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朱彝尊（1629-1709）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此书在史部，谓此书：“博识多闻，学有根柢，复与顾炎武、阎若璩颉颃上下。凡所撰述，具有本原。是编统考历朝经义之目，初名《经义存亡考》，惟列存亡二例。後分例曰存，曰阙，曰佚，曰未见，因改今名。”该书为传统经学重要参考书。鲁迅作《汉文学史纲要》，第2篇《〈书〉与〈诗〉》后，开列“参考书”，该书即在其间，并划出了具体卷数为：“卷七十二至七十六，卷九十至一百”。
朱彝尊，清代词人，学者。字锡，号竹垞。
■《考信录提要》
[清]崔述（1740-1816）著。崔氏是历史上的“疑古”大家，为清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今人对崔述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尚缺乏足够的梳理和肯认。崔氏著有《考信录》多种，对后人误读经典多所考辨。
《三闲集·扁》说文艺批评的空洞之争，引用了崔著中的民间笑话：两位近视眼对着还没有挂起来的匾，争那匾文为何。
■《孔丛子》
原题[汉]孔鲋（约前264-前208）撰，[宋]宋咸注。又称《重刊宋本孔丛子》。有清光绪年间刻本。书多伪托孔子言行，崔述认为该书价值不大。见《日记·1920/3/6》，参《白氏讽谏》条说。
孔鲋即孔甲，孔子后裔，秦末儒生，居于魏国。陈胜领导农民起义，他慨然从军，为博士。后与陈胜一同战死。宋咸，字贯之，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
■《孔子家语》
[三国魏]王肃（195-256）编。书中“记载”孔子言行，一部分不可信；但也有部分文字源于先秦典籍。鲁迅多次提及此书。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引述了该书“子路负米”的故事。《孔子家语·致思》中记录，子路自述“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为亲负米百里之外”。鲁迅认为作为“孝道”，这个“可以勉力仿效”。
《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的。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法。为他自己计，这固然是没有危险的尊号，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欢迎的头衔。不过在实际上，却也许并不这样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然而连这一位由，后来也因为和敌人战斗，被击断了冠缨，但真不愧为由呀，到这时候也还不忘记从夫子听来的教训，说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面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肉酱了。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据说他一听到这信息，就吩咐去倒掉厨房里的肉酱云。”
关于子路之死以及孔子闻听子路死后“倒掉厨房里的肉酱”故事，就出自《孔子家语·子贡问》。
《汉文学史纲要》讨论《诗经》，也引述了该书意见。
■《李二曲集》
[清]李（1627-1750）撰。即《关中李二曲先生全集》。
该书为鲁迅赴西安时，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所赠。《日记·1924/8/3》记载：“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至夜又送来《颜勤礼碑》十分，《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花生各二合。”
李，字中孚，陕西（今周至）人，因山曲曰，水曲曰，故学者称其为二曲先生。所论儒学理念有大义，也有教条酸腐处。
■《六经奥论》
[宋]郑樵（1103-1162）著。该书为分析儒学“六经”的专著。
《汉文学史纲要》第2篇讨论《诗经》之“孔子删诗”之公案说：“自商至周，诗乃圆备，存于今者三百五篇，称为《诗经》。其先虽遭秦火，而人所讽诵，不独在竹帛，故最完。司马迁始以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然唐孔颖达已疑其言；宋郑樵则谓诗皆商周人作，孔子得于鲁太师，编而录之。”这里说到的郑樵意见，就出自《六经奥论·删诗辨》。
郑樵，莆田（今属福建）人，居夹山，学者称夹先生。著述繁富，所著《通志》与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在史学界有极大影响，此外尚有《尔雅注》、《夹遗稿》等。
■《六艺纲目》
[元]舒天民撰，舒恭注，[明]赵宜中附注。有光绪年间刻本，1部2册，8角购得，见《日记·癸丑/3/1》。
■《冕服考》
[清]焦廷琥撰。有光绪年间刊本，为南陵徐氏《积学斋丛书》本之一。系研究历代服饰的专著，体现儒学礼制思想。见《日记·乙卯/3/13》等。
焦廷琥，字虎玉。焦循之子。著名经学家，又通算学。
■《潜夫论》
[汉]王符（72-153）著。有《四部丛刊》本。书中有抨击时政的“清议”政治思想，也有讨论宇宙本源的“本体”哲学思想，是先秦儒学在汉代的新发展。《日记·1924/6/11》提及此书。
王符，字节信，与马融、张衡、崔瑗等友善。王符性情耿介、不同流俗，不为官方接引，因此隐居著书。书成三十余篇，讥讽当世得失，不欲彰显己名，所以书名《潜夫论》。
■《日知录》
[清]顾炎武（1613-1682）著。
《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中说：“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这里的“某先生”就是顾炎武；所论即出自《日知录》。原文说当时之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见《日知录》卷13《南北学者之病》条。
《两地书·厦门——广州（八八）》中说：“虽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在位者不讲信用，专责‘匹夫’，使几个人挑着重担，未免太任意将人来做无谓的牺牲。”这里的引语就典出《日知录》卷13：“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鲁迅这个思想与今日时论不同，他认为“在位者”对“天下兴亡”更应首先承当责任，不能将此推给“匹夫”。这是一种“清议”，一种批评，一种对“在位者”的质问，很值得玩味。
■《丧服释疑》
[晋]刘智撰。鲁简作《释疑》。该书是对礼制专题研究的专著。《古籍序跋集·〈广林〉序》中提及此书。
■《申鉴》
[东汉]荀悦（148-209）撰，[明]黄省曾注。有《四部丛刊》本，5卷。该书抨击谶纬符瑞和黄白之术，有坚持民本理念、批评当局的“清议”思想，是对先秦儒学的一种继承。荀悦还是著名历史学家，参《前汉纪》条说。《日记·1924/5/14》提及此书。
