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指出了吴、魏两国不可能长久联合。因为吴王是“委质”于曹魏。所谓委质，即臣下向君主献礼，是臣下对君王的效忠献身。这种不平等的联合必然会使曹魏不断向孙吴提出其难以接受的要求，总有一天吴国会因无法忍受而拒绝曹魏的要求，从而导致曹魏的讨伐。到那时候，吴国将会陷入以一敌二的困境。
邓芝这番话，句句实实在在，没有浮词虚语。
邓芝这番话，极为简短，但把蜀国的诚意和主张表达的十分充分。
孙权是个聪明人，他仔细地咀嚼着邓芝的每一句话，领会着这番话所转达的每一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使他振奋，使他感到了蜀国的联合诚意，感到了吴蜀联合的障碍已经除去，使他对与蜀国重归旧好有了信心。第二层意思使他沉思，使他想起唇亡齿寒的典故，想起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寓言。第三层意思戳到了他的痛处，因为他正为受曹魏的不平等待遇而感到痛心疾首。百感交集，汇人了孙权的一句话里：“君言是也。”
“君言是也”，言简意赅。它意味着对蜀国新战略方针的赞同，意味着对蜀国结好诚意的积极响应，意味着在重建的联盟中承担义务。
自从邓芝出使孙吴以后，孙权便断绝了同曹魏的往来。
邓芝完成了他前往孙吴的使命。
邓芝的成功，当然与他的外交才干有关，但也离不开诸葛亮根据客观实际对战略方针做出的重大调整。
为了表示吴国对恢复旧好的诚意，在邓芝访吴后不久，孙权便派张温回访蜀国。
张温是吴郡吴县人，吴郡张氏在江东是着姓大族，张温的父亲因“轻财重士，名显州郡”。张温也因“少修节操，容貌奇伟”而被孙权器重。孙权派他出使蜀汉，可见对这次外交行动的重视。临行前，孙权一再叮嘱张温说：“本来不应该派您出这么远的门。但我担心诸葛亮不理解我与曹魏来往的真实意图，所以委屈您走一趟。请您转告诸葛亮，等我国境内山越人叛乱问题完全解决后，我就要和曹丕大干一场。”
张温对出使蜀汉的成功也是抱有信心的。他认为以诸葛亮对事物的洞察力，必定会理解吴王的曲直屈伸，必定对吴国的诚意信任不疑。张温到蜀国后，给刘禅上了一道表章，表章说：“我们吴国依靠本国军民的力量，扫清了长江流域，愿意与有道君主同心协力，共平天下。这种愿望就像黄河之水，永存不变。由于军事行动频繁，深感人力缺乏，所以，吴王不顾以前的鄙陋和错误带来的羞愧，派小臣张温来表示友好情谊。陛下重视和推崇礼义，没有对我表示轻蔑与忽视。自从小臣踏上贵土，来到京城近郊，频频受到慰劳，陛下还不断下达施加恩惠的诏书，真使我受宠若惊。现在谨献上带来的国书一封。”
张温这封表章，尽管充满了外交上的礼貌与谦恭，但表达了一个实质性问题，一个变化，一个感受。
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我们吴国依靠本国军民的力量，扫清了长江流域”这句话。“长江流域”，就是指长江中下游，包括荆州在内。这句话，就是再落实一遍，蜀国决策者是否认可了吴国对长江流域的占有，真正放弃了与吴国争夺荆州的打算。张温提出这个问题，就是看看蜀国君臣作何反应。
一个变化，就是一改孙吴过去对联合的冷淡态度。称蜀国皇帝为“陛下”，表示承认了刘禅的帝位，并称蜀帝为“有道君主”（当然是在蜀国放弃荆州的前提下），愿和他一起平定天下。
一个感受，就是蜀国对他前来的重视。张温还没到成都，便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慰劳，皇帝还多次下达施恩加惠的诏书，这些恐怕不是外交套话，而是事实。
张温出使蜀国也获得了成功，诸葛亮对他要落实的实质性问题没有提出异议，蜀国的众臣们也“甚贵其才”，对他十分热情友好。在蜀国为使的日子，使张温对蜀国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他感到蜀国在诸葛亮的治理下，上下一心，井井有条，人才济济，一片兴旺。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回国前夕，诸葛亮等人给他饯行的宴会。那次宴会，诸葛亮来了，蜀国朝中百官也来了，唯独左中郎将、长水校尉秦宓未到。秦宓不来，宴会就不开始，诸葛亮就三番五次派人前去催请。张温感到奇怪，不知这个秦宓是何等重要人物，就问诸葛亮：“这秦宓是什么人？”诸葛亮告诉他：“是益州的学士。”
秦宓到后，张温想试试这个饱学之士到底有多大学问，便问他：“您在学习么？”
秦宓知道张温话中有话，便回答：“我们这里五尺高的孩子都在学习，何况我呢！”
张温又说：“那我问你，天有头吗？”
秦宓说：“有。”
张温问：“在哪一方呢？”
秦宓答：“在西方。《诗经》说‘乃眷西顾’，由此推断，头在西方。”
张温又问：“天有耳吗？”
秦宓答：“天处高而听卑。《诗经》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天若无耳，怎么能听？”
问：“天有脚吗？”
