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
方向已经指明。我们不怕承认他人的优点，当然也决不盲目接受外国的东西。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一定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人类文明所积累的一切文化、科学、技术的知识，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杠杆。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尽管还会有几撮芜秽的黄土岗，不免有城狐社鼠出没，还会有几条恶浊的污水沟，其中有积垢尘滓腐酵，但我们坚信：历史的车轮将无情地驰过一切障碍，能把祖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应该而且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
历史的新时期在向我们招手：走向世界，振兴中华！
（一九八一年第十二期《读书》）
走向世界的艰辛历程
柯安（李侃）
工余之暇，顺手翻阅友人见赠的六本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从各书后面开列的书目中得知，这套丛书将陆续出版六十种。
其初原想知道这丛书究竟都写了些甚么事物。不料开卷之后，就被吸引住了。这倒不因为这些书的内容特别新奇或有甚么深奥的哲理，而是因为它在给了我许多历史知识的同时，还给了我历史的启示。掩卷遐思，深感编者目光敏锐，用意深远。这套丛书可以说是内容并不新奇的“奇书”。
或许编者钟叔河先生拣选这六种书寄惠有其一定的意思。以时间而论，它包括了从同治七、八年（一八六八—一八六九）随蒲安臣使团出国的张德彝所写的《欧美环游记》即“再述奇”和同治九年至十一年他随使法国时写的《随使法国记》即“三述奇”（此人于同治五年即随赫德·斌椿游历欧洲，并写了《航海述奇》四卷），光绪二年（一八七六）中国第一次向西方国家派遣外交使节出国时，充当郭嵩焘出使英法和随后转任驻法国和驻西班牙使馆参赞黎庶昌所写的《西洋杂志》，光绪三年到光绪五年在驻日使馆参赞任上黄遵宪写的《日本杂事诗广注》，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和宣统二年（一九一〇）钱恂的夫人单士厘前后所写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就是说这六种书记录了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三十多年中国人“走向世界”和认识世界的历程。以国家来说，这六种书记述了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美国、日本、俄国、意大利等各国的山川风物、社会情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等情况。从各书作者的思想政治倾向而言，他们有同文馆出身的旗人职业外交官张德彝，有科举出身的顽固派官僚、出使后思想有所转变的刘锡鸿，有立志改革并积极参与维新运动的进步思想家、爱国诗人黄遵宪，有曾国藩的重要幕僚兼得意门生、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黎庶昌，有最早出国的开明进步女作家单士厘。
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七十多年中间，是中国人从与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中惊醒过来，开始睁眼看世界，并且开始向西方学习，逐步走向世界的历史时代。然而，中国“走向世界”的路程却非风平浪静、一往无阻的坦途；而是经过了漫长曲折的艰辛道路。向外国派出外交使团进行考察，向东西方各国派遣外交使节，这并不是清朝当权者本来的愿望，而是外国侵略者用火和剑使得古老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受人欺凌宰割的危境，为了摆脱这种危境，清朝政府才举办“洋务”，才被迫与外国打交道，派出外交使节。这些被派出的外交使节中，有的饱读经书、以卫护“圣道”自命；有的自己并没有甚么明确的政治主张，仅仅是履行公职；有的已开始热心“洋务”，甚至有志于改革。但不管他们的思想有甚么差异，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他们都是陌生的存在。这些人一出国门，接触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事物，就感到中国封建的声名文物与外国比起来未免相形见绌。原来主张“用夏变夷”的开始认识到这种想法的迂阔偏执了；原来关心时务、主张改革的，就更认为中国非改弦更张不可了。于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记述他们在旅外期间的所见所闻，所受所感。这就是这套《走向世界丛书》的基本内容。时隔一百多年以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驱者们，以及这套丛书的作者们，已经结束了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正以崭新的姿态开创自己新的历史时代。