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关系的发展演变起始于戈尔巴乔夫时期。戈尔巴乔夫上任后，推行外交新思维，使苏美关系由对抗转向对话与合作，冷战得以走向终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继承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遗产，推行亲西方外交，俄美关系被视为俄罗斯外交最重要的方向。不久，随着俄罗斯外交战略的调整，俄美关系在探索与调整的过程中表现出改善与倒退相伴、合作与冲突并存的特点。
普京时期，俄罗斯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对外战略最终调整到位，俄美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遗产
“二战”结束后，由于两国国家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冲突，苏美关系经历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状态。其间虽然有过缓和与妥协，但对抗与斗争是主旋律，苏美关系长期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随着内部改革的推进，在国际上逐渐淡出角逐，苏美关系开始了从对抗与争夺向对话与合作的转换。
（一）“头号共产党人”vs.“头号帝国主义者”
实际上，从戈尔巴乔夫执政的第一天起，苏联的对美政策即出现了调整的迹象。1985年3月，在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之后发表的讲话中就表示希望同美国停止军备竞赛，建议冻结核武库和停止继续部署导弹。而在此之前，美国的对苏政策基于美国实力的恢复与强大，以及西方盟国的强烈要求和国内政治的需要，也开始了从全面对抗到坚持实力与谈判并用的新缓和政策的转变。里根通过派副总统布什出席契尔年科葬礼的时机，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访问美国，同里根总统举行会晤的邀请。4月18日，《真理报》发表声明，表示苏联支持美国提出的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建议。经过协商，双方决定在第三国举行这次首脑会晤。这样，1985年11月21日，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日内瓦举行了首次会晤，结束了自1979年卡特勃列日涅夫会谈以来，两国领导人未曾谋面的僵持局面。
尽管苏美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都表现出希望双边关系得到改善的意愿，但除了一些近乎空洞的言词之外，苏美首脑会晤并未取得任何具体的成就。
苏美首脑日内瓦会晤之后，1985年10月1112日，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又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了第二次会晤，此次会晤也是不欢而散。直到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苏美双方才签署了《关于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在这段时间里，苏美两国相互猜忌和敌对的心态并没有改变，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评价的，苏美领导人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轮谈判就表现出了对抗、互不信任，政治上的冷漠规模是巨大的，性质是尖锐的”，交谈双方表现出“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更像是“头号共产党人”和“头号帝国主义者”的大辩论。戈尔巴乔夫坚持，如欲削减进攻性武器就必须放弃实施战略防御计划，里根则大谈坚决削减进攻性武器和建立防御系统的好处；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应对地区冲突负责；在人权问题上，里根宣称“苏联如果想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就必须改进它在人身自由方面的声誉”，戈尔巴乔夫则强调“美国不应把它自己的标准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人”。
尽管《中导条约》被誉为苏美两国达成的第一个真正裁减军备条约，但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正因为苏联率先部署具有战略性能的20中程导弹，才招致北约采取反措施，通过部署“潘兴2”导弹，将苏联人口最多的地区置于核打击之下，而苏联实际上没有防御它的设施。因此，他认为：“通过签订《中短程导弹条约》，我们实际上打掉了抵在我国太阳穴上的一支手枪。且不要说生产和维护‘SS20’所需要的巨大的、得不偿失的物质投入了。”
而在事实上，苏美两国领导人也还在围绕着人权等问题争吵不休。针对里根对苏联人权状况的抨击，戈尔巴乔夫强硬回应道：“总统先生，你不是法官，我不是被告。
我和你一样，也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希望我们的对话将在互惠、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否则我们就根本谈不下去了。”
1987年12月10日，戈尔巴乔夫在对美国传媒界代表的讲话中也质问：“美国在道德问题上有什么权力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谁给了它这个给人上道德课的权力？”（二）“坚决更新对外政策”
1988年的某一天，戈尔巴乔夫决定在政治局听听关于建立超级电子计算机的情况。在受邀与会的科学家们抱怨经费紧张之后，戈尔巴乔夫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负责军工综合体的中央书记巴克拉诺夫：“而你吃掉了什么钱？