答：“有。《诗经》说‘天步艰难’，无脚怎能走步？”
问：“天有姓吗？”
答：“有姓。”
“何姓？
“姓刘！”
张温一笑，问：“你怎么知道天姓刘？”
秦宓振振有词：“当今天子姓刘，所以知之。”
张温听了，不由暗暗佩服秦宓的机警。回到吴国后，张温对孙权盛赞蜀国，从而使吴蜀联合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
由于诸葛亮对蜀国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合乎实际的修改，蜀国的联合诚意得到了孙吴的充分理解和积极响应，两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当邓芝再次作为使臣前去孙吴时，双方谈论的话题显然比过去深入多了。孙权对邓芝说：“我们两国联合，不愁打不败曹魏。等到把曹魏打败了，天下由我们两国君主分而治之，那该多美妙啊！”邓芝当即回答说：“那不可能。俗话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如果消灭魏国之后，大王不能识天命而归顺我朝，那么两国君主将会各树一帜，两方臣子也会各尽忠于其国，到那时双方肯定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战。”邓芝的话虽不中听，但无半点虚伪，句句实在。孙权对与蜀国联合感到更踏实，在孙权看来，既然蜀国在将来与之争统一权这点上坦诚相见，那么在灭魏前与之联合的诚意也是可以信赖的。后来，孙权写信给诸葛亮说：“贵国的来使中，丁厷说话浮夸，阴化不善言词，真正能够促进两国关系和睦团结的，只有邓芝。”
孙权对邓芝的评价很高，但话说得未免有些绝对，这除了赞誉邓芝的外交才华外，更主要的是对蜀国放弃荆州感到十分满意。在邓芝以后，为了巩固、加深与孙吴的联合，诸葛亮所派出的使节都是蜀国最优秀的外交人才，他们在推进吴蜀和睦团结方面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就说费祎吧，诸葛亮南征以后，曾任他为昭信校尉，派他出使孙吴。面对孙权的能言善辩，不断开着的变化多端的玩笑，面对诸葛恪、羊衙等人的“才博果辩，论难锋至”，费祎却“词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对费祎的评价也很高，在他即将离开吴国之际，孙权还真有些依依难舍，对他说：“您是天下最具美德的人，必为蜀朝的股肱之臣，恐怕不能常到我这里来了啊！”
蜀汉建兴七年（229），蜀吴关系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可以说这是一道坎，跨过去，前面便是坦途；过不去，数年的努力便会付之东流。
这年四月，据说吴国夏口、武昌出现了黄龙、凤凰，这是天降祥瑞，“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于是，孙权便大赦改年，在南郊拜天，即皇帝位。不但如此，还给蜀汉送信来，说群臣并尊吴、蜀两个皇帝。
消息传来，蜀汉群臣内部便炸开了。
有人认为，天下正统只有一个，那就是汉。先主是汉室后裔，在曹氏代替汉室后，蜀汉理所当然承袭正统。现在孙权称帝，显然是篡逆。
有人认为，我们之所以与曹氏势不两立，因为他篡夺了汉室。同理，孙权称帝，也是篡逆行为，不能与他交往下去了，应“显明正义，绝其盟好”。
诸葛亮却很冷静。他也认为孙权称帝之举是一种僭逆，但是比起曹魏大逆来，还算是小逆。目前，正是北进与曹魏争夺关陇的关键时期，正需要孙吴在东线配合，牵制曹魏一部分兵力，就是占领关陇以后出关东进，也需要孙吴的配合。小不忍则乱大谋，切不可为一时小忿而坏了伐魏大事。于是，他给大家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不宜与孙吴断绝盟好的道理。他说：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相将缉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
诸葛亮的一番分析，终于把众人说服了。此后，诸葛亮又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措，派卫尉陈震去孙吴，祝贺孙权登皇帝位。
陈震字孝起，是南阳人，在荆州时就跟随刘备，后随刘备入蜀，是刘备集团的老人。蜀、吴再修盟好后，曾为使前往孙吴，也是蜀国优秀的外交人才。正如诸葛亮给其兄诸葛瑾的信中评价的那样：“孝起（陈震字）忠纯之性，老而益笃，及其赞述东西，欢乐和合，有可贵者。”陈震一人吴境，就递给吴国一封公文，公文说：“蜀吴两国之间，使者往来不断，彼此相见于路，两国关系每天都有新进展。吴主受天命而称帝，与蜀分割天下土地，万民群起响应，从此各有归属。当此之际，彼此同心讨伐曹贼，何敌而不灭？我蜀国君臣，皆急盼贵国佳讯，并欣然以贵国为援。陈震不才，充任下使，进入贵国，所受接待令人有归家之感。从前范献子出使鲁国，在询问山名时犯了鲁君名讳，《春秋》曾讥评他。希望贵国一定把有关的避讳告诉我，以使我免于犯忌，保证双方关系和睦。”
