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政局混乱、经济恶化、社会结构逐步解体、民族分离主义情绪蔓延，不仅是普通民众对时局不满，苏共领导层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面对危机，戈尔巴乔夫采取的对策是：（1）继续大力推进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如在1990年3月12日举行的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对苏共执政党地位的认定，决定实行多党制，进而实行总统制，并于3月15日使自己当选为苏联第一位总统，希望借此确保自己政治上的生存；（2）试图通过采取严厉措施，以维护国家的统一。
1990年1月，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发生拥护联盟和主张独立的两派势力之间的争斗，苏联驻军介入冲突，酿成流血事件。戈尔巴乔夫为控制国内危机状态所采取的强硬政策，引起国内“激进派”和“民主派”的强烈不满。1990年12月30日，被西方看好的谢瓦尔德纳泽宣称保守势力要卷土重来，辞去了外长职务。1991年1月，鉴于波罗的海国家争取独立的行动危及联盟的统一，苏联坦克开进了立陶宛；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戈尔巴乔夫宣布对其实行经济封锁。美国将这些动向视为苏联政治后退的信号，立即对戈尔巴乔夫假以颜色。
1990年4月17日，布什政府宣布，如果苏联中断对立陶宛的天然气和其他燃料的供应，美国一定会作出“适当的反应”；4月23日，布什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对苏联的制裁问题。会议决定放慢同苏联缔结一项投资协定的工作，不支持苏联在关贸总协定中的观察员地位。5月初，布什继续就立陶宛问题指责苏联，宣称美国50年来一直“拒绝承认把波罗的海国家强行并入苏联”。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继续其对苏联经济上的歧视政策，对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持观望态度。1991年1月，美国宣布推迟原定于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最高级会晤。针对苏联在立陶宛的行动，美国国会和政府反复强调，苏联不改变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态度，不让其“自由选择”，就决不会给苏联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还决定放慢美苏关于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
在美国的压力下，苏联不得不做出让步。戈尔巴乔夫同立陶宛总理举行了和解式的会见，并开始拆除美苏存在争议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苏联的让步促成了苏美最高级会谈。1991年5月31日至6月3日，美苏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晤。两国在这次会晤中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最为重要的是关于《未来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基本条款》、统一后的德国与北约及华约的关系问题，以及两国贸易协定的签订。实际上，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在前两个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才换来了后一个协定的签订。就德国问题而言，戈尔巴乔夫本来坚持统一后的德国既加入北约，也加入华约，但在布什的压力下，最后同意由德国自己做出决定，这实际上是为德国最终加入北约亮了绿灯。而戈尔巴乔夫则特别看重两国贸易协定的签订，希望借两国经济关系的加强，尤其是最惠国待遇地位的获得，来缓解苏联的经济危机。
此时，戈尔巴乔夫已经被国内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乱了方寸，他将争取西方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视为医治苏联经济疾病的良方。7月17日，戈尔巴乔夫几经努力，终于得以在伦敦召开的七国首脑会议上露面。在会前与布什的一次会见中，戈尔巴乔夫抱怨道：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了对付一场地区冲突，可花上1000亿美元，为实现其他计划也能找到钱，而这里讲的是这样的项目——改变苏联，使其达到新质，让它成为世界经济、国际社会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不是一种对抗力量、一种可以产生威胁的源泉。这是一项没有先例的任务。”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问布什：“美国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苏联？”布什则回答说：“我们希望，苏联将是一个民主的、市场的国家，充满活力地融入西方经济的国家……希望它能在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顺利地解决好联邦的问题……”显然，在布什的眼里，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还不是美国所希望的样子，至少在它成为这个样子之前，美国还不准备慷慨解囊。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伦敦七国首脑会议上没有得到任何实在的东西。
同年7月30日至8月1日，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莫斯科举行会晤。这是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人的最后一次正式会晤。在这次会晤中，双方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规定双方大幅度削减战略武器，打开了通向更大幅度裁减军备的道路。苏联加盟共和国与联盟的关系也是两国领导人讨论的问题，布什直截了当地劝说戈尔巴乔夫“放了波罗的海三国”。此外，戈尔巴乔夫仍试图说服布什向苏联提供援助，但布什仍将美国的援助与苏联如何改革联系在一起。利用援助问题影响苏联的改革方向是美国的一贯政策。布什在1990年6月20日的讲话中就强调美国对苏联的援助“还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主要表现在苏联尚未进行经济和政治的根本改革。
