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简论拙诗的文章，我以为谈得中肯，有独到的见解。近十多年来，一般论者多认为我的晚年的诗较早年的诗写得深厚与宽广些，早年的诗不算成熟（主要指艺术的轰现手法）。我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你在《简论》中说我早年的诗并不比中年的诗差，你说的是“中年”，我的理解也包括8年代前后的作品，你说那些诗自有“动人之处”。引起我深深的思考，猛地一下触到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个个痛点、这些庄严的人生意象，是我当年的许多小诗的命脉之所在，—想到《爱》、《在牢狱》、《落雪的夜》、《春天》、《默悼》、《石像》等诗，几天几夜都无法平静下来，它们都连着我的心。那些小小的诗，绝没有虚构的成分（从情节到感情），更没有有意施展什么技巧。那些诗的生成，甚至可以说与任何技巧都无关，当时连想都不想写诗还需考虑什么技巧的问题。诗里如若出现了虚拟的带有装饰性的词语感到是对诗的亵渎行为。这种心态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我。因此，对于如“制作”，“试验”，“营造”等谈创作的某些词语，我一直不能接受，与我的创作实际体验难有相通之处。这是不是我的致命的弱点，太牯着于个人的生命体验？我多次反复（尽力冷静地）思考过这个严肃的问题，还是不能进入“学术的高度”（一位评论家对我的提示）审视自己的诗。你在简论中提到的那些诗，我一直不承认是通常意义上的“习作”，是所谓审美初级阶段的低层次的东西。回顾起来，那些小诗的生命是我一生中最心痛最鲜亮最沉重最神圣的经历的显现。
我的确不是学院型的诗人，我不是完全凭藉文化知识而写诗。尽管这许多年（少说已有二十年）我努力地一本本地读了不少经典性的著作，如学生一般的虔诚，也从中得到了启迪，使自己的创作在不丧失个人体验的情况下，对照着自己的诗进行过多次的检点，有些近作也的确吸收了不少的滋养，如《梦游》、《三危山下一片梦境》等诗。但我的近十年来写的诗，与早年写的诗还是一脉相通的。我的人与诗都十分的顽固。
你的《简论》不但引起我许多思考，还给我以清醒的力量。谢谢。
1997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