然而历史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所有为中国的独立富强，为中国走向世界而付出劳绩的前人也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何况这套《走向世界丛书》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套丛书，从选题的确定，版本的选择，乃至图片的采用，都经过细心的处理。特别是编者钟叔河，在他写的总序中，对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用意和宗旨作了言简意赅的说明。同时，又以其具体的事实、透彻的分析，在每篇前面写了一篇介绍评论本书的作者生平、写作的时代背景以及本书重要内容、思想特点的文章。每篇评介文章，都是卓有见地的论文。这套丛书受到了读者的重视是十分自然的事。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香港《大公报》）
新翻印的旧游记
王德祥
《走向世界丛书》名字是新的，书是旧的。
书的价值当然不以新旧来区分。有的书越新越好，例如《百科全书》，新版本收入最新知识，当然比旧的好。有的书却因为它古旧而更值钱。《诗三百篇》是永垂不朽的三千年前作品，今天谁家里如能找出一本宋椠或元刻的《诗经》，那真是个无价之宝。
《走向世界丛书》到目前为止共出了十九种，都是清朝末年一些外交官员写的访问西方国家的游记，所介绍的西方知识，都是上一世纪的，所谈“世局”也都是早已成为历史，很难说它有什么大价值了。然而，湖南人民出版社却有眼光、有魄力翻印这套旧书，书一出来，大受欢迎。
这套我们祖父辈读过的书，对于中国今天的年轻人有什么教益呢？它的受欢迎，又说明什么问题？笔者愚见，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大陆出生的孩子，生活在相当于清朝“闭关自守”的时代，他们除了能读到两位长着大把胡子的“马克思爷爷”和“恩格斯爷爷”的书以外，几乎读不到有关中国以外的世界知识——无论新的、旧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在人民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西方自由世界”也就是“血淋淋的吃人的社会”。至于西方国家工业发达，物质丰富，虽然也粗略知道一点，但“我们也卫星上天了呀”，“我们也有长江大桥呀”。人们对外部世界知得甚少，盲目自大妨碍了自己进步。中共有头脑的领导人在打倒“四人帮”之后，采取开放政策，改变闭关自守的状况，以有利于中国实现“四化”。一时出不了许多介绍当代西方情况的书籍，上一世纪打开通往西方窗户的人们的作品，大可应一时之急，看来正是这种时代要求使这套书受到欢迎。
《走向世界丛书》所收多是鸦片战争后，清朝出使欧美和日本的外交官见闻录（少数几种是政治逃亡者著作）。已出的十九种，计有：
容闳：《西学东渐记》
斌椿：《乘槎笔记》
谢清高：《海录》
志刚：《初使泰西记》
曾纪泽：《使西日记》
李风苞：《使德日记》
徐建寅：《欧游杂录》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一）》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
黎庶昌：《西洋杂志》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
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
刘锡鸿：《英轺私记》
张德彝：《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随使法国记》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
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归潜记》
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士、爱好轶闻掌故的读者，可以从这些游记、日记中得到不少资料，找到不少乐趣。这里转录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两段话，供读者了解这类书所述的大概内容。
“纽约之最大旅馆，其上等房位，每日百五十元（合墨西歌银三百余元）。房中陈设，皆法前王路易第十四宫中物云。李文忠（李鸿章）游美时住此馆，但仅住二等房位耳，每日七十五元。其参随辈，皆住三四等以下云。以中国第一等地位之人，而作纽约第二等客，一笑。”
这些记录很有史料价值。八十年前纽约头等旅馆每日租金一百五十元，其豪华可以想见。李鸿章（这位被骂作“卖国者”的人）没有拿中国人民的血汗作“一掷千金”的享受，“以中国一等地位之人而作纽约二等客”，梁启超（这位“爱国者”）认为“可笑”。李氏的行为、梁氏的思想都记录在纸上。再录一段：