你的火箭的一节值多少钱？向宇宙啐一口唾沫，瞧，几十个亿就飞掉了。而他们在这里要求的只是一点残羹剩饭……”1988年是苏联历史上值得特别关注的一年，在这一年的6月28日至7月1日，召开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这是苏联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次会议确定了“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认为“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变形”，因此要同苏联传统的政治体制彻底决裂；首次提出了“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整个改革不可逆转的关键和保证，改革的必要条件是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舆论多元化，等等。在外交上，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坚决更新对外政策”，“使对外政策在实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新的质量”。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2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强调，新思维的中心环节是全人类价值的新的作用，强调要放弃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化。为了贯彻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路线，1988年7月25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外交部召开的科学实践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苏联外交政策最首要的任务是“用政治手段来为国内的改革创造和平的、一切方面有利的条件”。他将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思想归结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非军事化和人道主义化；越来越多地把安全保障从军事政治解决领域转向政治配合的领域；利用科学技术潜力来共同解决全球问题；为使各国和各民族在物质精神上相互丰富、为巩固世界和平的结构而发展各国与各民族的多种多样的和平等的联系。谢瓦尔德纳泽提出，国内民主化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新的政治思维作为一种哲学和谋求安全世界的一种工具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不仅仅是指国际关系的实践而言。新的政治思维的原则已经成为国内革命性改革的基础。只有这样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明显地说明，国家的外交政策是直接取决于内部事务的”。他还批判了一些过去的观点，如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不能把建立在诸如互不侵犯、尊重主权和民族独立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基础之上的共处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两种对抗性制度的斗争已不再决定当今时代的走向。现今，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依靠先进科学、现代化设备和尖端技术来加快物质财富生产与合理分配的能力，以及我们开发和保护那些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资源的能力。”“总之，当把国际关系同阶级斗争相提并论时，就很难承认作为最高普遍原则的和平共处的现实可能性和不可避免性，以及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的互相合作的现实可能性和不可避免性。”此外，谢瓦尔德纳泽还利用各种外交场合来阐述苏联的新思维外交路线。
如1988年9月27日，他在第43届联大会议上发言指出，世界的普遍安全要求进行真正的国际合作，全人类的国际合作应该高于分歧；苏联主张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和平共处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10月12日，他又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提出，建立在新政治思维构想之上的苏联外交政策的要点是：主张自由选择，放弃对最终真理的垄断，放弃将各种主张、理论和模式强加于人；主张政治上、文化上的多元化；反对对抗，从国际关系中排除意识形态分歧中的独断专行，将本国安全与世界普遍安全结为一体，靠理智而非武力争取和平，在国际关系中严守国际法。
在新思维外交路线的指导下，苏美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在第一阶段戈尔巴乔夫的对美外交还较为坚持对等和平等安全的原则的话，那么，到这一阶段，则表现出较明显的妥协和退让，有时甚至是做出主动的让步。
1988年5月29日至6月2日，里根访问莫斯科。对于这次会晤，尽管戈尔巴乔夫关注的主要问题还是裁军与安全，而实际上，人权问题已成了苏美莫斯科会晤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在整个访问过程中，里根自始至终极为关注的是苏联的人权问题。里根在启程赴莫斯科之前就在媒体上对苏联的人权政策进行了严厉地谴责。他断言苏联“仍然实行镇压性政策”；强调美国在同苏联打交道时严格遵循“道义上的标准”，而不是“不问是非或者不顾价值标准”；他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意味着彻底压制和榨取公民”，声称到苏联访问就是要使它的领导人明白，“必须扫除从他们的制度中产生的、不让自己公民享受人权的东西”。访问期间，里根利用各种场合在人权问题上向苏联施加压力。