就好了。”
张小群、阳玲、妹妹。她们几个都望着我，等我的回答，等我的反应。
她们默默地注视着我，期待我能快点好起来。她们找来纸和笔，递到我面前。“你不想说出来，那就写吧。”
我握着圆珠笔，望着铺在棉被上的纸，想了又想，拼命地想记起什么。可仍旧什么也想不起，什么也记不起。胡乱的在纸上歪歪扭扭地画了几个不像样的字。
“唉！”她们失望地叹气。
组长和老板娘也在讨论着我生病的事，不能再这样拖下去。好几天，我一句话也不说，再没发过声。组长问妹妹，我们的父亲是否在广州？妹妹说父亲回家了。
“有没有亲戚在广州？”
现在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护送我回家。妹妹想起打电话给隆市的姨母，问到了在广州做工的表哥的BB机。
妹妹拨通华表哥的BB机，但他没时间来厂接。有个同村的邻居国民愿意代跑一趟，条件是：老板娘须让他的外甥女丽妹也进彩绘组。老板娘答应了他的要求。
又一天的清晨，妹妹收拾好我们的行李箱——她们送的生日礼物黄皮箱。
我穿着一件青蓝色的外套，一条沾染白油漆的绿豆色的西裤，脚上一双高厚底的黑皮鞋。因为之前燕萍也有一条这样的裤子，她穿着很合身又漂亮，所以我也跟着买了。但画油漆时，不小心弄脏了一块，虽然用天那水洗过，但是右边裤腿上那块泛白的油漆印依然显眼。
老板娘准许妹妹陪同我一起回HN她还承诺：等你姐的病好了，随时欢迎回厂上班。
妹妹挽着我的手，邻居国民拎着我的黄皮箱。我们要走了，我像梦游似的离开。经过车间，他们都转过头来望我，俨然有个怪物经过了离开了。临别时，组长她们和妹妹讲了什么，我不知道。老板娘又与妹妹说过什么，我也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们离开，却又来一个丽妹。丽妹的表姐舒花——妹妹的伙伴，她也是最近才来的彩绘组。现在，我的铁床上睡的是她们。
到了广州的出租屋里，华表哥也在，还有一对同村的年轻夫妇——蒋美丽和她的老公。
我坐在屋里的铁架床沿，听着他们交谈着，谈着我现在的这种状况。华表哥肯定也很吃惊和意外，他肯定没想到我居然病成这个样子。屋里两个男人不断的吸着烟，华表哥在思虑着，面前小桌上的烟灰盅里渐渐的添了一个又一个熄灭的烟头。我站起身步出房间，一条窄窄的过道尽头有着齐腰高的护栏。我双手随意搭在护栏上，望着下面的小巷和对面的高楼墙壁发呆。突然，又像被鬼撵似的，抓着护栏边就想往下跳，跟在身后的妹妹瞬间抱住我的腰。刚被扶到墙边的我又像发疯似的用额头撞墙。又跳栏又撞墙的我把妹妹给吓坏了。她拉着呆呆的我回到房间里，华表哥也被我的这些举动给震惊了，他把手指间那半截燃着的烟使劲地摁在烟灰盅里。“今晚就送表妹回去。”望着傻傻呆呆的我，华表哥做出决定。
小木桌上摆了几碟刚炒好的菜，一碗夹满菜的饭塞到我手里，可是我却把碗又放在桌子上，我不会吃饭，或者说我不知道这是塞给我干什么呢？木然坐着的我等着他们吃着饭。
妹妹挽着木偶人的我紧紧跟在提着黄皮箱的华表哥后面，看着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像只受惊的小鸟，双臂箍紧妹妹的一只手臂，不敢撒开。
上了火车，坐在座位上，见到经过身旁的老婆婆，张口就叫奶奶，弄得车厢的人莫名其妙，诧异地望着我。
望着车厢过道背着行李推推挤挤找座位的人，我眼前飘过一个影子，一个白头齐耳短发的老太婆一闪而过，长什么样没看清，只看到一个高大的背影，她下去了。我睁大的眼睛追着背影猛地叫：“奶奶！奶奶！”
