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盟的理论和策略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了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特别是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对统一战线理论的独创性的贡献。
§§§第一节 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同盟的重要性
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条件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来的。《宣言》于1848年2月在伦敦发表，当时欧洲正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产阶级革命已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取得胜利，但在其他国家，如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等，资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在此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开始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不是直接进行以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宣言》指出：“在德国，只要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154同时，《宣言》也告诫德国共产党人，在同资产阶级联盟时，决不能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在推翻反动阶级之后，迅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已由向资本主义发展转变到向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从此，任何国家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虽然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已经不是旧的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无产阶级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因此，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上和一定时期内是能够支持这种革命的，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盟的历史条件所在。
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同盟军
（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重压迫下艰难地生长起来的，这意味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要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又要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由此决定了它自身独具的特点。
1．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帝国主义有矛盾。资产阶级的共性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剥削剩余价值谋取利润。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则与帝国主义侵略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因此，帝国主义采取多种手段压迫、排挤甚至消灭中国的民族工业。据统计，1902年到1936年的34年间，仅是棉纺织工厂就被帝国主义吞并了22家。有的民族企业刚刚建立就被吞并，如1901年落成的上海兴泰纱厂，1902年就被三井物产会社上海支店收买。有的企业则被折价出卖，上海裕源纱厂，实有资产总值为104万两，日本内外棉纺织会社以82万两低价收买；天津华新纺织厂原有资本240多万元，钟渊纺织会社以120万元收买，仅及原有资本的一半。此种状况说明，帝国主义严重压迫和摧残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空间，民族资产阶级要获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就决定了它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
2．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封建主义的压迫，与封建统治者有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具有高得多的经济效益。但是，在封建剥削制度占优势的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想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必然会受到封建主义的无端阻挠和压迫。在封建政权之下，关卡林立，捐税丛生，交通阻塞，货流不畅，市场狭窄，给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重重困难。正是由于封建主义阻碍甚至扼杀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得生存，也必须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这就决定了它具有反封建的要求。
3．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先天不足”是指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设备简陋，这几乎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共性问题。“后天失调”是指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力量薄弱。它诞生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的夹缝之中，主要或基本经营的是纺织、面粉、造纸等轻工业，缺乏重工业资本。所获得的利润经常要大部分以捐税或其它形式，转交给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之手，扩大再生产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除了甲午战争后获得初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获得“短暂繁荣”之外，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没有长足的发展，它只活动在一个狭窄的领域里，既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也没能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直到建国前夕，它在占国民经济仅17%的近代工业中也只居于第二位，份额相当之少。可见，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尽管是一支不或忽视的力量，但它毕竟发展太慢了，力量也太弱了，而经济上的薄弱最终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4．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动摇性和妥协性。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它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虽有矛盾，但又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市场、原料、资金、技术以及能源，都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所垄断，尤其为帝国主义所垄断。为了寻求经济上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必然依赖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请洋人充当经理、董事长甚至挂上外商招牌的事，并不罕见。另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创办者，很多都是由地主和官僚转化而来，他们一般是在继续保持原有的剥削关系的前提下来投资近代企业的。为了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往往依靠本国的封建官僚势力申请减免税厘或避免苛捐杂税，借助封建国家机器镇压工人的反抗斗争。甚至于有的还不惜出钱捐官，挂上各种名目的官衔，达到减少纷扰或有利于发展的目的。很显然，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这种联系，使得他们的反帝、反封建不可能彻底，即使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也极容易出现动摇和妥协。
历史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又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割不断联系的妥协性，这就是它“打从娘胎里带来”的两面性，也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依据。
（二）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同盟军
在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阶级矛盾发展到对抗阶段时，资产阶级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而与民族资产阶级却并非如此。在一定的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着相同的斗争目标，可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双方团结反帝反封建。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从事民主革命时的同盟军朋友。
在此，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怎样看待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时，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
过去的观点认为，蒋介石叛变革命亦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叛变。叛变之说，似乎已成定论。近几年来，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谈，虽然减弱，但仍有小部分人坚持。此外，还存在另外的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民族资产阶级附和蒋介石叛变革命。“附和与叛变”在性质上有一定区别，“叛变”具有主动性，“附和”具有被动性。二是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没有主动叛变也未附和叛变，仍留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阵营里，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在这三种观点中，作者趋同于第三种观点。
那么，为什么说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叛变呢？其理由是：
第一，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产生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不同的构成部分，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一个是大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155因此，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其既受帝国主义压迫，又受封建主义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156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革命和妥协两重性的阶级，是革命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朋友。可见，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敌友之间的界线也是非常清楚的。
同时，在反帝反封建革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在政治上形成了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不同的势力有着不同的阶级性。左翼势力较多地表现为革命性；右翼势力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系较紧，中间势力摇摆于左、右之间，是革命争取的对象。毛泽东在1926年3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里，就科学地论述了民族资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始终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把革命拉向右转，以适应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需要。国民党内的蒋介石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虽然他在国共合作初期，口中吐出一些漂亮的词句，但却是一个冒牌的左派，十足的右派。用当今时尚的话说，是假冒伪劣产品。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右派面目逐步暴露，并由资产阶级右翼转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1926年3月20日反对国共合作的“中山舰事件”、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反对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等等，就足以说明蒋介石的右派嘴脸。虽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的左派全力与蒋介石斗争，但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于1927年4月12日叛变革命。
周恩来曾对大革命时的蒋介石作了科学的结论，他说：“蒋介石，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一九二六年“三二0”事件时他的立场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157因此，“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158
至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某些人，慑于蒋介石的疯狂屠杀，一时不敢积极行动，对革命表现出“消极”，但不能就此视其为叛变。在当时反革命高压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就是共产党人也要由地上转入地下隐蔽斗争，怎能苛求予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呢。另有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人物跟蒋介石跑了，或者某个地方的商人组织发表什么声明，支持蒋介石反革命 ，都不足以表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只是右翼从中分裂出去罢了。
第二，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所谓国民政府，是以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敌的，四个阶级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政治上受压迫。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指出：“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及资产阶级（注：此指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159
民族资产阶级既然没叛变革命，那么，在民主革命中处于什么地位？他们仍然是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同盟者，或者说是工人阶级的朋友。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与共产党人配合，在国民党统治区，运用各种方式与蒋介石新军阀斗争。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人物，组成政党或政治团体与蒋介石独裁专政斗争，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屠杀人民群众和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民族工商业者，没有关门罢市反对共产党而是敞开大门为繁荣苏区的经济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