如在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里根就表示美国政府关心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5月30日，里根又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会见了约100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要求出境者，许诺美国将始终不懈地努力争取苏联的人权状况出现更大的好转。5月31日，里根在戈尔巴乔夫的母校莫斯科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极力强调“自由的概念——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通讯自由——以及民主制的优点”，他讲道：“在莫斯科这个春天，1988年的5月，我们或许可以寄以希望，自由将像托尔斯泰墓地上栽下的一片新绿的幼树，最终将在你们人民和文化的富饶肥沃的土地上开花。”尽管戈尔巴乔夫还是为苏联的立场进行了辩护，称“人权问题不是哪一方面的问题”；苏联政府发言人也表示，“我们不喜欢外人来教训我们如何生活”，但苏联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出现微妙的变化，如戈尔巴乔夫建议建立一个由美国国会议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组成的常设机构来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苏联政府发言人也公开承认苏联在人权方面存在缺点。在里根为戈尔巴乔夫举办的晚宴上，和戈尔巴乔夫坐在一起的除了苏美两国的高级官员和社会名流之外，还有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
6月3日，里根回到美国，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里根自称他的莫斯科之行已经播下了“自由与更加信任的种子”，“它们将以我们现在甚至无法推断的方式扎根和生长”。
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阐述苏联外交新思维，宣布苏联单方面在两年内裁军50万。这实际上意味着苏联接受了美国一直坚持的不对等裁军的原则。同日，里根在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赞扬了戈尔巴乔夫单方面裁军50万的决定，同时继续向苏联施压，要求苏联继续“大量进行”裁军，并“特别强调人权在改善苏美关系中的重要性”。
苏联之所以在军控及裁军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是与苏联国内局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进入1988年，戈尔巴乔夫开始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特别关注的是控制军备竞赛问题和军工企业在这个体制中的地位，首先是它在国家整个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早在2月份，戈尔巴乔夫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是的，我们取得了与美国的战略均势。而谁也没有算过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少钱。但是需要算一算。现在很清楚，不大大削减军费支出，我们就解决不了改革的问题。均势就是均势，我们应该加以保持。但是也需要裁军。现在有了这种可能。因为在政治上我们已在对美关系方面打开了新局面……让我们提出任务，布置人去分析一下，什么叫安全保障，什么叫安全的质量。
当我们把这些都算清楚了，就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削减。”11月3日，戈尔巴乔夫又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结束新思维政策和军工综合体的实际工作之间日益脱节的状况”。戈尔巴乔夫作了情绪激动和强硬的发言：“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军队？
600万人呀！”“如果我们公布实情：我们在军事需要上花的钱要比美国多1.5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为军事目的花的钱按人均计算比我们多，而我们把武器大批提供给‘不发达’国家，却得不到任何回报。如果我们把这一情况公之于众，那么所有我们的新思维和我们整个新的对外政策就会完蛋……”“如果我们的军队一切保持原状，我们就解决不了改革任务。
最好的科技力量、最好的生产基金依然被送到那里，对那里依然是有求必应的供应……”
1989年下半年，随着东欧局势的急剧变化和苏联国内形势的日益恶化，美国认识到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变动给美国推行其政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力求推进东欧局势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演进，并争取苏联对这种变革的默许。而戈尔巴乔夫受困于国内经济政治危机，也期待通过提升对美关系来找到一条出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89年12月23日，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马耳他举行了非正式会晤。双方除了在军控和裁军领域达成一些协议之外，还就东欧、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问题达成了非正式的谅解。戈尔巴乔夫保证苏联不对东欧国家动武，苏军在适当时间从东欧撤军，允许东欧国家自由选择政治和经济制度。作为奖励，布什宣称美国希望苏联的改革获得成功；表示美国政府打算采取措施，以终止阻挠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效力；鉴于苏联正在发生的变革，可以就签订新的贸易条约开始磋商；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废除限制对苏方贷款可能性的史蒂文森伯德修正案。
此外，美国还表示支持苏联获得在关税及贸易协定组织中观察员的地位。
（三）苏联终结=冷战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