“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按，此指梁氏会见之哈利逊其人）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墨子所谓强聒不舍，庶乎近之矣。其于麦克士（法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按，指马克思，应为德国人）之著书，崇拜之，信奉之，亦与彼传教者相类。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天下唯迷信力为最强，社会主义之蔓延于世界，亦宜。……哈氏言，日本人入党者已有九百余人，而中国尚无一。（以余所闻，在美洲有余君表进者，社会主义党员之一人也，余君亲为余言之，特未能为该党有所尽力耳。想曾入党者尚不止此数，哈氏或未确知耳。）”
据梁启超这一条记录，我们知道：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麦克士）名字和社会主义的，不始于一九一八年李大钊所写的《庶民的胜利》一文，恐怕梁氏所记亦早于朱执信在日本写的登载于《民报》上介绍麦克士主义的文章。此外，还知道在中共成立之前廿多年，至少已经有一个名叫余表进的中国人成为社会主义党的党员。这些历史上的事实，在大陆不仅年轻人不知道，恐怕现在“年过半百”的人也少有人知道了。
湖南人民出版社挖出这些老古董，重印出来，我说它有眼光有魄力，的确不是过分捧场的话。具体建议并主编这套丛书的是名叫钟叔河的编辑先生。关于此人，不可不作一介绍。
先说这套丛书出版后，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写信给他，给予热情支持。钱钟书的信上说：“章实斋论史学，于刘子玄所谓三长中独重识；弟读尊编，即倾倒兄之卓识明见，而博采穷搜之学力又足以相副。”杨宪益在信中说：“您写的专文（指各书卷首《文与其人》一文）如果集成一册，翻译出来，我看是会受人欢迎的。”萧乾、黎澍以及外国专家白霞等都给编者写了信，表示赞赏。英国海涅曼公司表示愿意用英文出版钟叔河写的书。
这位编辑先生——钟叔河，学历是“高中肄业”，所受正规教育并不完全。他是靠自己广泛而认真地读书获得多方面知识的，从文史到生物学，到大众天文学，他都涉猎。一九四九年，他离开学校到一家报馆工作。一九五七年那场“反右”政治风景，把他刮倒在地。一本三十二开本、一百二十八页、用五号字排印的叫作“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小册子，写着他“铁证如山”的“罪过”。钟叔河被开除公职，排除出知识分子队伍，以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和家庭。这不算什么苦。苦的是一九七〇年三月（“文革”期间）他突然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十年有期徒刑。“判决书”除重列“反右”运动时钟叔河的言论外，加上一句：“不思悔改，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他的“现行反革命罪”了。这样，他就和潘汉年等重大“政治犯”在一个劳改队服刑。“劳改队”是“专政”机器，当然不是仁慈的地方，他从此要找书读就困难了。但他除了学会做搬运工、木模工、化学工、电镀工、制图员等之外，还是读了能得到的《资治通鉴》等许多种史籍和杂书。
对那本一百二十八页的所谓批判钟叔河“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小册子，有人说，有了这本小册子，钟叔河的任何复查、甄别都不可能了。有人则说，凭着这本小册子，钟叔河被打成“右派”的错误一定要改正，自不待言。
当年二十多岁的青年钟叔河写下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的产物，不随时修正就不能保持正确。列宁把它修正了一次，但列宁的时代也过去三十多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又把它修正了一次，可是原来斯大林都不承认。现在证明，南斯拉夫的修正是对的，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如果不准修正，就会僵化，变成教条，反而要束缚人的思想。”初生之犊不怕虎，钟叔河鼓吹修正马克思主义，在五七年时，那还了得！在其后十多年实行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时，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只字未提“修正马克思主义”都被打成“刘修”的日子里，钟叔河的“修正主义罪行”不更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吗？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了七十年代末，对待钟叔河的错误判决终于改正过来了。钟叔河重新拿起他的笔，做他的编辑工作。《走向世界丛书》这一套旧书的翻印出版，是在他的创议和主持下所取得的成果。每本书前由他执笔写一篇“文与其人”的评论性导言，引导读者取得“旧书新读”之效。钟叔河实有“述往事，思来者”的用心。
（一九八三年六月纽约《中报》）
文化播种人——钟叔河
黄俊东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以来，海外及港台读书界，对中国大陆近年涌现的一些探索、反思的书籍是否能继续出版下去，很表关注。
以套书为例，最受读书界推崇的《走向未来丛书》和《走向世界丛书》，均后继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