白头发的奶奶走了，我就傻傻的哭。妹妹就奇怪的问：“哪有奶奶？”
哭泣声慢慢地变成小声的啜泣，华表哥脱下他的夹克外套，披在我的肩上，我睡着了，但总是在恶梦中喃喃自语。
下了巴士，回到隆市。姨父坐在卫生院门口的走廊上，华表哥和妹妹都分别与姨父打招呼，唯独我杵着一动不动，目光呆滞的环视四周，这是哪？这是谁？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姨父呼着我的名字，我没反应。妹妹哭着告诉姨父：“姐姐不会说话了。”
“这样有多长时间了？”姨父站起身，用手拨开我的眼睑皮看了又看，询问着。
“有好几天了，什么话也不讲。”妹妹抹着眼泪哽咽。
“唉！拖得太久。早点回来就好了。在厂里发生什么事？”姨父长叹一声，着急的继续问。
妹妹也讲不清，她绞尽脑汁努力想。然后把我的小皮包不见和丢失表姐证件的事原原委委的说了。
我被留在隆市治病，这个样子的我是不好带回家的。也怕父亲受不了刺激而复发多年前的怪病。
姨父用他一辈子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费力的思索着，他想找出病因。尝试着开一些中药，西药也一并用。姨母把熬好的一碗黑黑的汤药放在桌上，她拿着小瓷羹一勺一勺的喂我。我就像个听话的三岁小娃一样，望着姨母用嘴轻轻吹冷的一勺送到我嘴边，小燕子似的张大嘴巴。一点也没觉得苦。在后来的几天里，端来的一碗碗中药被我一口就沽沽倒进喉咙。姨母和妹妹望着这般灌药的我，心痛的直抹眼泪。她们怎么也想不通，好好的我怎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姨母嘴里念叨着：原以为好好的一个人去到厂里，好歹能帮家里松把手。谁会料到回来竟是这个样子。
一会功夫不见妹妹，我就会问：“青花呢？青花哪去了？”
“青花在呢。”姨母问我：“你还记得你有爸爸妈妈吗？你还有两个妹妹，都在岭水屋里呢？”望着我，见我还是不说话，姨母又说：“你想他们吧！过两天就来看你，你要快点好起来。”
定定的望着姨母嘴里提到的爸爸妈妈和妹妹，我脑袋里空空的，仍旧没记起什么来。除了问青花找青花，其他什么话也还是不会说。姨父和琴表姐都安慰我：“身份证丟了没关系，已经去报失，补办一个就是。未婚证也可以重办。没人怪你怨你，别自责，别老想不开。这些都是小事。”
父亲和母亲轮流来看望我，见到至亲的父母亲，哑巴似的我像认识又像不认识，只是听着妹妹的吩咐，机械地喊爸爸喊妈妈。
不知是谁提议，说我是不是中邪。隆市街上有个会驱邪的老伯，据说很灵。木呆呆的我被妹妹牵着去老伯家，烧香请神作法，我喝下一碗作法后的符水，还在老伯家睡了一晚上。因为傻傻的我去到那里不愿走，姨母只好让妹妹陪我在那个陌生的屋里住了一晚。分不清白天黑夜的我，在迷迷糊糊的似梦非梦中，一会儿呜呜的哭，一会儿喊闹着叫怕。不知道枕头上方挂了什么东西，只觉得毛茸茸的扫我的脸，扫我的头，双手使劲挥舞着，想赶开那团毛茸茸的东西。嘴里不停地呢喃：“走开……”
他们就莫名其妙地看着我，问我怎么了？怎么了？我却继续乱挥乱舞继续梦呓般的嚷，眼皮也不曾睁开过。像是在恶梦里与恶魔争斗。
老伯讲是我中邪，被乌龟精附体。
姨父他们也是没法子。中药西药，民间驱邪之术全部都要试一试，只要有一丁点的可能，都要尝试看看是否见效。
驱过鬼的我又回到姨母家继续疗养，苦药继续喝，西药继续吃。
过些天，果真见起色。我会讲话了，我肯开口说话了。虽然话不多，但总算不是哑巴了。
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话也多起来了。
