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心里盼望多加班，那样就能领多点工资。可是最近经常加到晚上十二点，又盼望能休息一晚上。加班发的方便面已储存好几包。最令人郁闷的是，发了面却又不提供开水。我有时也跟她们一样吃干方便面，虽然嚼起来香香脆脆的，但不饱肚子，还容易长青春痘。西珍就开玩笑说：“刘琴！你脸上怎么就不长痘痘呀？”
“因为我没到青春期呀，没你青春。”说完，哈哈大笑。
瞧着她满脸的发红的青春痘，我也有点怕怕。于是，尝试着用井水泡方便面，吃过两次就不想再吃。不长痘痘的我也开心不起来。早上照镜子，发现左边脸上红红的、痒痒的。洗脸时恨不得用毛巾大力的多摖几下，以为是油漆过敏，就没太在意。心想过两天就没事了。等过了两天，照照镜子，妈呀！居然是生疖子，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三妹，对，就是那样的疖子。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天天加班赶货，请假半天扣全勤奖，想到那三十块全勤奖，就只好由它长。再说请假也未必会批。等熟透挤出脓就能好了吧，三妹那时候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我侥幸地这样想着。可是，脸上的疖疮越长越大，左边脸肿得像个歪嘴桃子。刷牙只能刷右边，吃饭也只能用右边的牙齿小口的慢慢的咀嚼。我用手捂着脸去车间，生怕他们笑。画产品的时候，她们看到我如此大的疮也很吃惊。
“刘琴！你赶快去看医生。”她们几个都这样说。
“这个也可以看医生？有用吗？”我有些不解。组长闻声走过来，看着我的脸吃惊的说：“哇！好大哦。火车站有个医生还不错，中午去那里打一针，开点药吃吧。”
然后，她教我怎么去新塘小火车站的诊所。
中午的太阳像火一样。一迈出车间门，就只觉得热气往上涌，像蒸笼似的。嘉兴厂围墙外的那排紫荆树叶上挂着一层厚厚的灰尘，无精打采地一动也不动。我撑着伞，沿着这条熟悉的马路一直走。组长所指的诊所并不远，走完厂外的这条小马路，再横穿永和至新塘的大马路往里走就到。我远远望着火车站边上高低错落有致的两排房子，一棵不知名的大树被漂亮的小花簇拥着，房前成荫的树枝遮住了我的视线，我在绿荫中努力搜寻着医院在哪里。见着一个经过的行人，就上前问：“麻烦你，请问医院在哪里？”
“那儿，就在那。”
顺着人家指的方向仔细看，这才发现房子门边竖着“火车站诊所”的牌子。说是诊所，进去才知道只有一个医生。
收好伞，医生瞧见了我的脸。
“医生！您看我的脸，有办法吗？怎么办？”我焦急地问。
“哟！都这么大了。今天打一针，开一天药。要是流脓，不要用手挤，马上过来这里。”
“那要不要开刀？好了之后会有疤吗？”
“应该不会有疤。不要用指甲抠就没事。”
第二天午睡时，意识到脸上有东西在流，伸手一摸，血。照镜子一看，疖子穿顶了。
马上请假一个钟奔火车站，医生拿镊子夹着一团药棉挤脓，我就侧过脸垂着眼不敢看。
“好了，过几天就没事了。”
唉！不吃不喝又是五十一块钱。