1991年6月初，美国副总统奎尔在访问西欧时重申，在苏联“没有实行根本改革之前，我们是不会提供任何数量的援助的”。而美国所要求的“根本改革”，就是“朝着民主化前进，朝着私有化前进，朝着开放市场和实行自由经济前进”。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企图废黜戈尔巴乔夫的事变。“8·19”期间，西方国家一致对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表示谴责。事件发生当天，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谴责政变行动，宣布暂时停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随即，加拿大、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也纷纷发表类似声明，向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施压。8月22日，在内外势力的抵制下，政变流产。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挫败政变所起到的作用，戈尔巴乔夫事后评价道：“政变分子们打算无视国际社会的反应。他们不考虑我国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与美国和欧洲各国关系上的变化。”“同外部世界的新关系和改革的民主成就，是预先决定这场阴谋必败的主要因素之一。”“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解散了苏联共产党，苏联内外政策加速倒向西方。而随着苏联内部体制的剧烈演变，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表示加强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帮助苏联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迈进。1991年12月2日，七国首脑会议协调人梅杰致函戈尔巴乔夫，宣布“七国集团”和欧共体同意了数额为1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其中，美国将提供12.5亿美元的农产品供货的补充贷款担保和1.65亿美元的紧急粮食援助，这是给当年早些时候提供的25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追加的担保。但是，1991年底的形势已经表明，即便是有了西方的援助，也难以阻挡苏联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的步伐。
随着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战后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得以结束。
美苏两国的矛盾和冲突、分歧和对抗，究其根源在于两国在价值观念、思想信仰和社会制度上的对立，冷战是“建立在思想分歧之上的”
。东欧、希腊和土耳其问题点燃了冷战的导火索，但美苏在这些地区的争夺，归根结底还是为在这些国家建立哪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因此，这些斗争实际上只是冷战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且，冷战的“战场”并非只是在东欧，东欧只是冷战的前沿，苏联和美国自身才是冷战的主战场。因此，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可以被看作是冷战走向终结的重要象征，但并不意味着冷战已经最终结束。苏共的跨台、苏联对西方价值观的全面认同、苏联向西方式民主和经济体制的转轨才是冷战终结最重要的标志。
二、叶利钦时期的俄美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美关系承接了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出现了积极发展势头的苏美关系的遗产，尤其是在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之后，这种制度上的改朝换代既影响了俄对外战略的选择与对美政策的定位，也是美国对俄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是，叶利钦时期的俄美关系除了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有过一段不长的“蜜月”期之外，之后就不断被各种问题所困扰，尤其是在叶利钦第二任期里，国内的政治压力、美国对俄政策给俄政治和安全利益以及大国地位造成的损害，导致俄美矛盾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使俄美关系到20世纪90年代末降到了苏联解体以来的最低点。
（一）“死神之吻”
俄罗斯立国之初，将激进的西方化改革视为振兴国家的根本出路，从对外战略服务于国内政治需要来看，俄罗斯必然要将西方头号大国美国当作外交上最重要的方向。因此，俄罗斯最初把俄美关系定位在“战略性同盟关系”
上面，将对美关系视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础。如果能够从与美国的结盟中获得财政援助和先进技术，当然会大大有利于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转轨；而且，鉴于美国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俄美关系的拉近，对俄罗斯尽快融入西方自然也是极为有利的。但在内部体制的转型过程中，俄罗斯却遭遇到未曾料想到的困难。
