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欧洲在中世纪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兴起了。恩格斯说得好，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伴随着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民主要求，自然科学向神学提出挑战，拒绝充当教会的恭顺婢女，和觉醒的现代哲学携手并进。中国却为东方专制主义所窒息，而以蜗牛的步履蠕动着。有识之士预感将有天崩地解的剧变，跂踵而望，在经传八股之外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于是转而面向世界。
第三次浪潮余波复起时，一六〇〇年（万历二八年）徐光启遇耶稣会士利玛窦于南京，可谓中西文化交接的象征。这时上距哥伦布踏上西印度群岛一〇八年，在瓦斯科·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后一○二年。马克思提醒我们，这些史事“是用血和火的文学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随后东来的欧洲人，有商贾、浪游者及军政界人，还有基督教传教士，中以耶稣会士为主。“人事多错迕”，竟由这些人充当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介绍人！据李之藻《天学初函·题辞》称，他们前后携来西书七千卷；在《译寰有诠序》中又说“载书逾万部”。好学深思的中国人怎么看待这些外国著述呢？《明史·外国列传》的《意大里亚列传》说：
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
为了探求世界的新知识，先进的中国人怀着多么饱满的热忱和激情啊！当时主要学习和翻译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一六○七年），原著具有严密的逻辑推理思想，译文妥恰可信，通畅易懂，成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一块里程碑。
可是，封闭的自然经济和禁锢的专制主义共同阻扼着萌发的生机！徐光启等虽抱“丰衣食、绝饥寒”的利国裕民之志，而边患和内乱此伏彼起，皇朝上层的权力斗争不息，国事日非，没有一块干净土可供译介新知与科学实验之用！到了明亡清兴，康熙皇帝虽然还注重学术，但他限制对外交往，念念不忘的是绝对强化专制主义集权统治。天文历算等科学，建筑绘画等艺术，只容许成为封建主义的藻饰，宫廷消遣的供奉。
二十年前，科学界有位前辈曾将徐光启（一五六二—一六三三）和弗兰西斯·培根（一五六一—一六二六）相提并论，觉得二人同时，培根死后西洋科学有了飞跃发展，而光启身后二三百年科学为什么迄无进展？他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找出答案：在西方“归功于生产”，在东方则归咎于生产不能发展。为什么生产不能发展？问题只回答了一半。
徐光启与培根生年大致同时而所处时代大不相同。培根童稚时发生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谢世时英国国会正向王权挑战，两年后提出“权利请愿书”。西欧封建社会在衰亡中！徐光启生当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强化时期。旧王朝为新王朝取代后，这一趋势仍在进一步加强。我国走向世界的第三次浪潮，最终被腐恶反动的封建主义势力扼抑堵塞了！
东方真是无独有偶。日本德川幕府在一六三九年颁布锁国令；中国清朝前期也采取闭关政策。随着国势窳败，内忧频仍，到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闭关锁国便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七九三年八月，乾隆给英国特使G.马戛尔尼带回的复信最能说明这种态度：“天朝抚有四海”，“无所不有”；“常通消息，实属无益之事”。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是闭关锁国政策的基础。封建专制主义有些什么统治诀窍呢？黎民思想要保持麻木不仁，岁岁年年要弄得不死不活，社会活动要服从于冷酷僵硬的教条，皇帝是最高的绝对主义肉身尊神，边境以外的河山与文化是不可接触的禁区。据说古希腊的雅典暴君，都把海洋视为仇敌。湛蓝翻腾的海洋激发人们的壮怀，走向世界能使人民见闻扩大，智能增进，均不利于旧统治的维持。
然而，中日两国近代的发展却又不同。日本于一八五九年开放神奈川（横滨）、长崎、函馆三埠为自由港，由接纳“兰学”到大规模学习西方，再经过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自下而上的变革，幸而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中国已被封建独断的教条缠束得衰弱而憔悴，在西方资本主义洋枪炮舰的攻击下，一八四二年屈辱地签订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套上沉重的枷锁，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压迫者奴役的开端，反转来成为被压迫者觉醒的起点。广州口外伶仃洋上的炮声，惊醒了一些先进人士。他们尝到盲人瞎马夜半深池的苦果，觉得不能总在圣经贤传的章句中徘徊，开始引颈四顾，从无知进而探求新知。这就是近代史中“开眼看世界”（范文澜语）的时代，也是个“学问饥饿”（梁启超语）的时代。顺应历史的潮流，这时出现了走向世界的第四次浪潮。
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运动的产物。救亡图存的历史要求，强迫人们开始探索民族的出路，如饥如渴地吸收外来文化思潮的营养。这次走向世界浪潮的发动和发展，尽管有着曲折和洄洑，其流向是和时代的脚步相合的。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六十年代通权达变的洋务运动，到九十年代宣传“能变则全、不变则亡”的戊戌维新，再转向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走向世界丛书》，就是第四次浪潮前期的一部分记录。
这部丛书辑集的作品，从各自的角度记下了中国人对十九世纪世界的探求和认识。嘉庆末年谢清高口述的《海录》稍为例外。清高少时随洋船漂海谋生，出入海国十余年，正值法国人民打开巴士底监狱前后，乾隆《四库全书》刚修成。他看到西方殖民者东来吞并滨海小邦，贩卖非洲黑人为奴；他还看到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俗贵富而贱贫，其家富豪，贫者虽兄弟叔侄，皆不敢入其室，不敢与同食”。这是中国人亲历目睹西方社会的开先之作，克服夸诞和偏见的记述，在当时经史子集里所从未讲过的。