自从我画粉红系列的绿叶出奇地快又好之后，组长对我刮目相看。老板娘也会悄悄站在我身后静静观看。她竖起大母指夸：“不错！来到厂里长高了变白了，越长越漂亮了。”又扭过头问组长：“玉英！你说对不对呀？”组长笑着附和：“对，对，对。老板娘说得对。”
笑眯眯的老板娘拍拍我的肩膀：“小姑娘，真乖！好好做事。”
瞧老板娘夸的，她是夸我还是夸她自己呀？不过，这话听了还是蛮顺耳。
又圆又高的奶牛饼干桶，组长指定要我画宝蓝色。她一边指导我们一边讲要点：“画宝蓝色，千万要小心，手和台面一定要保持干净，只要沾上一点点，上了釉烧出来就是一大块特别明显的污印。饼干桶大，次品多了要被老板娘骂死的。”
我看着摆在眼前的样品纳闷，組长说的宝蓝色，现在怎么是紫色的颜料。忍不住嘀咕：“这明明是紫色。”
“烧出来就变蓝色，所以比较麻烦，你要格外小心。”
看着组长画得那么仔细，更不敢掉以轻心。
等窑一出来，组长拿起一个奶牛饼干桶在手上转动着仔细观察，然后高兴地说：“画得不错，颜色浓度刚刚好，也没弄脏，就照这样画。”
听她讲完，我总算放下心。很荣幸，这次的奶牛饼干桶产品就成了我们这台的专利产品，其他台则画房子饼干桶。听闻，厂里的产品都是销往海外。真搞不懂，外国人怎么那么喜欢用陶瓷产品？
这批饼干桶非常的顺利，也非常受欢迎。于是有了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在忙忙碌碌中度过半年，眼看着暑假就要来了。组长说打算接乡下的女儿下来过暑假，问我要不要顺便把二妹也带过来。过两天宏明舅舅就回家，反正彩绘还也需要人手，和老板娘讲一下应该没问题。
她的这个提议真不错。二妹辍学在家一年了。由于年纪太小，上次跟人家去长沙做香肠，只做了一个多月就回家，水土不服的她总是拉肚子。想到这，心里巴不得马上就带她进厂。
分别半年的二妹，现在怎么样了呢？她长高了吗？她又在满山遍野摘球草吗？现在彩绘组已有好几个小姐妹。兰月舅妈的又一个小外甥女菊花也来了，还有一个堂外甥女笑美也来了。她俩的家庭与我极为相似，家里也有一串大大小小的好几个。但比我家幸运得多，因为她们的母亲最终追到了儿子，她们有弟弟。和二妹同年出生的菊香去年就来了，已经出落得婷婷玉立，个子比我高。唯一的缺陷就是原本一双漂亮的大眼睛被她父亲一巴掌掴成现在的斜眼（乡下人称萝卜花）。
唉！也是一个不幸的女孩。关于她的这些伤心往事，是从那帮老乡嘴里八啩得知的。好庆幸父亲当年没有把我打残。
一想到二妹也要过来，心里就兴奋不已。从知道是哪天开始放暑假，从宏明舅舅坐火车的那天起，从老板娘欣然同意的那天起，我就天天盼，天天想，我扳着手指头数，过几天了？他们还有几天才下来。
这一盼却是盼到过完中元节。厂外马路边的小店门前，插着香的煤渣，燃着蜡烛的红苹果，被风吹得到处飞扬的纸钱灰，还有工作台上她们那些胡说瞎吹的牛鬼神蛇，都让这弥漫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空气更添几分阴森森的气氛。这样的夜里，我是不打算迈出厂门。晚上下班回宿舍，不敢望围墙那边的树。黑黑的夜里，摇曳乱舞的树影像是无数个魔鬼的影子，沙沙发出恐怖的叫声。井旁洗衣服的水龙头上方，更是漆黑而神秘，明明害怕的心里却又禁不住向上多瞄几眼，想确定树丛的杂草堆里有没有那些“脏”东西。还有那个寂静无声的洗手间，总能令我每次进去就背脊发凉。不是担心有鬼，而是担心在蹲下去的时候，残破的玻璃窗后会不会突然冒出一个“魔爪”来。忍不住每次进去都会这样幻想，但又不得不进去。要是遇到也有人蹲在那，我会特别放心和踏实。我很讨厌这样可怕的幻想，脑袋里却又总是冒出这样的幻想来。
