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自立国以来，其对外战略主要是基于三个前提来确立的：国际政治恒久不变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国际阶级斗争；苏联的安全和威望有赖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和壮大；为实现上述目标，苏联必须确保军事上与最主要对手之间的优势地位。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苏联几乎是倾举国之力，拼命发展军备。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当权时，苏军已经发展成为由战略火箭军、陆军、防空军、空军、海军等五大军种组成的庞大军事力量，其正规军达500万人，外加近百万的边防军和内卫军，装备有6万辆坦克、9万辆装甲车、1.3万架战斗机、5000多架攻击直升飞机、800多艘水面舰只、500多艘水下舰只。过度的军备扩张固然使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大国之一，但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一方面，国内经济受到拖累，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另一方面，刺激了美国及西方的敌视和防范心理，造成东西方关系的紧张和对抗，反过来又给进一步扩充军备提供了新的动力，如此恶性循环。
戈尔巴乔夫完全摈弃了苏联对外战略的传统观念，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以同一性取代冲突不可避免论；强调各个国家“选择的自由”，放弃对东欧的控制；强调核时代安全的相互性，放弃对军事优势地位的争夺，进而裁减军备。1988年11月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情绪激动地发问：“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军队？
600万人呀！”“如果我们公布实情：我们在军事需要上花的钱要比美国多1.5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为军事目的花的钱按人均计算比我们多，而我们把武器大批提供给‘不发达’国家，却得不到任何回报。如果我们把这一情况公之于众，那么所有我们的新思维和我们整个新的对外政策就会完蛋……”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思想的指导下。
苏联在外交领域实行全面收缩，如从第三世界热点地区脱身；放弃东欧；在苏美双边关系上，在裁军等问题上表现出较多的妥协和退让，甚至是主动迎合。
戈尔巴乔夫改革造成日趋失控的内部危机，加速了苏联的衰败。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其国际法上的继承者。
新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开始了一个面向西方的进程。然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那种毫无保留地与西方合作并寻求融入西方的政策并未能长久维持下去。
这一方面是俄罗斯在后共产主义时代所面临的困难——经济崩溃、社会失控、政治混乱——所导致的，许多俄罗斯人将之归咎于西方，认为它未能兑现曾经许诺的大规模经济援助，西方的经济专家替俄国的经济病开出了错误的药方……更为严重的是，1993年底的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出俄罗斯公众情绪蕴含着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它尚不至于主导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定位，但这种情绪显然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推行的“新思维”外交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1993年以后，这种情绪妨碍着叶利钦继续推进其面向西方的对外战略。
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面对的新的周边环境也促使其在外交上做出调整。剧变造成俄罗斯四邻不宁，尤其是在南部，战争在高加索和中亚爆发，直至蔓延到俄罗斯境内。俄罗斯被牵涉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的武装冲突。此外，西方，尤其是美国则力图乘俄罗斯衰落之机，进一步削弱和压制俄罗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北约东扩被提上日程。这在俄罗斯政治精英看来，标志着西方的对俄政策开始转向排斥、孤立和敌视俄罗斯。
从1994年到2001年，俄罗斯的对外战略进入一个调整和重新定位的时期。这一阶段俄罗斯在外交战略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叶利钦在1994年初“国情咨文”中提出的俄应结束“单方面让步的做法”，在不放弃争取同西方国家建立伙伴和合作关系的同时，努力显示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俄罗斯除了更加强调在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力和注重发展与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大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领域，一方面，在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确立与北约的新型关系、继续推动军备控制谈判和战略武器的削减等方面发展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俄与西方在地区热点问题、北约东扩、反导条约等问题上发生摩擦。
新世纪初，俄罗斯迎来了自己的新总统——符拉基米尔·普京。这位颇具神秘色彩的政坛新秀上任后即表现不俗，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方面均出现了很多可喜的新气象。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总体发展特征是从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与社会动荡走向建设和稳定。在对外关系中，普京恪守国家利益，在重塑大国形象的同时表现出了务实而灵活的外交作风。克格勃出身的背景使普京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显现了坚守国家利益而又灵活务实的执政风范，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堪称有声有色。普京在继承叶利钦时期大国定位的基础上，强化了俄罗斯外交功能及手段的运用。提出对外政策唯一可靠的方针，是始终捍卫国家利益。突出外交为国内经济恢复和建设服务，突出外交的经济利益追求。在普京的推动下，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俄罗斯重新修订并公布了《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和《俄罗斯军事学说》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这些文件为俄罗斯对外政策建构了框架基础，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经过一系列调整之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定位、方向、目标和外交次序等变得更加确定而明晰，俄罗斯的外交战略逐步走向成熟。正如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所言：“今天，俄罗斯国务活动家和外交人员以及广大的社会阶层都清楚地认识到，作出不适当的让步致使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和与美国、西欧国家、日本进行对抗，对俄罗斯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始终不渝地、必要时采取强硬立场捍卫国家利益的方针同俄罗斯进一步加入民主国家行列和国际经济组织的任务并不矛盾。”
对于俄罗斯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俄罗斯外交的未来走向，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评说。在布热津斯基看来，今天的俄罗斯太虚弱，以至于支撑不起它地区性的支配地位。俄罗斯除了存在着数不胜数的内部缺陷之外，还由于南部和东部边界分别与不稳定的伊斯兰世界和日益发展的中国接壤而遭遇到地缘政治上的困境。对于俄罗斯而言，成为一个正常的西方国家是其唯一选择。当俄罗斯昔日帝国的辉煌和全球性支配地位的荣光成为遥远的记忆的时候，新一代具有全新的世界观的俄罗斯领导人将出现，他们将把西方视为俄罗斯自然而然的归宿。戴维·卡莱欧则认为，俄罗斯即便是在虚弱的状态下，也仍不失为一个核超级大国。那种认为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完结了的判断，是一个令人怀疑的历史赌注。
无论俄“蜜”还是俄“黑”怎样评判俄罗斯的现在和未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俄罗斯在过去一个世纪历史中的许多时间里，它所作出的决策不仅对俄罗斯人，而且对中国人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许多人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作为中国的最大邻国，俄罗斯的一举一动都牵涉到中国的利益，都特别值得中国人予以关注、观察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