这天听说是姨父的生日，海波的母亲和我的母亲一道来姨母家。她见到我就问：“不要紧吧！听说你生病回来了，还以为是什么大病呢？是感冒吧。”
“现在已经没事，快好了。”姨母和母亲都慌忙接过话茬应道。不想让她知道我变哑巴的事。
海波母亲虽然有些怀疑，但也不好追问。只是带笑的安慰我：“好了就好，多休息一段时间。”
海波母亲是姨母的干女儿，姨母做媒接亲算是有好几个干女儿，但她们都没来。因为只是每年的生日而已，也不是像六十一岁，七十一岁，那样的大寿那样隆重。我总觉得是村里人闻到风声，她更像是好奇籍故来打探消息。本来她平常也很少来往。不过也没关系，反正我已好得差不多了，母亲今天来就是打算接我回家。管她们怎样好奇怎样猜测，我不在乎。
已是初冬的十一月，路边的草叶上一粒粒晶滢的露珠给人又添几分寒意。后山那轮红日冉冉升起慢慢变白，光茫万丈。姨母住所前的空地上，盘根草的小绿叶上布满晶滢剔透的露水，望上去像洒过水一样湿润。我无聊的用脚扫着这一片沾满露水的草地。一脚扫过去，飞溅起小小的水雾，看着这片白草地变成绿草地，觉得好好玩，我的黑皮鞋看起来也像洗过水。
母亲摸着我有些冰凉的手说：“老大！你的手好冰，冷不冷？”又数着我身上的衣服。“衣服太单薄，等会去街上买件棉衣吧。”
“嗯。去看看，有合适的就买。”
午饭后，母亲，我，妹妹一起去隆市街上看衣服。海波母亲也跟着一起。
卫生院住所距街道很近，几分钟就到。今天不是赶集的日子，街上显得有些冷清。马路两旁的店铺，有很多都未开门，一路慢慢逛，终于见到有两家卖衣服的店铺在营业。海波母亲说：“进去看看。”
仰头望着墙上挂满的花花绿绿的各式衣服，思量着买还是不买呢？没看到我喜欢的款式。
海波的母亲就眼尖，她指着最上面那件白色的大花丝棉衣说：“那件不错呀！年轻小姑娘穿最好看。”店老板娘马上拿衣杈取下来送到我们面前。
“是啊！这件好看，穿上试试。”老板娘热情的取出衣架，要我试。
脱掉那件穿了几天的青蓝外套，穿上这件白花丝棉衣。“暖和是暖和，就是太花了，也不耐脏。”我站在镜前嘀咕。
“小姑娘，花就花点啦，不怕。穿着又合身又漂亮……”老板娘像放鞭炮似的夸赞。
“多少钱？”我问。
“四十块给你啦。”
想一想，价钱也不算贵，也没其他合意的，家里比GD冷，先凑合着穿吧。到时去到广州再买一件。
“那好，就这件吧。”我爽快的说。
妹妹也挑了一件橙黄色的丝棉衣，穿在妹妹身上好收腰，也很好看。老板娘说：“这件三十五块。”
“好，就这两件。”
我和妹妹就穿着新棉衣不脱了。又轻又暖，只是不太喜欢袖口和襟边，都是白色的绒毛。买好衣服，母亲带着我们一路逛去街那头。
怪病一场的我回到了岭水村的家里。一直好吵架的父母终于也安宁了好些日子。他们对我更关心，什么家务也不让我干，我成了他们眼里一个真正的病人。
恢复意识的我，知道耽误了近一个月，心里有些着急，我想早点回到厂里继续上班。在姨母家，妹妹打过电话给老板娘，我们随时都可以回厂上班。之前，父亲还在担心，他问妹妹：“你们是辞工还是辞职？”
“没说辞工辞职，反正姐姐病好了就可以回去上班。”妹妹说。
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理解辞工和辞职，在我看来，一个普通员工，辞工辞职又有什么分别呢？不都一样吗？现在只是头痛该跟谁一起去坐火车？我和妹妹还搞不清方向，不知道怎么买票坐车？父亲也暂时不去GD做工，眼下农历十一月，去也干不了多久就要回家过年，如果不是天天上工，也只怕挣车费而已。父亲说除了开销，两毛无毛了，就不去了。他也不赞成我去，要我在家多休息一段时日。
