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推动两岸和平，早日完成统一大业，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具体地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即“叶九条”。《九条》指出：“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当局和各界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的管理。”《九条》中还就台湾同胞和台湾当局关心的切身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121并再一次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
这九条方针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决策，一切都是从实际出发的，既考虑到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也考虑到当前台湾的现实状况。《九条》从台湾的社会制度到经济制度，从政治方面到军事方面的政策都作了全面的制定，因而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在“叶九条”发表后，广大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采取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做法表示欢迎，要求台湾当局顺应历史潮流，对中共的和平举动予以积极响应，结束两岸军事严重对抗状态，走向统一。许多台湾同胞认为中共的政策是宽厚的、具体的，照顾到台湾各方面的利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台湾媒体和民众表示，国民党对谈判不必“深闭固拒”，国共和谈不失为国家统一之手段，“不妨一试”。
在建国32周年前夕，叶剑英对这一方针做了进一步的阐明，他再次真挚地表示：“希望国民党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为列祖列宗争光，为子孙后代造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新的光辉篇章！。”122此次讲话公布后，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人士及许多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叶剑英委员长的讲话，不仅代表了祖国人民希望统一的愿望，也反映了海外侨胞的期盼，台湾和大陆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伟业，台湾的出路离不开大陆这个母体。一些海外报刊也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叶剑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的讲话，有的还发表了评论。如新加坡《海峡时报》10月2日发表评论说：“叶剑英谈话提出的建议同中国以前发表的有关谈话精神是一致的。这一次，把这个问题较好地归纳在一项有九点内容的计划里，对台湾人更富有吸引力。”123
同时，人们也希望台湾当局能认同这些政策和方针，尽早实现第三次合作，完成统一。如蒋经国的表侄王思浩就希望台湾当局能顺应民心，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提议，他说：“蒋家亲属留在大陆的为数很少，我是其中一名，解放时只有十几岁。三十多年来，共产党把我这个无知的小孩子培养成了新中国的大学生，还当上了工程师。我的亲身经历足以说明：共产党是讲信用、讲道义的。我确信，只要台湾当局能够起而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倡仪，祖国的统一，亲人的团聚就一定能够尽快实现。”124而1982年廖承志在致蒋经国函中也写道：“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125
这一切都说明，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通过国共第三次合作，从而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
（三）以“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政策的提出
为进一步推动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及解决港、澳、台回归问题，邓小理适时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理论新政策。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思。“一国两制”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原理，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在我国的一大创举。根据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历史和现状，允许在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则下，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大陆主体是社会主义，港、澳、台是资本主义。这就充分照顾了港、澳、台各方面人士的愿望，有利于维护祖国领土的统一完整。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亚大学教授杨力宇时，根据“一国两制”的设想，更深入、更具体、更详细地论述了大陆与台湾统一的相关问题。邓小平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就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邓小平又就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下的特别行政区，具有的特殊权力作了分析，他说：“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同时，邓小平还考虑到有些具体问题，国共两党必须进行协商谈判，因此对双方以什么身份地位来商谈也作了分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126
邓小平的讲话集中表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国民党在就第三次合作进行谈判时的身份问题。如果从国共两党党员的数量和管辖的地域看，共产党是大党，国民党是小党。但国共两党在商谈第三次合作的统一问题时，没有大党小党之分。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平等的政党之间的关系，党与党平等友好的商谈，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第二，统一以后，国民党的地位及台湾社会制度问题。大陆与台湾统一后国民党仍然存在，正常行使一切党务，共产党决不消灭国民党。而实行此政策，台湾同胞也可以看到“四个不变”——现行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制度不变；现有的生活方式不变；现有的一切政治经济权利不变；与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统一后的台湾虽然是中央政府属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但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相比，则具有特殊的优越特权。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后，中央政府不仅要设立办事处，还派驻人民解放军捍卫主权。而台湾回归祖国后，既不派行政人员去也不派军队去，而且中央政府给台湾留有席位，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这有力地证明，台湾不但未失去丝毫的权利，反而增加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中的权力。可以说，这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兼顾台湾同胞渴望社会稳定的两全之策。国共之间要促成第三次合作，必须求同存异，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故而你不用资本主义来统一我，我也不用社会主义统一你，互不伤害，谁也不吃掉谁的“一国两制”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二、国民党及台湾社会对“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态度
（一）国民党由试探、接触转向反对、拒绝
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诚意，在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是知道的，但毕竟国家统一、台湾回归是重大事件，他不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作出有利于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决策，然而并不排除有试探性地秘密举动。
1956年7月1日，就在周恩来“6·28”讲话三天后，一位神秘人物风尘仆仆地从香港北上，出现在北京。这位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曹聚仁当时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名嗓海外。他是浙江省浦江县人，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他虽说是个做学问的文化人，却与国民党的高层人物有的交情。他是国民党元老章太炎的高足，还是鲁迅的朋友，著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他在抗战时期担任中央通讯社记者，常用到新四军战地采访，成为叶挺的上宾，并与陈毅结成至交。后来在赣南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与蒋经国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当年蒋经国曾说：“知我者，曹公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蒋经国派一位姓王的与曹聚仁联系，希望他到北京去一次，使曹聚仁成为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居中调解人。
曹聚仁回到大陆后，即受到了中共的热情接待。7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邵子力、张治中出席作陪。在谈话中，曹聚仁就十几天前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发言上谈到的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时，周恩来即答道：“和平解放台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127周恩来的话使曹聚仁深受鼓舞，他当即表示：身为炎黄子孙，当为国共重开谈判尽力奔走，多做工作，决不推辞。2个多月后，即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在谈到国共合作，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认，对蒋介石在些历史时期的作用，还是可以肯定的，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毛泽东的一番谈话，使曹聚仁更加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谈判的态度。回到香港后，很快将其在北京和中共领导接触的情况详细转告了方面，并静等台湾的消息。
此时，台湾的政局很不平静。10月31日，以“宣扬民主、自由、反共”为宗旨，深受胡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由当时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雷震为发行人的政治性刊物《自由中国》刊出为蒋介石祝寿专号，发表胡适、蒋匀田、陈启天、陶百川、徐道邻、雷震、夏道天等人的15篇文章和社论，要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要确立“责任内阁制”，不要一切由“总统”决定，劝告茶杯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元首，并强烈要求保证言论自由，实行民主宪政，改革台湾经济与国防制度，在台湾引起巨大轰动。胡适等人的做法无疑是充当了华盛顿“换马”阴谋的急先锋和吹鼓手。与此同时，早在1948年2月就提出“台湾独立”而被现在民进党人尊为“台独之父”的台湾人廖文毅与廖文奎在美国与日本政府庇护下，在日本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其“国旗”竟是一个大太阳旁边附加一弯新月，而年号也不用中华民国的年号，而是用日本昭和纪年，每逢集会讲日本话，唱日本歌。他们心目中的“台湾独立建国”只不过是把台湾建成一个日本的“卫星国”，妄图重演“满洲国”的历史。这一系列的事件显然对国民党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密切关注着台湾政局的中国共产党适时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从民族大义出发有力地声援了蒋介石。此举使得处于“内忧外患”的蒋介石决定派人前往北京，针对中共发起的和平统一攻势，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以打开国共僵持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