嗯，要是二妹来，我就不用害怕了。洗衣服和上洗手间，我可以和她一起。等待的这些天，好漫长也好难熬。
中元节的第二天（农历七月十六），上班时听到我期待好些天的消息：宏明舅舅带着她们坐火车了，我的二妹来了。
一个钟，两个钟……五个钟，六个钟……
晚上加班的时候，组长来到我身后：“刘琴！你妹妹来了，就在厂门外，你提前下班，去带她进来。”
咚、咚、咚的心脏跳得很不安分。我立马停下手里的大毛笔，箭一样地冲向办公室。我要找老板娘，我要告诉她，我妹妹来了。跑到办公室门口停下来的我，正好看见老板娘也在。我有些急促地奔到她面前：“老板娘！我妹妹来了，就在厂门口。”
老板娘微笑地点头说好，心情不错的她马上朝办公室喊话：“孔玉莹！写张条子，刘琴妹妹来了。”
“谢谢老板娘！……”我高兴的谢个不停。孔玉莹唰唰就写好放行条。我抓过她手里的纸条说声谢谢，马上又跑。我望见昏暗夜色中铁门上的小窗口外那张熟悉的脸，也听到宏明舅舅说：“你姐姐出来了，我先回去了。”
门卫拿着孔小姐刚写的条子，不肯放行。他说条子写错了，不是放行条，出厂才是放行条。
门外的二妹眼巴巴的望着我，我捏着纸条围着门卫团团转：“麻烦你就通融通融，刚才跟老板娘讲过了，老板娘都同意了。还要再写纸条？不信，你去办公室问问就知道了。”
“厂有厂规，我们也没办法。”门卫表示无奈地回答。
唉！死脑筋的门卫把我给急死了，任由我解释一大堆，他怎么就是不明白呢？门卫就是一条筋，气得我，在以后的好长一段日子里进出厂门都不睬他们，见到他们经过就狠狠地瞪上几眼，心里还不忘骂，守门狗，哈巴狗。
气急的我没辙，只好又奔回办公室找孔小姐。
“孔小姐！孔小姐！不行……不行。再帮我写一张条子吧。”
她愣了一下，觉得奇怪：“啊？不行吗？我和你一起去。”她说完也步出车间大门，和门卫打招呼，另一个门卫就立刻开锁，拉开那扇刷着浅蓝色油漆的铁门。
孔小姐和他们在门卫室外的空地处嘻嘻哈哈地闲聊着。站在门口的二妹又黑又瘦又矮，她穿着一件的确凉粉红色的长袖衬衣，是父亲去年带回家的那两件。一条褪了色的、白不白蓝不蓝的牛仔裤，脚上一双偏大码的旧凉鞋，不知又是哪个表姐的？背着黑色的旧背包。一头齐腰的长发还是那样乌黑，遗传了母亲身上最强的基因。见到我，瘦小的她露出甜甜的笑容和一排整齐而洁白的牙齿。
我搂着二妹的肩膀迈进厂门。
“吃饭了吗？什么时候有条这样的牛仔裤？”
“在火车上吃过了，牛仔裤是琴表姐给的，背包也是琴表姐的。”
……
我们一边走一边互相问个不停，真是太久没见。
经过长盒子似的车间，我指着身旁的这些那些一一告诉妹妹。她和当初的我一样眨巴着大眼睛，好奇不已，似懂非懂的点头应着哦哦。我高兴的领着妹妹回宿舍，搬出床底下的旅行袋给她找身合适的衣服。
“家里的衣服不穿了，明天穿我的衣服上班。有空再去买两套。”
我去厨房烧热水，妹妹就抱着我们的衣服站在大灶旁等。接着对面房间的菊香姐妹也进来了，她们望着妹妹问：“刘琴！这就是你妹妹？”
“是啊！”我一边舀铁锅里的水一边笑。