俄罗斯最初是将美国视为民主的化身和代言人，对民主的热衷转化成了对美国的热衷。但是，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俄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对于俄未来基本发展道路的选择存在着不尽一致，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主张，它们在俄对外战略的选择和对美政策的定位方面也反映出不同的倾向。“那些西方意义上的市场或自由民主的热衷者显而易见地并不倾向于将美国视为一种威胁，对北约东扩很少关注；很少倾向于增加军费开支，而更多地认为，没有西方的援助俄罗斯就不能解决其经济问题”；比较而言，那些对西方的市场和民主并不认同或持有异议的人则“希望增加军费开支，认为没有西方的援助俄罗斯也能解决其经济问题，更为关注北约的东扩，也更倾向于视美国为一种威胁”。俄美关系经过短暂的“蜜月”期后，随着俄国内西方式的改革走入困境，以及俄在国际上地位和影响的急剧下降，俄政府所推行的对外战略及对美政策成为一些党派攻讦的对象，从而加剧了国内政权危机，迫使执政者不得不就对外政策做出较大幅度的调整，以争取民心，稳固政权。
对美外交方面的失意，造成了对俄外交决策者的政策调整压力，这一压力又因国内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斗争而进一步增强。
对俄罗斯执政者而言，西方化所产生的悖论在于，它在带来民主政治的同时，也带来了相互竞争的利益和意见的多元化。这也就意味着，那些在俄罗斯西方化进程中利益受到侵害的群体必然会对西方化的选择提出质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在俄罗斯人心灵中造成的对西方世界满怀狐疑，甚至敌意的心理鸿沟不可能很快被填平，而随着西方化所产生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这种狐疑和敌意也就越来越普遍和强烈。这一点，在1993年底的议会选举结果中就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自由民主党和共产党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攻击执政当局的“美国制造”的内外政策来迎合民意、赢得选举的。随着以强调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特殊使命的民族主义成为俄罗斯大多数政治势力进行政治动员的资源，俄罗斯对美政策的制定者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附和这种诉求。
1993年4月23日，叶利钦总统颁布命令批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基本原则》，确定俄罗斯外交政策要使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具有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和雄厚的技术潜力、智力潜力、伦理潜力的大国，理所当然地置身于国际社会，并享有充分的权利。具体到俄美关系，“构想”提出，在可预见的将来，与美国的关系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优先点的刻度表上仍将保留首要的位置，这是符合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分量的，全面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有助于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构想”同时指出，在美国，存在着对俄美关系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的力量；在同美国进行国际问题的合作方面，列入首位的多半是俄罗斯周边的冲突形势，不排除美国试图在居中调解的幌子下，在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内占据俄罗斯的位置；在俄美关系中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冲突。“构想”所确定的俄美关系发展目标是：“俄罗斯根据现有的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方面的协议，将争取稳定地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它的目标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长远的目标是建立盟友关系。同时，必须坚定地反对在华盛顿政策中可能重新出现的帝国主义的表现，反对企图把美国变为‘唯一超级大国’的路线。”1994年2月，叶利钦在首次向俄罗斯新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指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不断促进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实现这一任务的主要手段是开放和合作，但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俄有权在必要时采取坚决和强硬的行动。”他强调，对外政策“要始终体现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相应地，俄罗斯在对美政策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在诸如波黑危机、与近邻外国的关系、北约东扩等一系列问题上对美国表现出了一些强硬姿态。尽管有了这些调整，俄罗斯对美政策的基调，即谋求同美国进行全面的战略合作，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俄罗斯对外政策从总体上还是保留了“亲西方”的方针。
这种调整一方面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对来自于国内的压力做出文辞上的反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融入西方而自抬身价的一种策略。这种调整所产生的结果是两面不讨好，既未能平息国内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加深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怀疑和戒心，从而在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地对后者加以防范和排斥，进而又增强了俄罗斯人对西方的不信任和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