■《升庵经说》
[明]杨慎（1499-1559）著。
《汉文学史纲要》第2篇讨论《诗经》“大序”、“小序”，引韩愈意见说：“子夏不序诗”。这个意见就出自《升庵经说·诗小序》：“予见古本韩文，有《议诗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诗’。”
杨慎，明代文学家，字用修，号升庵。杨廷和之子，四川新都（今成都市）人。
■《文中子》
[隋]王通（？-617）撰。又名《中说》。王通，隋代大儒，隋炀帝时隐居教学。该书模仿《论语》，记录其与弟子的问答，但文多有矛盾之处，《四库全书提要》对该书评价不高。
《周公》篇有谓：“子谓仲长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会逢其适也，焉知其可？’子曰：‘达人哉，隐居放言也！’”这里的“会逢其适”，意思是“会当其意有所适”。章士钊在《毁法辨》一文中，讹为“适逢其会”。鲁迅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中提及这个名词，顺手对章士钊进行了讽刺。
■《新论》
[东汉]桓谭（？-56）著。书已佚。有清人辑本。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中认为《庄子》所谓“小说”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小说”，而桓谭所论“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个说法与“小说”的意思比较接近。桓谭所论，鲁迅注：“李善注《文选》三十一引《新论》”，见于今本《文选》卷31江淹《李都尉》诗李善注，文略不同。鲁注或误。又：“《太平御览》卷602引桓谭《新论》说：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鲁迅引据此文说：“则此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按，桓谭所论“尧问孔子”云，不见于今本《庄子》。《新论》有“前圣后圣，未必相袭”说，颇得《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旨。
■《新语》
[汉]陆贾（前240-前170）著。又名《陆子新语》、《陆子》、《云阳子》等。有《四部丛刊》本。《汉文学史纲要》等提及此书。
陆贾为荀子二传弟子，汉初大儒，继承孔子、孟子、荀子的政治思想，影响刘邦和汉代政治甚深。“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治国需用儒学这个思想，就出自陆贾。
■《盐铁论》
[汉]桓宽著。该书为汉代儒法两家关于盐铁专卖与否的御前会议记录。《四库全书总目》归入儒家类。
《准风月谈·禁用和自造》中说：“和我们中国一样，一向用毛笔的，还有一个日本。然而在日本，毛笔几乎绝迹了，代用的是铅笔和墨水笔，连用这些笔的习字帖也很多。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便当，省时间。然而他们不怕‘漏’么？不，他们自己来制造，而且还要运到中国来。”
这里说到的“漏”，就源于《盐铁论·本议》“川源不能实漏，山海不能赡溪壑”。漏，就是有漏洞的酒杯，意思是利益外泄。
桓宽，字次公，汉汝南郡(今河南上蔡)人，治《公羊春秋》。汉宣帝时举为郎，后官至庐江太守丞。
■《颜氏家训》
[北周]颜之推（531-约595）著。本书讲述修身治家之道，兼及考订典故、评论文艺。颜之推曾历南朝梁、北朝齐、北朝周、隋四个朝代。乱世中政权的更迭并没有影响他对儒学的恪守。
《朝花夕拾·五猖会》中说：“我关于赛会的知识，多半是从他们（游手好闲的闲人）的叙述上得来的，并非考据学家所贵重的‘眼学’。然而记得有一回，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这里说到的“眼学”，即从《颜氏家训·勉学》中来：“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所谓“眼学”即征引源自亲眼所见，所谓“耳受”即议论源自道听途说。
鲁迅治国学，均从“眼学”而非“耳受”而来，这可以从他做《中国小说史略》中考见。但鲁迅对《颜氏家训》有过误读。
《而已集·略说香港》引用香港《循环日报》刊载的琐事两条，第2条为：“昨晚夜深，石塘嘴有两西装男子，……遇一英警上前执行搜身。该西装男子用英语对之。该英警不理会，且警以□□□。于是双方缠上警署。……”鲁迅对此议论道：“第二条是‘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但三个方围不知道是甚么。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这□□□似乎是因为西装和英语而得的；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准风月谈·扑空》中也说：“这《家训》的作者，生当乱世，由齐入隋，一直是胡势大张的时候，他在那书里，也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意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胡人。这也是庚子义和拳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念佛，子弟却学些‘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便是现在，抱这样思想的人恐怕还不少。”但鲁迅这里记忆有误，所以后来在《〈扑空〉正误》中说：“前几天写《扑空》的时候，手头没有书，涉及《颜氏家训》之处，仅凭记忆，后来怕有错误，设法觅得原书来查了一查，发见对于颜之推的记述，是我弄错了。其《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然则齐士的办法，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对于颜氏，本应该十分抱歉的，但他早经死去了，谢罪行否都不相干，现在只在这里对于……读者订正我的错误。”
颜之推是北朝大儒，对士之丑行是不屑的，因此鲁迅与颜之推就有了姿态的一致性。
■《袁氏世范》
[宋]袁采（？-1195）撰。《四库全书总目》归入子部儒学类，《提要》说该书为袁采主政地方时所作，“分睦亲、处己、治家三门，题曰《训俗》。府判刘镇为之序，始更名《世范》。其书於立身处世之道，反覆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虽家塾训蒙之书，意求通俗，词句不免於鄙浅，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
■《张子语录》
[宋]佚名。本书辑录了大儒张载（1020-1077）的语录。3卷，后录2卷。有《四部丛刊》本。见《日记·1934/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