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黄克强、赵伯先等，立实行机关于香港，内分数部，或掌运输，或主联络，或谋通财与执文牍，谋甚秘密。孙中山先生、黄君克强先后到南洋、美洲一带，募军饷四十余万，兼购最利枪支。广州举义时，枪未运到，而各处同志来者益众，形迹颇露，卫队及警兵渐相缉探，遂决用手枪、炸弹。黄君先入城。原拟黄自攻督署，而以赵君攻水师营，其余分三支：一攻旗军；一守南门；一迎新军。入城事成后，则以赵君出江西，黄君入湖南，再分道各省，鼓动响应。此部署大概也。二十六日，机关部得黄电，言事洩矣，请改期二十七日。又得黄电，催众往，遂于二十八日出发，到者仅一部分人，而事已一发难收矣。二十九日余始到，业知失败，未容展我手眼，爰探得举事时，黄君初以事洩，欲解散，多数人反对，遂仓卒举发。黄君所带无百人，又大半留学生，未习战伐。攻督署时，击死卫队甚多，同志死者亦不少。继而黄君直入后堂，见不惟无人，并器具亦无之，乃知张鸣岐得信最早，已携眷潜逃，因率队外出。而各处陆军坌集，黄又击毙数人，而我之队伍已被陆军冲散，黄乃易服出城。其余未出城者，噀血巷战，至死气不馁。黄只身逃至一买卖铺中，伏数日始脱于难。至初四日，入城调查，死尸计七十二人。黄虽未死，受伤颇剧，余则或伤或逃，尤不可胜纪。噫，亦惨矣！
计此事失败原因有三：一、侦探李某充运军火，为平日党中最得力人，不知实乃侦探，后查明，处以死刑，枪毙之香港；二、从戎者皆文弱书生，素无武力；三、起事仓卒，新军未能响应，诸同志亦多奔赴不及。有此三原因，所以失败。
但平心思之，此事究不得以为失败，盖失败一时而收效甚远也。何则？有此一番变动，遂生出三种观念：一、此番死难诸人，如此猛烈，可使一般人知同盟会非徒空谈，实有牺牲性命的精神；二、此番死义，多属青年，易激起人痛惜之心，而生倾向革命之热诚；三、政府对于此举毫无悔心，人愈恨旧政府而争欲推翻之。有此种种，故武昌一起，天下从风，岂偶然哉？虽谓诸烈士已成有圆满无上之功，未为不可也。愿诸君作事勿看眼前成败，要看后来结果，最远之成败，天下事无不可为矣云云。
复孙武书
（一九一二年七月四日）本文录自1912年7月4日《民立报》。
接读手书，劝弟以不宜遽荫退志，并以不可负气灰心相戒，所以奖励而督责之者备至。仰见真诚爱国，并推爱及弟，人非木石，能无感愧？
虽然，弟此次所以辞职，固有不得已之苦衷。政治施展之方，不一其途，此途不遂，则转而之他，或暂退以待，原无所不可。弟虽无似，岂悻悻然为小丈夫之所为者耶？公肇造民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政治方术，定为解人，故谨述衷曲，以明真实，幸垂听焉。
政治家之生活，以政见为要素者也。既有一政见，以为非此不足以达国利民福之所祈向，则未有不希望其政见之实行者，此天下之通义也。弟此次忝任国务，分治农事，当此急则治标之时，而为此迂缓之任，已非中心所愿；然犹以为既列阁员之群，亦参赞大政方针之一人，则主持所信之政见，以期见诸实行，或亦易事，故姑且承乏其间，以图展布有日。弟尝潜观宇内大势，默筹治国方策，窃以为廿世纪之中国，非统一国家、集权政府不足以图存于世界。而当兹丧乱之后，秩序败坏，生计凋敝，干戈满地，库帑如洗，外则列强未之承认，内则各省俨成封建，尤非速行军民分治，集中行政权力，整理军队，厉行救急财政计划，不足以治目前之危亡；而欲行此种政策，更非国务员全体一致，志同道合，行大决心，施大毅力，负大责任，排大困难，坚忍以持之，忠诚以赴之，不足以见最后之功效。乃弟自入国务院以来，迄今已将三阅月，大政方针，茫然未见，日开会议，惟问例事，军民分治之方法如何？未尝研究；集中行政权力之手段如何？未尝提议；言裁兵，而各省兵权无收回之策；言理财，而六国银行团垫款用尽后之财政，无善后之方，因循苟且，以延时日，是国务院无全体一致，志同道合，实行大政方针之精神，已可想象而知。虽唐总理有提纲挈领之志，各部总长各有励精图治之心，而人自为战，互相掣肘，不复成为有系统、有秩序之政见；加以党见纷歧，心意各别，欲图和衷共济，更所难得。夫如是而求其成立集权政府，建设统一国家，岂非缘木求鱼之类乎？
前月十二日，弟以愤懑之余，目睹借项条件受亏，此心如焚，不能复息，乃于国务会议时，提议决定临时政府大政方针，痛陈国家危机与政府不可不大决断以速图救济之故。各皆感动，令弟试草一大政方针之案，并约明日开特别会决定，再明日送交参议院。弟得此命，以为自此政府当大有转机，遂于是夕草政见书，彻夜不寝。次日夕，各员皆集院，将讨论此书，乃突接熊财政总长辞职信。众惊，遂中辍讨论而往熊君寓，百方劝留，夜半方归，政见书遂未决定。次日为出席参议院发表此政见之期，各员皆赴议场，而唐总理以政见书尚未决，不敢提出，仅告以借款情况。议员群起诘责，总理受窘而归，则有辞职之议，政府动摇，经数日乃已。于是，弟所提议之大政方针案，遂无有人论及者。厥后，弟又提议一二次，亦无有响应者。弟自是乃确知此政府之不足有为，辞职之心不可遏矣；然犹以为须俟借款事定始可发，故迟迟以迄于今也。今者唐总理业已辞职，则是政府动摇之端已开，弟于是正得告退之一好机会矣。今后任命新总理，其为何人，虽不可知，然弟敢为豫下一断语，其必非能行弟所主张之大政方针之人物，则彰彰也。若犹复游移不决，伈伈伣伣，以伴食其间，人纵不议其后，其如自己良心之责备何哉？（有谓弟为唐总理负连带责任而退者，更皮相之论）