诸葛亮的决定和陈震的公文在吴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取得了三个积极成果。
第一，蜀国的诚意感动了孙权，当即与陈震定下一个吴、蜀平分天下的方案：灭曹之后，豫州（治今河南正阳东北）、青州（治今山东淄博东）、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幽州（治今北京市）属吴，兖州（治今山东鄄城东北）、冀州（治今河北冀县）、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属蜀。还剩一个司州（即司隶校尉部，治今河南洛阳东），以函谷关（在今河南新安东）为界，东属吴，西属蜀。
第二，孙权与蜀国立下盟誓。誓词中最实质的部分这样说：
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凡百之约，皆如载书。信言不艳，实居于好。有渝此盟，创祸先乱，违贰不协，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于尔大神，其明鉴之！
第三，三个月后，孙权把国都从武昌迁回建业。这标志着孙吴与蜀国建立了信任关系，从防蜀转向联蜀攻曹。
这些积极成果表明，蜀国的战略方针已经走出了自相矛盾的困境。诸葛亮经过一番战略沉思之后，对“隆中对”进行了修正，使其进一步走向了完善和成熟。
二
远古时候，虞舜与大禹、伯夷、皋陶一起讨论治国大事。舜对大禹说：“你尽管畅所欲言。”禹说：“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是思日孳孳。”皋陶问：“什么叫孳孳？”禹答：“滔天的洪水，浩浩荡荡淹没了山陵，百姓苦于水深之中。我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襻，与益一起给百姓以稻粮。挖九条大河把洪水引向大海，又疏通沟渠将洪水引入大河。然后和稷一起供给百姓难以得到的食物。食物少了，将其他地方的多余部分调来，或把缺少食物地方的居民迁走。这样，百姓就安定下来，天下大治。”
“孳孳”即“孜孜”，意思就是不懈地追求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诸葛亮所生活的时代，所处的社会环境，所面临的任务，与大禹显然不同，但他们的“孜孜”精神是一致的。
白帝城诸葛亮接受刘备的托付，他深感任重道远，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在对外联合孙吴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理。
西汉武帝以前，儒、法、道三家都曾作过帝王君主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春秋时，齐鲁等国用以治国的主要是儒家理论；秦朝所尊崇的主要是法家理论；西汉初，文帝、景帝则用道家理论支撑着“文景之治”。
诸葛亮用以治理蜀国的理论属于哪一家呢？
诸葛亮对治国之道曾发了很长一段议论，他说：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具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着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为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看完这段议论，人们可以认为诸葛亮是以儒治国的。而在同一篇文章中，诸葛亮又说：
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公。赏赐不避怨仇，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
诸葛亮这段议论，似乎又给人一个印象，他是个法家人物。
其实，单说诸葛亮是儒家或者是法家人物，都是不全面的。诸葛亮是一个儒法融通的人物。
历史造就了诸葛亮这位儒法融通的人物。
从诸葛亮生活的年代往前推，历史上儒法两家都独领过风骚。
儒家思想文化的源头要比法家久远得多。早在西周初分封诸侯时，齐鲁文化就孕育着儒家思想的胎儿。随着这个胎儿的不断成熟，儒家学派和思想终于在齐鲁大地上诞生、成长、壮大。成熟的儒家思想在西周末、春秋初，支撑起齐鲁两大诸侯强国。以齐鲁为中心，儒家思想逐渐向中原、江汉地区辐射，成为当时各诸侯国所推崇、所接受的主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