“不，我已经没事，都这么久了，也该上班了，在家也无事可做。”我坚持着说。
我更担心：再不回去上班，彩绘招够人，我们怎么办？我可不想调去修坯组。彩绘招人易，修坯招人难。修坯组的新员工干两天就开溜。洗泥坯的手抓捏着一块海绵在那盆泥水里日复一日的浸泡着，老员工的右手掌被泥水泡得白白的发红发胀，手指头的皮就皱皱的，丫丫里全是溃烂的一个个水泡，指甲沟也是像被虫蛀过一样。
修坯组的人，除了组长和品检，她们的手一伸出来，估计就把新人吓跑。最久的也就干一年左右，能坚持两年的就是刮坯口的阳玲婶婶。海英一去，她姐姐就升做品检。我被组长叫去修坯组帮过忙，娇姐在老板娘面前夸我学得快，说我修得平滑，洗坯也洗得好，没什么水印。我当初还傻傻的高兴了好一阵，每次叫去帮忙，我还特卖命的修呀洗呀，还以为得到夸赞是多么荣耀的事。后来听她们说：“你修那么仔细，洗得那么好，小心调你去修坯组。”
“可是我彩绘也画得好呀，不会轻易调过去吧！”我还很有信心的辩着。
“你以为呢？彩绘大把人，调一个过去算什么。别那么天真。”春英小声的告诉我。
看春英那么认真的表情，一点也不像吓唬人。我的心像是悬起来，生怕有一天听到老板娘对我讲：“刘琴！调你去修坯組。”
于是，彩绘不用加班的晚上，修坯組一亮着灯，我就和阳玲快速吃饭，从后巷溜出厂，像避难一样。唯恐孔玉莹或是组长来宿舍“抓”人。我宁肯少挣这样的加班费，也不想加入烂手的行列。在没找到更好的工作之前，我还舍不得离开彩绘组。
听海波母亲说，她与她的娘家侄儿打算这几天去广州，我便和父母亲商量，不如就跟随他们一起吧。
母亲带着我们与她一说，她也欣然同意。还央求我们介绍她女儿小凤进厂。
“这个……这个嘛，现在不敢答应你哦，要去厂里问过老板娘才行。万一带过去不招工，也没地方落脚。”我思虑着，有些为难地说。
“你们俩姐妹好乖！好懂事！每个月都寄钱回家，你母妈现在就像吃国家粮一样，月月有工资领。”她羡慕地望着母亲笑。
“呵呵！哪里有……”我有些不好意思的也笑了。
“可是厂里也很辛苦，工资也低。能进彩绘组就好，进修坯组就干脆不要去。”
我把修坯组的种种都跟她讲了一遍。小凤比我小三岁，读完小学就跟她去广州。这一年来也是东做几天西做几天，没干过一份长久的工作，当然也就没钱交给她父母，有时还要问她母亲拿钱花。
我听她一说这些，心里也是不敢带她去。要是做几天就走，搞不好还要被老板娘数落一顿，连自己的好印象也被破坏了。
我这次一病，离厂都快一个月。厂里是否赶货是否招工，我也不知道，哪还敢贸然带老乡去呢？怎么那些邻居们就以为我的工作那么好？母亲每次从谭会记家拿汇款单就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吧。
海波母亲见我面露难色，也只好带笑的说：“去到厂里帮我问，明年去也行的嘞。”
“好吧……那到时再看吧……”
我有些歉意的结结巴巴的回应她。低着头踢着脚边的小石子，不敢迎望她那充满期待而闪着某种亮光的眼睛。
和她讲好了，后天大清早就去她娘家——磨东凹村，与她侄儿会合。终于找到向导，又可以归队，心里一下子豁亮起来，似乎很怀念彩绘组，很想快点和她们一起画产品。
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多么令人愉快和兴奋的事，每月的工资对于我或是家里来说，这又是一件多么令人期盼和幸福的事。想到这些，心就开始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