已刊的作品中，记载着到国外还看见些什么呢？这里摘录一二：
中国人对欧洲政治风习的最初观察：伦敦公议厅（国会），“各乡公举六百人，共议地方公事。意见不合者，听其辩论。必众议佥同，然后施行，君若相不能强也”。（斌椿：《乘槎笔记》）
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人员，到西班牙听说女王伊丽莎白已于两年前逊位时称：“为君而不能尽君道者，国人不服，则政令有所不行，不得安其位矣。故西国君主，治法不必尽同；而不敢肆志于拂民之情，则有同揆焉。”（志刚：《初使泰西记》）
光绪初年，使臣在瑞士访问上下议院，看到不设总统，“办事则推七人为首，七人之中推一人裁决，定例每岁一易”。“无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黎庶昌《西洋杂志》）
通晓英语的外交家看到欧洲的城市建设，“游观燕息之所”，“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意。与民同乐，则民不怨”。（曾纪泽：《使西日记》）
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实地观察后说：“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征之。”（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
中国女子走出深闺，参观大阪博览会中展出日本教育设施后，痛感我国“尚未注重国民”，“可叹！况无国民，安得有人材？无国民，且不成一社会！中国前途，晨鸡未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
中国的晨鸡也会高唱黎明之曲，来啼破昏夜的黑暗。以上这些见闻和感受，对于道光、咸丰皇帝和西太后那拉氏岂不刺耳绞心么？西太后赏识而优礼的大学士徐桐，遇见洋人就“以扇蔽面”，庚子年焚香祈祷骊山老母下凡“杀尽洋人”。未旋踵间八国联军压境，愚昧自大并不能拯救国家。也还是这个西太后，两年后恬不知耻地下了谕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民脂民膏都捧出来卖了！那些主张走向世界的人，从爱国的见地出发，却体会到应对外国经济侵略和思想渗透有所警觉；有些人还看出西方社会的弊病；有些人在蛮不讲理的帝国主义者面前毫不示弱，据理力争。毋待多言，各书无不带着所处时代的音色，受其自身地位的制约，不免瑕瑜互见。诚如《丛书》总序所说：“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
走向世界的第四次浪潮一泻千里。和前几次浪潮涌起的国情不同，封建中国在各方面都落后了；这时外国成功地建成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和工业革命后的新文化。到本世纪最初十年，留学生运动成为这次浪潮中的激流，风起水涌，山鸣谷应，在思想上和人才上为辛亥革命做了具体的准备。正如孙中山抒述自己出国感受时所说；“见沧海之阔，穷天地之想”，终于打落了威慑中国人民几千年的皇冠！这次激流的涛声，至今还在吴玉章等前辈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回响着。可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篡夺了，帝国主义挟持其卵翼下的封建势力，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梦想。我们的前辈继续前行，走向新的世界，把第四次浪潮推向最高峰，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理论。我们以空前未有的英勇气魄，舍身忘我的战斗精神，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胜利地推进了东方历史的车轮。这波澜壮阔的内容，已不是本丛书所能包括的了。
关于中外关系这一类丛书的编辑，由来已久。这部《走向世界丛书》突破了前人旧辙，将着眼点移向社会政治、科学文化、中国人怎样从中世纪式的昏暗中睁眼展望近代史的晨曦。据总序说，《丛书》以“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作品为主。“有的人主观上虽不怎么追求进步，但所处地位重要，写的书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兴味，只要在政治和涉外方面没有严重问题，也酌予收录。”
这不是简单的旧书重印而已。编者做了大量工作，随处可见其辛勤劳动。首先选题颇费考虑，广搜博览，从七十年三百多种撰述中挑选，岂是易事？今见已刊部分，对每种书及其作者都作了评介。知其人而论其书，介绍文字的特点是敢于评论，摒除成见，不落窠臼，推陈出新。不以今天三岁小孩都知道有人造地球卫星一事，去踏倒前人，而是历史地看待其人其书。至于版本的择取，手稿的访求，字句的校勘，译文的订正，加标点，写小题，依原貌而偶作删削，存资料而两稿合并，对照今昔译名，选刊历史图片，可说是处处想到读者，在在都具匠心。在出版界又担起整理辑印祖国典籍的任务时，这部丛书提供了一个处理的案例。这样纷繁的工作，不会没有可以商榷之处，或存在某些缺陷失误，这应留待广大读者细心品评。对于新事创举，固应鼓掌欢迎，却不需要一律敬酒三杯。看已刊部分的封面装帧，已由设色过浓变得较为清雅，就可看出它在自觉地改进，想必会很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吧。
对编者钟叔河同志，素昧平生，相信他的劳绩会获得社会的肯定。据湘中传来信息，从丁酉年起，二十多年间，他经历了一条险巇而漫长的道路，艰辛备尝，好学不辍。当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并非宝山空归，而呈献出这部很有意义的丛书，祝愿祖国在新长征中振翼起飞。这当然是好样儿的，也是应该这样的！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曾托危崖，餐风饮露，在无望中执着希望，当束手时不甘负手。他们掏出自己的心，高高地举在头上，跪倒在地母的胸怀里吮吸乳汁。生活如此绰约多采，胜似学院寒窗青灯黄卷。石田里居然长出了惹人怜爱的花果，成为那逝去的时代小小的纪念。
我们正站在历史新时期的门槛上。祖国抖擞精神，又一次领略多难兴邦的繁剧和困恼，猛进和欢乐。举目观看：“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人是谁？社会主义现代化！
鲁迅十分赞赏“汉唐气魄”的雄大，提示我们要走向世界，大胆采用外来事物。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很沉痛地说：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到一九三四年，他又批判闭关主义，提倡“拿来主义”，指出必须汲取世界先进文化的营养。细数年华，我们平白地荒废了多少宝贵时光！
现在，我们面临中国历史上走向世界的第五次浪潮，这是充满着无限希望的时代！