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宣传”和“对外传播”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宣传一般被作为“一种带有劝服目的的传播活动”。在中文的含义中，宣传是一个中性词，但在西方国家，与宣传对应的词语“Propaganda”却有强烈的贬义。所以，西方国家更习惯以（公开宣扬）、public relation（公共关系）、public diplomacy（公共外交）、communication（传播）等词来指称我们中文意义上的“宣传”。关于“对外宣传”和“对外传播”的关系，有的学者分析指出：在学术层面上，“传播”可以涵盖“宣传”，对传播的研究有助于“宣传”的研究，而对宣传的研究则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外宣传”可以看作是“对外传播”的一种，是带有劝服目的的对外传播。对外宣传带有单向性、灌输性特征，目的性很强，一般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特征，强调社会责任和国家使命。而对外传播的含义更宽泛、更中立，彰显专业主义理念和价值中立原则。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在对外宣传的研究方面起步较早，也有较好的发展。1927年，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术》，成为对外宣传研究的奠基之作。在书中，拉斯韦尔强调了宣传者及受众身份的重要性，认为有效的宣传必须在各个层面进行整合。此后，对于对外宣传和对外传播的研究在各个层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1935年到1946年，拉斯韦尔与另外两位学者合作，对这一时期的全世界范围内关于宣传和传播研究的各类成果进行了整理，精选出7500多篇（部）作品，编辑了一份文献目录。从这份目录中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宣传和传播研究的发展状况。这些研究包括对一般传播原理的研究，还有对纳粹德国的宣传、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前苏联的宣传研究等。
20世纪40年代，一批传播学者的开创性研究为对外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包括：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的“二级传播论”，卢因（Kurt Lewin）的传播“把关人”理论，霍夫兰（Carl Hovland）的传播劝服效果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的对外传播研究开始向系统化方向发展，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相结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
到90年代后，对外传播已成为传播学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
我国的对外宣传和对外传播研究起步比较晚。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具有浓厚政治气息，主要是针对外国反华势力和思潮的政治宣传，学术研究方面没有什么发展。直到改革开放后，对于外宣的学术研究才开始有较大的起色。80年代末，我国对外宣传的研究在之前政治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和传播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对我国的外宣工作进行了多视角的学术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构建大外宣格局，一些新闻传播界的专家学者和对外宣传从业人员结合我国的实际，对实施对外宣传工作的方法、手段和基础理论进行了探索研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推动了我国对外宣传事业的蓬勃发展。90年代以来，除大量翻译引进国外对外宣传（传播）的著作外，还出现了这方面的很多原创著作和论文集，如刘继南等《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蔡帼芬《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刘洪潮《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王仲莘《对外宣传初论》、黄泽椿《新时期对外宣传论稿》、郭可《当代对外传播》、沈苏儒：《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张桂珍《中国对外传播》，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本书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近几年的文化外宣活动进行系统梳理，对当前的文化外宣状况加以深入分析。在全球化发展的新时期，研究大传播框架下的文化外宣的发展特点，并通过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角度，对我国的文化外宣进行全面论述。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本项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文化外宣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外宣活动进行完整、系统的梳理，分析我国文化外宣的特点和发展背景。考察我国对外文化宣传的历史、现状，并与其他国家文化外宣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以便进一步完善我国当前的文化外宣政策，并对我国文化外宣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从文章结构来看，本书主要包括了以下一些内容：绪论。从历史发展和现实需要的大背景提出研究问题，讨论文化外宣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所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文化外宣所涉及的各类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扼要地综述国内外研究中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研究现状，对现有的文献资料加以总结。此外，还介绍了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和创新点，研究所采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
文化外宣概说。该部分辨析了与文化外宣相关的一些概念，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化外宣的发展概况，并从传播学的角度，根据文化外宣的传播要素，分析了文化外宣的主体、受众特点和文化外宣的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文化外宣在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看到文化外宣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文化外宣对于国家形象、国际战略、国家软实力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代中国文化外宣形态。在大传播的背景下，文化外宣可以采用的形式也日渐趋于多样化，本部分根据近年来我国文化外宣的热点，具体分析了各类文化外宣的形态与特点，包括：境外大型文化活动，影视文化外宣，书刊文化外宣，体育文化外宣，网络文化外宣，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外宣。我国外宣工作中把各类文化传播活动直接纳入工作范畴中，开拓了对外宣传的范围和领域。总的来说，目前我国的文化外宣方式和内容丰富多样，体现了高度的外交灵活性。
文化外宣的国际借鉴。本部分在全球范围内选取了代表性的几个国家分别进行探讨，分析他们的文化外宣策略或行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主要探讨了欧洲的法国，美洲的美国和亚洲的日本和韩国。从这些国家的文化外宣发展策略，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些特点，主要包括政府的重视与支持；系统的全方位传播；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等。
中国文化外宣发展战略。本部分论述了新时期中国文化外宣所具备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指出我国文化外宣格局化发展战略应该以和平发展战略为指导，辩证处理重要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文化外宣的长效机制，并从实际出发，对我国发展文化外宣提出了全方位的对策建议。
四、研究的指导理论和研究方法
文化的内涵丰富多样，包含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文化外宣的考察，需要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全面的研究。本书十分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以求对文化外宣的概念特点、历史源流、社会作用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把握。
本项研究通过新闻学、传播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对文化外宣的各个方面进行透彻的分析。在理论应用上，本文的研究主要以传播学理论为指导，同时辅之以其他社会学、政治学的相关理论。
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本书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进行了调查分析，主要包括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案例分析等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外宣进行了剖析。
1.历史研究的方法。本书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化对外宣传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国文化外宣的发展特点，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初，“文革”中，改革开放后等时期。以史论结合的历史研究方法，对中国文化外宣各个阶段的内容、特点进行了分析。
2.比较研究的方法。主要对比分析了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文化外宣的状况，并与中国文化外宣的当前形态进行了比较，既进一步明晰了各国文化外宣的性质特点，也为我国文化外宣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参照。
3.案例分析的方法。本书选取了其他国家和中国文化外宣活动的一些典型案例，从多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总结特点，探索规律，从具体的事例中归纳文化外宣的经验特性，并加以推广，为促进中国文化外宣的发展提供借鉴。
总体而言，本书将综合运用多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现出案例研究与一般规律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相结合等多角度研究的特征，以期对中国文化外宣的发展有一个探索性的全景分析，并为国家相关部门提供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