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在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21日，会议通过《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国民党在这些文件中，虽然没有自我否定过去的错误政策，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没有制定坚定的抗日方针，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政策已经开始转变。在其《宣言》中不仅首次提出“和平统一与停止内战”的主张，还明确指出：和平统一之目的“在集中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力量，以排除当前之国难，且进一步以踏入于民权主义之大道”，停止内战“谓在同一主义之下，意见之分歧，不取决于武力，而取于商榷”。强调：“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况当此外侮存至，为国民者，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万不可惑于阶级斗争之说，以自析其团结。”要求把“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识“普及于全国”。1032月24日，蒋介石又发表谈话，就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等问题，部分地答复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四、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建立
（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建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紧要时刻。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指出：“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104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后重申有关合作抗日的庄严立场，使国民党蒋介石转变了对日本不抵抗和对共产党不合作的错误政策。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105这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相隔六年后，蒋介石第一次公开表示要抗日，比之过去不愿、不谈抗日有了明显的进步。蒋介石愿意抗日，与中共在抗日问题上有了共同语言，表明他向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目标迈出了新步伐。
趁此时机，7月15日中共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蒋介石，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宣言再次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的三项基本主张：（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展民族革命战争，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制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此外，在《宣言》中还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2月提出的四项保证。之后，为最终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周恩来等与国民党蒋介石等人就两党合作抗日的相关问题，特别是红军改编的问题在庐山多次谈判。这时，日寇又加紧了对中国侵略，1937年8月13日，日军对上海猖狂进攻，战争形势极为严峻。日寇新的进攻，不仅严重打击了蒋介石政府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使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受到侵犯。8月14日，国民党外交部发表了抗战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1068月15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1937年8月19日，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同意了中国共产党的方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八路军的各级军官由中国共产党任命，国民党不能派任官员。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谈话中表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所举诸项，均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在存亡危急之秋，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在这里，蒋介石虽然既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把同共产党的合作说成是“接纳”；也没有对自己及国民党政府的不抗日行为作必要的自我批评，但是，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公开表示了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标志着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因此，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107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因此举国一致，实行抗战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共合作正顺应了这股历史潮流，符合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倡导与推动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发表了《八一宣言》，重申了这一主张；同年12月，又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此后还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调整了对蒋介石的方针，制定了有利于团结与发动全国各族人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最终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再度实现。
中国革命自1924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形势起着决定的作用。抗战开始时，国民党掌握着国家政权，是全国最大的政党，又有200万军队。因此，国民党领导人是否愿意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共抗日，关乎国家存亡。而中国共产党则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所以，只有国共合作才能推动革命前进，才能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108
（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特点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同当时欧洲的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成分的广泛性和力量的不平衡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亲英、美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未曾有过的，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极为广泛的。但其内部各成员的力量却极不平衡，存在着尖锐的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进步、中间、顽固三种不同的势力。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在抗战中有不同的态度。国共两党是经历了十年内战之后的重新携手，此时的国民党一方面要抗日，另一方面仍想限制、削弱以至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而共产党在接受过去教训和基础上已经成熟，对自己的合作者不能不时刻保持着戒备。这种合作是带有阶级对抗性的合作，包含着严重的斗争。
第二，两个政权、两支军队的合作。国共两党各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这一点同当时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有相似之处，但不同于法国人民阵线，也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是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形成的。历史经验证明，它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没有自己的地位，就没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时，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国共双方必然会在军队与政权问题上存在着尖锐斗争，甚至会以武装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三，它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国共合作抗战八年，但始终无固定的组织形式，无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这种合作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在外国历史上亦难找到先例。故而周恩来把这种合作形式称为“东方形式”。
这种不特殊的合作局面，是国民党蒋介石造成的。在组织形式上，中国共产党曾提出采取采取民族联盟的形式进行合作，即按民主原则，由各党派选出若干代表，成立中央与地方的委员会，依据共同纲领进行工作。参加的各党派，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而蒋介石却提出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在没有共同纲领的情况下，不仅要以他为主席，而且他还要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关于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但都未能得到国民党的承认。以后，中共又提出由国共两党发表合作宣言，又被蒋介石拒绝。而对于第一次合作时的共同纲领“三民主义”，此时的国共两党对其的认识和解释则已完全不同，所以“三民主义”最终也未能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共同政治纲领。
由于上述情况，国共双方的合作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来处理，即遇事协商、临时约见的办法，这就使得第二次国共合作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第四，它处于有利而又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处的国际环境，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较，有很大的区别。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仇视中国革命的，最后它们联合起来扼杀了中国革命。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是支持中国抗战的。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侵犯了它们的在华利益，因而与日本的矛盾尖锐化，故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抗战，不赞成国共分裂，这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但这时国际方面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美、英等国既与日本有矛盾的一面，又与日本有妥协的一面，它们总想把日本引去攻打苏联，以避免日本南进与它们作战。这在一定时期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倾向，是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不利的。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虽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但面临着许多艰难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关键是如何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矛盾的关系。这决定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巩固，决定着是否能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熟地、高超地、巧妙地、出色地制定了解决各种矛盾的政策和策略原则。
1940年3月和1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两篇重要文章。针对国民党政府在1939年后掀起的反共浪潮，文章中指出：为了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109
毛泽东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统一战线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和派别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反共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进步势力。就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对进步势力要大力发展，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是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就是放手发动一切革命群众运动和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这是我们斗争的立足点。“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拨的基础。”110因此，发展进步势力是三个环节的中心一环。
中间势力。主要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三部分人。他们是动摇于进步势力与顽固势力之间的一种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争取他们。
中间势力中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他们害怕土地革命。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其中有些人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参加，有些则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则可以表示勉强的中立。地方实力派，则除共同抗日外，只能在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暂时中立立场。中间势力，对于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决不能抛弃他们，只能采取措施，全力争取他们，以壮大革命力量。因此，如需争取他们继续站在抗日这同一条战线上，就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我们要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我们同顽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甚至成为顽固势力的同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