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政府部门组织企业家，前往东南亚国家考察、洽谈，增进相互间企业接触和企业对东南亚市场的接触。此种形式是大家所熟悉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效的。
5.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际研讨会”和我与东南亚十国分别召开双边企业经贸合作研讨会作为中国与东盟联委会基金项目，每年召开一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际研讨会”可深入探讨设区问题，推动设区；双边企业经贸合作研讨会可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有利于加快经济融合。
6.实施优惠政策，积极推动我企业开展与我接壤的越、缅、老的投资和贸易，其中对云南姐告边境贸易区（去年国家计委批复设立）要抓好政策落实，促其发挥作用。
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均有许多商会、行业公会等非政府组织，绝大多数企业加入了有关商会。这些组织具有工作的灵活性和桥梁性、组织成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政府利用其，可了解企业所思所想，引导企业经营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南亚国家分别成立了由我已进入企业组成的中国商会，我驻东南亚使馆商务处应积极发挥其作用。
中国与东盟商务理事会已于2001年11月8日成立，这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商会之间形成机制性合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设区中应积极发挥其作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商会之间应建立广泛、密切、长期的合作关系，可共同举办促进经贸合作的研讨会、展销会、洽谈会、招商会、论坛，为企业广开通商之路。同时，应经常、及时地为其会员企业提供商务信息，为企业提供中介服务，向政府部门反映经贸合作中的问题和提出建议，为政府当好助手和参谋。
三、强化企业的东南亚意识
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府一致同意设区这一信号，对双方企业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预示着中国与东南亚这一相邻地区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将进入一个突破性的新阶段，预示着区域贸易一体化将大大提高区内的贸易量，从而减少将鸡蛋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的风险，预示着相互间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调整将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展开。这些均为相互间企业经贸合作提供了更新、更多的机遇。
虽然设立自由贸易区需要有个五至十年的时间，但这也正是一个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的过程，是个经济日益融合的过程。对此，政府应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来强化我国企业家在对外发展中的“东南亚意识”，使其在经营发展战略上考虑到自由贸易区在设立过程中和设立后带来的挑战和机会，从而能顺势取利。
七、中国与非洲“兄弟”般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巩固和发展，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形成了患难与共、平等互利、真诚友好、全面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
至1999年，双边关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1949—1979年）。
中国与广大非洲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基础上，相互同情，相互尊重，中非关系生机勃勃，牢固坚实，其主要特点是：1.中国政府和人民深切同情并积极声援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事业，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了有力的支持。2.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受到帝国主义封锁和压力的情况下，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无私援助，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巩固独立，为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尤以坦赞铁路闻名于世。3.非洲国家在政治上与中国密切合作，积极支持我国统一大业和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后期（1979～1999年）。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剧变，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形势的两大主流，中国与非洲也随之进入全力以赴发展经济的新时期，中非关系更趋成熟和务实：1.高层互访增多，政治关系深化。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访非，江主席1996年访非时，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非国家关系的五点原则建议，掀开了中非友好关系的新篇章。近10年来，非洲共有46位总统、1位国王、17位总理访华。2.中国和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继续相互同情和支持，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非洲国家支持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同西方进行斗争，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为非洲国家仗义执言，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权益的斗争，推动国际社会更多关心非洲，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国家的维和行动。3.中非经贸关系由单一的政府间官方援助向形式多样、互利合作方向发展，增加了合资企业、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管理合作等新形式。中国政府还从1995年起，向非洲国家提供政府贴息优惠贷款，鼓励和推动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对援外项目进行合资合作。1999年中非贸易总额达65亿美元。4.中非文教卫生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中国除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教育、卫生、军事和科技人员的培训外，还增加了对非洲经济管理人员和外交人员的培训。
八、中国大胆的“走出去”
自从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南亚的国家就以既抱着希望，也抱着害怕的眼光求助中国。希望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她的十二亿人口等等都将可能使中国成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害怕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将从邻居国家吸引走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意识到了这些邻居国家对自己的害怕，并且已经从自己的角度开始考虑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考虑减轻东南亚邻国的担忧
中国为此作出的重大行动之一就是呼吁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中国来说，这个联盟中最重要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度尼西亚因为它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它的领土之大、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之丰富。
中国采取的第二个重大行动就是政府鼓励中国公司“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和承包重大工程和建设项目。让中国的公司适应在全球环境中运作对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向外国资本和竞争者开放市场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中国政府鼓励的在海外进行能源业的投资将帮助中国满足不断扩张的经济对资源的需要，同时可以让中国有一个控制燃料的手段。
“走出去”的战略也可以帮助实现中国的政治目的。它帮助中国让世界，包括东南亚邻国相信，中国不仅仅从这些邻国中吸引走资本和就业机会，而且也可能向这些邻国投入资本。在亚洲，中国和美国似乎在日益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而竞争，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绝对规模上还很小，但确实可以帮助中国只衡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影响力，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力正在因为美国试图将反恐怖战争扩张到东南亚地区而在日益增长。
然而，对于具体的中国公司来说，两个因素仍然在制约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一个是世界别的地方市场的吸引力。中国的公司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拉丁美洲，北美洲和欧洲。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东南亚邻国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是如何对待中国人的。例如，1998年印度尼西亚动乱中中国人成为暴力目标损害了印度尼西亚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中国资本的“走出去”战略
中国已经制订了投资海外以确保自然资源供应、并向外界表明它不仅仅是能够吸收外国投资的战略。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制订得正是时候，虽然双方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机场起飞的DC-10型飞机每星期两次飞往中国的工业城市广州。从2001年12月开始，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起飞到中国广州的直达航班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亚洲新兴大国之间不断加强的经济关系的一个例子。
在经过了35年之后，中国的中国银行将在雅加达重新开设之行，着眼于获得印度尼西亚改善基础设施合同，中国的勘察人员已经制订修建桥梁和铁路的计划。雅加达也希望吸引正在日益富裕的中国人前往印尼旅游。经常在上海和雅加达之间来往的印尼著名经济学家。MariPangestu说，“在最近的两年中，双方的兴趣不断加强。对于印尼来说，这是一个迟到的觉醒。”
对于中国，进入印尼市场——世界上人口第四大的国家和东南亚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表明中国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经济大国的成熟。北京从来没有隐藏自己在全球的雄心。在2001年提出的5年计划中，总理朱镕基提出中国需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的绝对规模还不是很大，但是，其增长速度却很高。1999年，中国政府批准的在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是7200万美元，2000年中国政府批准的新投资是10800万美元，增长了50％。由于中国越来越多的公司绕过政府的外汇管制而进行投资，因此中国在该地区投资的数量实际上比中国政府公布的大得多。
中国在该地区投资的增长表明中国对自然资源的无法满足的胃口和中国公司的日益增长的自信心。这预示中国在该地区将有着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意味日本和美国作为该地区唯一经济增长火车头的时代已开始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