夫合则留，不合则去，原为政治家之常轨。弟虽不足与于政治家之列，然亦窃尝闻其义矣。今弟之所抱既不能合于已往或将来之当局，则挂冠而行，亦当然之事，又何所容其顾虑耶？至于辞职之后，拟一归省十年久别之慈帏，然后尽力党务，苦战奋斗，伸张所信之政见，以求间接收效异日。天假之缘，或有实行之一日，其结果与恋恋目下之国务院中，当胜数倍。大隈重信云：“政治为吾人之生命，吾人一日未死，一日不忘政治。”弟昔颇私淑其说，负气灰心之事，固断断乎无有也。尚乞公察弟境遇，鉴谅一切，勿事苛责，不胜愿望之至。
闻公已南旋，在京只一晤谈，未克畅意为歉。不日弟勾当讫，当于江汉之间再图握手耳。言不逮意，敬候伟安。
弟宋教仁顿首
呈袁总统辞职文
（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本文录自1912年7月8日《民立报》。
为沥陈下情恳准辞职事：教仁自奉钧命，承乏农部，夙夜祗惧，期于国事稍有裨益。乃任事已及三月，部事既未就绪，国务亦不克有所赞助，伴食之讥，在所不免，虽由于开创时代，建设事业之不易，实由于教仁政治之素养与经验不足，有以致之。抚躬自问，深为惶恐，屡欲向我大总统呈请辞职，以避贤路，以民国新立，人心易动，不敢以一人之故，摇撼大局，故隐忍未发。今者国务总理唐绍仪已辞职，国务院亦有改组之势，教仁窃幸得告退之机会，谨披沥下情，恳请准予解职。抑教仁更有不能已言者。教仁少孤，长避地东瀛，历十余年，未尝一归觐也。迩来祖母、长兄相继去世，惟母氏抚媳课孙，撑持门户；近且七旬矣，思子情切，门闾倚遍，每手示促归，谓教仁知有国而不知有家，知有亲爱同胞而不知有生身之母。教仁捧书涕泣，悔恨者久之，终以迫于旧政府禁忌，欲束装而不能；然当阴雨晦暝，或长夜不寐时，一念及鞠育之恩，未尝不抚膺长叹，冀早毕吾事，而因得稍伸其孝养之诚。今共和告成，国基底定，正教仁退休故园，定省温情之日也。傥犹迟迟恋栈，上何以慰慈帏之望，下何以问人子之心，即向之海外羁迟，亦将无以自解。人孰无情，教仁独忍出此耶？伏维大总统俯鉴愚忱，准解农林总长之职，俾得归省慈帏，遂乌私之养，作太平之民，是所至愿。教仁思亲情切，率直上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
致北京各报书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二日）本文录自1912年7月12日《民立报》。
连日读贵报载关于鄙人之事，诸多失实，敢为一言。自总理更迭问题发生，蔡、王诸君与弟即主张全体辞职，退而在野，即同盟会亦同此意见。乃贵报谓弟自运动为总理，甚且牵及汤君化龙。请贵记者详加访察鄙人所素识在京之人，有曾受鄙人此等运动者否？若有之，即请指出其人，即同盟会间有主张政党内阁者，又何尝即指鄙人为总理耶？
又谓唐少川之走，为鄙排斥，尤非实事。此事问之各国务员便知详细，若不信则问之唐氏，更容易洞晓，无容弟自辩也。
又谓鄙人在南京时，截留湘款六万，运动总理，并主张采用法国制，大宴参议员，亲往鄂运动黎副总统，此等事若皆真实，则必有其相手方，亦请贵报电询湘都督、副总统，并面询各参议员，果有此等实事否？至主张采用法国制，虽确有之，然中国究竟应置总理与否，识者皆知之，弟之主张，岂即自为谋耶？且当日在南京所拟之总理，实为黄克强君，岂尚不可以证明耶？
又谓鄙人迫挟同盟会之国务员辞职，此事亦容易查明，请贵记者询之蔡君元培、王君宠惠、王君正廷等三君之辞职果鄙人所迫挟乎？抑三君自由之意志乎？固不必待鄙人之明辨也。
总之，当此群言淆乱、党争剧烈之时，往往论人论事易起于感情与误会，明知诸公皆以党见之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然以攻击个人为党争之唯一利器，则有失言论机关之价值，亦非大新闻之所宜出。方今时事日非，外交上危机日迫，内治上整理无术，吾人乃日日为处巢之燕雀，为相持之鹬蚌，何所见之不远耶？窃谓今日党争之法，只宜以政见为标准，即有人欲组织内阁，只问其政见之宜不宜，不当问其人之属于何党。鄙人无似，实不敢有此希冀。目下之计，只欲闭户读书，以预备将来，何必如是咄咄逼人耶？敢布腹心，诸维鉴察。敬候撰安。
宋教仁顿首
同盟会本部一九一二年夏季大会演说辞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本文录自《渔父先生雄辩集》，原标题为《去年夏季大会之演说》。这里的标题是编者所加。