我站在她身旁，用红色的塑胶杯子舀桶里刚兑好的热水，帮妹妹冲洗那头长发，她就双手使劲抓。
“姐！我头上有虱子。在八冲住了好几天才坐火车，在银矮婆（组长的小侄女）那惹了一头虱子，这可怎么办？”
“没关系，天天洗头发自然就没了。”我很有把握地安慰她。
洗完澡，我就在澡堂里搓衣服，妹妹站在我身边和我讲着这些分别的日子里的一切。“开始以为一去舅舅家就直接坐火车来厂里。谁知宏明舅舅在他外婆家过完元半节（中元节）才来。”妹妹懊恼地说。
妹妹在那和他的小侄女同吃同睡同长虱子。妹妹说简直是度日如年。我能理解她当时那种无奈又心急的心情。从小到大，除自己家，就是隆市的姨母家，再没在任何人家里住那么久。我想，那样的心情肯定糟透了。不过，现在来了，总算是解脱了，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就能天天在一起，这种感觉真好。
我和妹妹躺在床上细诉着家里的厂里的这些那些事，就在这喃喃耳语中睡着了。
翌日清晨，妹妹蹲在床前，我坐在床沿，用那把粉色的塑料梳子慢慢地仔细地梳理她这头瀑布似的乌发，在发丝间找寻可恶的头虱。就像小时候一样，我们也经常坐在屋前的石阶上，两手捉着头，一撮一撮地扒开，一只一只捏住放在膝盖上的书纸里，看着那张纸上的小虱子，就像是看着一张战报。然后一只一只用指甲挤死，听着那挤爆的叭叭声，心里那个爽呀，真解恨。母亲就喜欢用木篦。头往前低倾，长青丝一泻胸前，一下一下的篦呀篦呀篦，双膝上白雪飘飘，黑芝麻似的头虱也一并落下，或卡在篦齿间。篦一会，母亲就瞪大眼睛仔细盯着木篦和膝盖上的白雪。
今天妹妹的发间并未见到会动的黑芝麻，只有白白的头虱后裔附在发丝上，指甲一挤，也能听到脆脆的叭叭声。
梳起小时候常见的蓬蓬头，后面再编两条麻花辫子。穿着燕萍给我的T恤衫配上那件短格子百褶裙，我心里满意地赞叹，可爱又美丽的小姑娘。只要等过些日子，皮肤白了就更水灵可爱。因为她遗传了父母亲身上最好的基因：父亲的高鼻梁，洁白整齐的牙齿。母亲的乌发，还有他们都有的深遂明亮的双眼皮大眼睛，清晰的面部轮廓线条。
老板娘拿着我给的身份证，上下打量与我并肩而立的妹妹，她瞅着身份证又瞅瞅二妹：“嗯，不像十六岁。”
我堆着笑脸腼腆地说：“我们发育慢。”
妹妹用我的身份证，我去年在家照的相片不合格，然后二妹替我重新照。现在这个我的身份证却是我们的二合一。难怪老板娘盯着我们看半天。
妹妹跟我坐一台，我教她拿风枪吹房子饼干桶的灰尘，又教她拿尖毛笔蘸灰色的颜料给房子画窗户。我画绿色的树丛，画好面前的产品又跑去妹妹身边，和她一起画窗户。我画绿色的速度似乎比往常更快，体内一股新的力量驱赶着我。
过了几天，饼干桶的灰窗户，妹妹已经画得很熟练了。组长把她调到兰月舅妈那一台。我总偷偷地瞄，生怕人家欺负她是新员工。
日子在车间的日光灯下悄然溜走，转眼又过一个多月。彩绘组的老乡这几天在讨论着组长过生日的事，她们商量着买什么礼物合适，我本来很少去她的出租屋玩，但她们都说去，我也不好推脱。吃了午饭，我们几个一起去外面逛街，去市场那几家小卖部挑礼物。嫦娥挑了个棕毛熊公仔，菊香、笑美和我都挑了不同款的音乐盒，我觉得音乐盒精致漂亮，也方便日后带回家去。品检张红梅她们几个就合着买了件冬天外套，是绿豆色的毛料，眼下最流行的款式。
