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说来自共产党国际。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之一，就是不能正确地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斯大林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缺乏辩证的认识，他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为铁板一块，没有对已经形成的左、中、右三种不同政治势力作深刻的分析，特别是对蒋介石由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变化更为忽视，这反映了斯大林的“定型化”。所以蒋介石政变后，斯大林就断定，是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了革命。共产国际的看法与斯大林是一致的。1927年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写道：“蒋介石与外国达成协议，在上海发动了政变……各国工人阶级各国被压迫人民都应当看清，中国资产阶级，背叛了反帝斗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九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都是用的同一个腔调，说蒋介石叛变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进而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起来。
共产国际为什么会有以上错误的看法，根本原因是不了解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用本本主义的领导作风来指挥中国的革命。当时，共产国际在远离中国的苏联莫斯科，交通很不方便，再加上联系渠道远非现在先进，通讯又不现代化，要及时地准确地了解掌握中国革命情况，就很困难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及苏联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既是外国人又不识中文，不懂中国话，要深入到中国实践中去了解情况有诸多不便，这就很难把握变化中的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而共产国际凭几个代表顾问的汇报，向中国共产党发号施令，就难免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第二节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
的统战政策及实践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政治状况，决定了它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同盟军。尽管它的动摇性和妥协性，有时还可能跟上大资产阶级离开革命，但只要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它的同盟军地位就不会改变，离开革命只能是暂时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结合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并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制定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
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统战政策
对同盟者，一方面要联合，另一方面在联合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不放弃“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160这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重要的策略。由于同盟者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要求，他们同无产阶级，既有眼前的共同的敌人，又存在着阶级的本质的区别，这就必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共产党人要使统一战线沿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向前发展，在当前的斗争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就必须在同其它阶级联合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的权利。
毛泽东针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具有两面性的特点，提出对其必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1939年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说：“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161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是包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在内的，“被迫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是指同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已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论在什么时候，即使它离开了革命站到敌人方面去，只要是在民主革命的历史时期，就不能超过“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和重要发展。联合是对它革命性的一面而言，斗争是对它动摇妥协的一面而言，因为对其妥协性不予斗争，听其发展，不加克服，就会危害革命事业，最终也会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对于在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时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政策的重要性，毛泽东也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162
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保持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对争取中间势力、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壮大自己孤立敌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历史已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后，在日常工作中对此政策加以了贯彻落实。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创建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时，推行了“三三制”组织形式。在政府里，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在政治上，允许各党派合法存在，人民群众拥有咨询权、建议权、批评权、弹劾等民主权力。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163这很清楚地表明，在“三三制”政权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的是联合的政策，不仅如此，他们在抗日民主政权内是有职、有权的。正如毛泽东于1940年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中所强调的：“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为着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164可见，民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里，具有一定的权力，他们的正确意见和建议会被采纳执行。
对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共产党实施的政策是保护民族工商业，让其存在，促其发展。此项政策在革命根据地贯彻执行，深受工商业者的拥护支持，为活跃根据地经济起了极大的作用。1929年工农红军第四军布告：“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工商贸易”。而在苏区土地改革法中也规定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毛泽东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执行保护工商业政策时讲：“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品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165毛泽东还曾设想在革命根据地发展矿产品工业经济，与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商品交换贸易，这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之一。
由于中国共产党内政策正确，调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日本侵略中国时，他们拒绝经营日货，大量地捐款献物支持抗战。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曾得到他们捐赠的医药和其他物资。工商业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积极投身到了反对蒋介石独裁专政，要求民主的斗争中。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所取得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取得了很显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发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1924年建立统一战线后，很快掀起了大革命的风暴。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斗争是比较积极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抵制日货英货、援助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方面，都表明了它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道发动了北伐战争，并且使革命力量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2．响应中共抗日救国的号召，促进全国抗战的实现。西安事变是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共内战政策，基本结束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的关键步骤。而西安事变的发动就有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作用。《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指出：事变的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166早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时，民族资产阶级就对蒋介石的对外不抵抗政策表示了不满。1932年1月18日，民族资产阶级的喉舌《国闻周报》发表《我们的希望》一文说：“我们希望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我们希望以对内的的‘强硬’态度来对外”。1933年日本扩大侵略，侵占了冀东。蒋介石仍然对日不抵抗，并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愿在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抗日的三个条件下，同一切军队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民族资产阶级大都同意中共主张，进一步不满意蒋介石的政策。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民族资本家，纷纷呼吁出兵抗日；侨居海外的中华总商会组织的救国后援会，表示誓为祖国抗日的后盾。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更加高涨，民族资产阶级此时已经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边，为全国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3．要求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共和内战。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蒋介石集团却坚持在中国继续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并准备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和人民的意愿，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力争在不破裂统一战线的情况下，经过和平途径，达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目的。在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的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动摇、分化，但他们大多数是拥护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的。内战危机迫在眉睫时，中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等民族资产阶级的团体，和其它中间势力一起发表言论，呼吁和平，反对内战。1945年11月，重庆诞生了一个“反内战联合会”，它的主要成员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内战爆发后，民族资产阶级加入到了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的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中，成为推翻蒋介石集团反对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参加者，发挥了无产阶级同盟军的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的曲折和教训
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政策上，既发生过右的错误，也出现过“左”的错误。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曾经认为，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革命的胜利也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从党的“二大”和“三大”发表的文件来看，在无产阶级同民族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普遍的表述是“援助”民主革命。这无疑是当时党的一种共性认识。正是有了这种认识，才形成了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民主革命时期，争夺革命领导权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焦点。由于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就不会去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就只有联合，而没有斗争，其最终只能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革命的失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证明，右倾错误只会将统一战线、也将革命引向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