先生演说，谓诸君以总务干事相勉，恐将来有负责任。至本党进行方针，要以从建设一方切实进行，并解释“政党”二字。复及民国财政陷于极危险地位，外交边患，可决定现政府无若何措施，必无好结果。今欲补救，其法惟在我有能力之同盟会而已，并应以挽救危局为我同盟会应有之天职斯可。复述本会经历情形。在革命以前不必说，在由武汉起义，至去年冬季，因从前已经过大会报告，不必说，只说自本年正月至于今日之大略。就鄙人看来可分两大时期：第一期为正月至三月间，是为本会牺牲权利，急欲造成共和统一之时代，故总统可易，参议院可改选，国务员可解散，临时政府地点可迁移，但求达到统一之共和而后已；第二期为自三月后以至今日，是为本会对于国家负担义务之时代，故唐、蔡、王诸先生与鄙人，初本极不愿出任国事，嗣不得已，迫于时势，既毅然担任，即于借款事、裁兵事、清理财政事，皆已确有计划。后来事变忽生，唐君至不能安于其位，则吾人亦只好速自引退而已。复述本党对于统一临时政府内阁，已决定，如不能达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
国民党宣言
（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三日）本文录自1912年8月18日《民立报》。
一国之政治，恒视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以为推移。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其国之政治必暗然无色。此消长倚伏之数，固不必论其国体之为君主共和，政体之为专制立宪，而无往不如是也。天相中国，帝制殄灭，既改国体为共和，变政体为立宪，然而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
今夫国家之所以成立，盖不外乎国民之合成心力；其统治国家之权力，与夫左右此统治权力之人，亦恒存乎国民合成心力之主宰而纲维之。其在君主专制国，国民合成心力趋重于一阶级，一部分，故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阀族，为官僚；其在共和立宪国，国民合成心力普遍于全部，故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多数之国民，诚以共和立宪国者，法律上国家之主权，在国民全体，事实上统治国家之机关，均由国民之意思构成之。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固不得不起而负此维持国家之责，间接以维持国民自身之安宁幸福也。惟是国民合成心力之作用，非必能使国民人人皆直接发动之者，同此圆顶方趾之类，其思想知识能力不能一一相等伦者众矣，是故有优秀特出者焉，有寻常一般者焉；而优秀特出者，视寻常一般者恒为少数，虽在共和立宪国，其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之作用而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者，亦恒在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在法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组织为议会与政府，以代表全部之国民；在事实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部之国民。而法律上之议会与政府，又不过藉法律俾其意思与行为为正式有效之器械，其真能发纵指示，为代议机关或政府之脑海者，则仍为事实上之政党也。是故政党在共和立宪国实可谓为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作用之主体，亦可谓为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之机关。
夫政党之为物，既非可苟焉以成，故与他种国家之他种中心势力同其趋向，非具有所谓强健而良善之条件者，不足以达其目的。强健而良善之条件者非他，即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是也。苟具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壁垒既坚，旗帜亦明，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而贯彻国利民福之蕲向，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责任内阁制之国，大总统常立于超然地位，故政党不必争大总统，而只在组织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之地，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是故政党政治虽非政治之极则，而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唯一之常规者。其所以成为政治之中心势力，实国家进化自然之理势，非如他之普遍结社，可以若有若无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