组长生日的那天晚上，我们八点就下班，一群人都被邀请去租屋那吃晚饭。以前跟梅表姐去过两次。沿着市场旁边的小径右拐，穿过一丛巴蕉树，就能望见一排长长的低矮的青砖瓦房，屋前的小木板凳上坐着正在寒喧的男男女女。仔细一听，清一色的衡阳方言。呵呵，原来租住这里的全是老乡。兰月舅妈的老公——宏发舅舅便是今晚的厨师。听她们说说笑笑的功夫，手脚麻利的舅母娘已经忙好招呼我们开饭。屋里的小木桌上摆着几碟丰盛的家常菜肴：青椒炒凤爪、双椒炒肉片、水豆腐焖草鱼、干红椒炒大白菜、丝瓜汤，还有一瓶桂花陈酒。床头木柜台上的电视里正播放着闽南语的唱碟，穿着泳装的十二大美女扭腰扭臀，轮流唱歌。一开始，我都不敢正眼看电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看那么性感暴露的美女跳舞，还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次。怪不好意思，总觉得羞涩尴尬。
好久没吃上这么可口的饭菜，尤其是青椒炒凤爪，我还是第一次吃。不一会儿，小桌上的碟子就被吃了个精光，连菜汁也被倒进碗里拌饭。个个赞不绝口，说舅舅做的菜很好吃，很美味。吃饱饭的她们在酒精的刺激下兴致高涨，乐得手舞足蹈，嚷着要唱歌。宏明舅舅从电视机旁边的纸盒里找出一个话筒，插上线，用手拍了拍，对着话筒喂，喂了几声，递给笑美。她们五音不全的乱唱乱吼，你抢我夺，玩得哈哈大笑，笑得前俯后仰，眼泪都笑出来了，我感觉她们就像疯子一样。那间小小的屋子被这帮小姑娘们吵嚷得像是要翻过来似的。两个舅舅在外屋慢慢地啜饮着白酒一滴香。
组长的生日热热闹闹地持续到晚上十一点钟，她们不得不回厂，再夜一些门卫就不开门了。看着她们一个个那么疯狂，我像个观众似的在一旁默默地“欣赏”着。其间，我被她们推得实在不好意思，才唱了一首《祝你平安》。
没有路灯的巴蕉丛里黑得什么也看不清，依然兴奋的她们像鬼撵似的撒腿就跑，还在嚷着：“有鬼啊，有鬼啊！”
疯笑的她们跑一会，停一会。
市场那边的“东华酒店”灯光熣璨，门口几个打扮妖娆的小姐刚步出酒店。她们的脸白得像妖精，嘴唇红得像刚吸过血，穿着又小又短的吊带背褂，两个硕大的胸就像两个大西瓜一样，高跟鞋的步姿一扭一扭，呼之欲出的胸脯上下颤动地跳着舞。早听她们说过，这里的小姐大概是干什么的。有一次，和梅表姐她们逛市场，在厂外的马路边被两个男人截住，说想请梅表姐去丽都酒店唱歌，还说我们的歌唱得好听。当时我就一头雾水，我们压根就没唱歌，他们纯属瞎扯蛋。后来才知，他们就是上街骗厂里的姑娘去酒店做小姐，只要不塌鼻瞎眼，他们就能捧上舞台做“歌星”。
瞄着从身旁闪过，脂粉味浓郁刺鼻的她们，心里生出一股鄙夷和厌恶。觉得她们好脏也好可耻，为了钱，就出卖色相，出卖肉体，甘愿做人家的玩物。对这里工厂附近的几家酒店都充满了排斥感，那里面既是他们的天堂，也是她们的地狱。
不知道她们是怎么知道我的确切生日时间？品检老在台上开玩笑的说：“刘琴！你的生日要怎么过呀？最想收什么礼物？第一次在外面过生，要好好庆祝下哦。”
