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固势力。主要是指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既抗日，又反共。鉴于此，我们对于顽固势力，要实行既团结又斗争的两面政策。一方面，尽可能地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同他们的反共政策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与顽固势力斗争的过程中，必须掌握以下三个原则：即“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不可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是斗争的防御性。有利，即胜利原则。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进行无计划无把握无准备的斗争，也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而是利用其矛盾，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是斗争的局部性。有节，即休战原则。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就适可而止，不能无止境地每日每时斗下去，以维持统一战线。这是斗争的暂时性。总之，我们的策略总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这一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是无产阶级坚定的原则性和斗争艺术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是对马列主义策略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运用和光辉发展。正是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成功地使用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这三个环节，才妥善地解决了种种矛盾斗争。使阶级矛盾斗争服从于民族矛盾斗争，使局部需要服从于全局需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下，全国东西南北中，不分男女老少都积极投入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救亡运动，陷日本侵略者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并于1945年8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因此，这一策略方针对维护国共合作、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迫切愿望，背弃自己签署的和平民主协议，于1946年6月26日悍然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攻，接着又向各解放区实行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国共破裂。6月25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7月18日，中共参政员被除名，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也被取消。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彻底破坏了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完全破裂。
§§§第三节 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解析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政策的基础上，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只有台湾孤悬海外，暂时分离。祖国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富强成为两岸人民的殷切盼望。正如台湾作者段宏俊所说：“从根本上看，从超越时空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之统一应该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康庄大道。”“这个诉诸生命的历史渴求，便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高超、最深沉、最广大、最普遍、最哀恸、最悲壮的民族心灵深处的呼声！任何阻止中国统一的力量必为这个已持续了三千年的历史规律所粉碎……。”111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民族愿望，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与国民党实行第三次合作的想法。
一、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理念及其实践
为实现祖国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上，先后经历了武力解放台湾——和平解放台湾——和平统一祖国的历史过程。而且随着时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由“战”到“和”的政策变化十分明显，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理念。
（一）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
20世纪50年代，面对美国对台湾事务的插手，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解决台湾的方式，由原来准备以武力解放台湾，转为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曾多次阐明和平解决台湾回归的方针政策，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要与国民党就国家统一进行协商。1956年1月，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112根据这个精神，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二次全体委员会上正式宣布了对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指出：“我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这里宣布：凡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愿意到大陆来参观和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凡是通过和平途径投向祖国的，中国人民都将在工作上给以适当的安置。”113
除了在政协会议上公开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和平解决的诚意外，周恩来还在全国最高权力机构会议上，再次谈到愿与台湾当权者就台湾问题进行商谈。他在1956年6月28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谈到：“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14“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如果他们还有疑问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在大陆上的亲友得到解释，或者派人来大陆考查，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115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的多次公开讲话，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台湾问题上的远见卓识，不囿于国共两党矛盾的过去，而高瞻于和平统一的未来，故而讲话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反响。一些国家发表评论认为：周恩来的讲话，是和平解放台湾和台湾重返祖国的历史性行动。在国内，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周恩来的讲话，一致认为周恩来说出了老百姓心里话，企盼祖国统一，民族兴旺。同时，这些讲话在国民党内震动也较大，特别是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反响强烈，相信共产党的真诚用意有之，怀疑共产党的虚假欺哄有之，至于冲破阻力回归大陆者也不乏其人。如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就是由海外返回祖国定居的典型。根据党的政策，卫立煌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被选为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后来，卫立煌到祖国各地参观访问，观察新中国的新变化新面貌新气象，他以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写了《回到祖国大陆以后》的文章，呼吁在台湾的军政人员，弃嫌除仇，早日回归，共同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而卫立煌的经历，足以验证周恩来讲话的可靠性、现实性和真实性。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促进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周恩来在国际交往中，抓住一切机会，重申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既定方针。1956年11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越南、东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担等国，在与各国政府领导人见面交谈中，畅谈了中国政府有关台湾问题的政策，获得许多国家的赞赏。1956年12月9日，周恩来在印度加尔各答专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国、印度、美国、苏联、英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三十多名记者。各国记者就国共第三次合作提出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如：共产党是否有和谈的诚意？蒋介石在北京政府中担任何职？北京政府是否给蒋介石一个部长职位等等。周恩来针对记者们的提问作了圆满的回答。他指出：“中国政府在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并且努力争取蒋介石。如果台湾回归中国的话，那么，蒋介石就有贡献了，而他可以根据他的愿望留在他的祖国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是否给蒋介石一个部长职位？我说部长职位太低了。”116周恩来在回答记者的提问中，第一次点名蒋介石，真诚希望他返回祖国；第一次表明若蒋介石回归祖国，将在政权机构中担任高职。通过此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愿与台湾国民党合作的意向，向全世界作了广泛的介绍。这必将有利于推进国共第三次合作。
1957年4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应邀到我国访问，在北京饭店举办的盛大欢迎酒会上，受共产党政策感召而回归大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被邀请出席，并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桌。席间，周恩来将卫立煌向伏罗希洛夫作了介绍，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周恩来说，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了两次。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第二天，《人民日报》以“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为标题，发表了欢迎酒会的新闻。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在公开场合正式表示“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理念。自此，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主导力量。至20世纪90年代前，针对此问题，党在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以期推动国共两党向第三次合作的目标迈进。
（二）“一纲四目”、《告台湾同胞书》和“叶九条”的发表
1963年，周总理根据两岸关系的最新形势，在总结十年来对台工作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是指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原则问题，不容商量。“四目”则是具体的操作方案：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由蒋介石安排；二、台湾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政府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等到时机成熟后，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后再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情。周恩来还指出，今日台湾问题之首要关键，在于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使海峡两岸实现统一。只要海峡两岸实现统一，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
“一纲四目”对台方针的提出和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由“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方向转变的标志，其中已经隐含后来的“一国两制”的意思，为解决台湾问题、推动祖国完全统一描绘了一幅壮丽蓝图。但是，1966年夏，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全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动乱。极“左”的路线和政策严重干扰了对台工作和祖国统一大业。蒋介石集团及西方反华势力乘机兴起反共反华声浪，丑化中国形象，加深了台胞对祖国大陆的隔阂与误解。原来朝统一方向前进的两岸关系转趋恶化，多年来的对台工作成果严重损毁。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日益繁荣，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全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成为新时期应完成的任务之一。中国共产党从大陆和台湾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和平统一问题作了仔细的研究，制定了统一祖国的新方针、新政策、新措施。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告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两岸关系从此揭开了历史新篇章。《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我们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统一祖国，人人有责”。117针对还存在着的双方军事对峙的情况，共产党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告台湾同胞书》还建议：“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文艺观摩。”118《告台湾同胞书》是在建设现代化新时期时，中国共产党首次对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表态，尤其是决定停止在军事上的敌对行动，更有力地证明了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合作诚意。在此基础上，1979年9月，邓小平说：“现在可以提第三次国共合作”。119次月，他又明确指出：“我们和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现在，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我们希望同台湾当局共同为祖国的统一携手迈进。”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