“庆祝什么？就像平常一样过。”我淡淡的回答。心里却犯愁：品检在探我口风吗？她们要搞什么？我可不想弄得那么麻烦。真搞不懂，你送个音乐盒，我送个布娃娃，这样送来送去有什么意义？既然品检都说了，她们都知道我什么时候生日，那我怎么办？要请他们吃饭吗？酒店肯定很贵，我请不起也反感那地方。市场里的小饭店吗？如果真请，又该怎么请呢？组长的一大帮亲戚和家人，算上另几个老乡，只恐怕两桌也坐不下。想想我口袋里剩下不多的一百来块钱，我打消了请吃饭的念头。花销太大了，还要我红着脸去一一邀请，我想这太难了，我从没干过这样的事。
眼看离我的生日越来越近，我的心也格外的紧张不安，很怕她们送礼物给我。一天中午的饭后，品检张红梅提着一个黄皮箱放在我床前，说是和她们一起买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问我喜不喜欢？
“喜欢，喜欢。谢谢！……”我堆着笑容说。
组长在上班时居然送手表给我，还说祝我生日快乐。受宠若惊的我愣愣地看着她，玉英舅妈旋即笑着走开。又陆陆续续收到阳玲她们送的音乐盒。面对着这些丰富的礼物，面对着她们的如此厚爱，我却愁眉不展。这突然间像被一群人捧上天，让我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挤着笑容收下，脑子里一刻也不得停，总在琢磨着该怎么答谢她们的厚意。思来想去，决定不请吃饭。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请？两个舅舅在其他厂上班，晚上要加班，大家时间不一致。中午嘛，才一个钟时间，怕赶不及上班。只是张红梅总在笑我，要我买上些吃的喝的拿去车间楼顶上去庆祝，她还想叫上彩绘设计师涂方一起。车间上层一角有两间小房，雕刻的两个师傅和现在的涂方设计师在那住着。中午的楼顶上蹲着好些吃饭的男同事，晚上的楼顶也有好多人在那闲坐闲谈。我可不想那么张扬，过生日而已，没必要搞得厂里人人皆知。
唉！想得心里烦死了。
生日的当天早晨，六点多就起床。我和妹妹去市场买了三四斤苹果、四五斤橘子、两三斤葵瓜子、两三斤花生，花了四十多块钱。不管那么多了，就这么着，中午在宿舍吃吃这些东西就算了。
大袋小袋拎得我手臂酸死了。中午，端着打好的饭去对面宿舍请组长她们过来吃瓜子水果。她们只是象征性地抓两把瓜子，拿个水果就走。
我的十七岁的生日，第一次出来GD的生日就这样过了。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招待，她们是否满意？她们是否会在背后议论什么？但我总爱胡思乱想，脑袋里又浮现出一张张鄙视我的面孔，那些面孔越来越清晰，她们嘲笑我，讽刺我，指着我讲我的母亲，讲我母亲是怎样生下一堆妹妹，讲我的父母亲是怎样吵架。总能感受到刚进厂时的那种焦灼，害怕看她们的眼神，很平常的一句话也能令我浮想连连。这样不安的思绪不断在脑子里升温变质。
在不久的一天晚上，下班回到宿舍，掀开床帘发现我那个棕色的小皮包不见了。翻遍床上的被子和枕头，连床底下也用扫把捅了又扫，还是不见。脑袋嗡嗡作响，刹时就懵了，完了，被偷了。琴表姐的身份证未婚证，我的小物品，还有四五十块的零花钱，全没了。
我急得哭了。宿舍里也像炸开锅。一会儿就围了好多个人来看热闹，门卫也来了。他们说要认真调查这次失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